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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約465~約532），字彥和，祖籍東莞莒（今山東莒縣），世居京口。南朝齊、梁間文學理論批評家。父尚，越騎校尉。劉勰早孤，笃志好學。家貧不能婚娶，依沙門僧祐居十餘年，因而博通佛籍經論。梁武帝天監初，起家奉朝請，曆任臨川王蕭宏的記室，車騎将軍夏侯詳的倉曹參軍，太末令，南康王蕭績的記室，昭明太子蕭統的通事舍人，步兵校尉等職。在兼任東宮通事舍人期間，為蕭統所賞愛。後奉敕與沙門慧震于定林寺編纂佛經。功成，出家為僧，法名慧地，不到一年而卒。

劉勰

劉勰在文學上最重要的成就，是撰成了《文心雕龍》這部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系統闡述文學理論的傑出著作。該書成于齊代，據《文心雕龍·序志》，他是在三十餘歲時夜夢随孔子南行而開始了該書的寫作，經五六年時間的努力，方得脫稿。書成之初，未為時流所稱，于是他負書候于沈約車前，終于得到了沈約的看重，從而得以行世。

《文心雕龍》共五十篇，分上、下兩編。上編主要論文之樞紐與文體流變，下編主要論文學的創作與批評。作者寫作此書的目的，在于闡明儒家經典之于文學創作雅正的根本原則，以此為準繩，來規範、糾正六朝文學中離經叛道、雕缛浮詭的種種不良風氣。此書雖然并非是專門的詩學著作，但由于詩歌這種文學樣式在中國上古、中古文學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因而在所有闡述文學與現實、文學的内容與形式、文學的創作論、文學的風格論及文學的鑒賞與批評等方面的問題上，實際上對詩歌與詩歌作家皆多有涉及。

《文心雕龍》第六篇《明詩》，作為文體論之首，是這部著作中唯一集中探讨詩歌這種文學樣式的章節，所論包括詩歌的發生、詩歌發展的曆史以及各種詩體的演變等諸多内容，總結了詩歌藝術某些規律性的東西，對中國詩歌史上各個不同的曆史時期所呈現的獨特風貌和代表作家作出了相當精辟的評論。如論詩歌的發生，“人禀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在繼承《禮記·樂記》《詩大序》及陸機《文賦》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物、情關系和詩歌創作自然而然的本質作了深刻的認識，對後世的詩歌理論有着深遠的影響；

論詩歌發展的曆史，自遠古歌謠而至劉宋山水詩，沿革脈絡，曆曆可尋，其中像對《古詩十九首》在五言詩發展中“冠冕”地位的指出，建安詩歌“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特點的概括，正始詩歌“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特色的标舉，都顯示了劉勰獨到的眼光和高尚的藝術品味；

論各種詩體的演變，一方面指出不同的體裁有不同的風格，如四言以“雅潤為本”，五言則“清麗居宗”，一方面又指出“詩有恒裁，思無定位”，要做到“随性适分”，這實在是很難的事。黃侃以為“此數句雖似膚廓，實則為詩之道，已具于此。随性适分’四字，已将古今家數派别不同之故，包舉無遺矣”（範文瀾《文心雕龍注》引）

劉勰的《文心雕龍》對我國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不僅如此，唐人劉知幾還将此書奉為他撰作史學著作《史通》的楷模。除了《文心雕龍》之外，劉勰還寫過一些寺塔及名僧碑志，今僅存《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藝文類聚》卷六十七），另有《滅惑論》一篇（《弘明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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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文心雕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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