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木三分。”對于蒲松齡所作的《聊齋志異》，自古以來，史學家文學家都給予極高的評價。我們都知道，文學作品都是為現實服務的，其中無一不寄托了作者的思想情懷，《聊齋志異》也是如此。然而，在《聊齋志異》中有多處細節，卻隐藏着作者蒲松齡科舉屢次不第的根本原因。

在蒲松齡的代表作《聊齋志異》中，故事情節裡不難看出作者對科舉的批判和嘲諷，但同時也間接表達了他對金榜題名的向往和憧憬。一邊分外渴望功名，一邊屢次不第郁郁不得志，這樣的矛盾也是蒲松齡内心痛苦的根源。

正是因為受到蒲松齡主觀的影響，所以後世的研究者們也常常将《聊齋志異》中有關科舉描寫作為參考，感性的将清朝科舉考場腐敗、衡文不公、有才者名落孫山無人賞識這些因素，自然而然地歸為蒲松齡科舉失敗的主要原因。

但實際上，對于一個朝代來說，以科舉考試來作為人才選拔制度，确實要比之前的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選拔制度要完善許多。雖然說未必完全的公平公正，但整體來說是比較完善和嚴密的人才選拔體系，它給許多出身卑微的有才能之人提供了入仕機會，一旦中舉，可謂是鯉魚跳龍門，命運就此轉折。所以這也就意味着競争無比激烈，尤其是蒲松齡屢次屢敗的鄉試，更是百裡挑一的選拔，其難度完全不亞于現在的“考公”。

但是這一完善的人才選拔制度，并不是對所有人都适合的。正如同現代考試一樣，有的人能力強，但是考試不一定能得高分；有的人能力不出衆，但就非常擅長考試，每次考試都能“超水平發揮”。蒲松齡也是如此，他對于科舉考試的應試能力并不算強。

究其原因，還是要回歸他自身。

清朝科舉制主要是以八股文為主，寫八股文，在文章格式、字數各個方面都有嚴格要求，是明顯的八股定體。究其特點，是以古人語氣立言，體用排偶，命題依照四書五經原文來出題，審題以程朱理學為嚴格标準，不能自由發揮，結構上有固定格式，兩兩相對，起承轉合，形式要求嚴謹，思想上較為束縛，更有着明确的評判标準。

然而通過蒲松齡撰寫《聊齋志異》就可以看出來，他更擅長的是小說題材的風格，由于他常年搜集和創作離奇故事，無意識間培養出來了求異的思維習慣，表現為小說筆法多，形象思維多，富有想象力，善于文藝描摹。盡管文采非常出衆，但他的八股文仍然不過關，不符合科舉制度選拔的标準。

那麼，有人可能會問，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後世會有那麼多人批判科舉制度和八股文呢？

其實，八股文和科舉制度雖然在明清兩代緊密結合，但卻并不完全是一碼事。受到主流思想的影響，八股文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應試的一種形式，但它也僅僅是科舉考試的一塊“敲門磚”，中舉之後就可以将它抛棄，之後再也用不到。八股文雖然形式嚴謹，但卻在思想上有着很大的限制和束縛，并沒有什麼實際用途，隻是一種應試文體而已。所以後人對于科舉制度的批評，很大程度上隻是針對明清兩代的八股取士法，并不是針對科舉制度本身。

世上有很多事情可以通過努力改變，但也有一些東西，是後天無法更改的。

比如蒲松齡自身的小說家氣質和寫作風格。

我們所熟知的蒲松齡，又叫做聊齋先生。他多次科考不中，就開了一家茶館，免費給來往的人提供茶水喝，但要求别人講一個奇異故事。多年來搜集的奇異鬼怪故事，都變成了他創作的素材。

或許是由于多年來他自身的經曆，形成了《聊齋志異》中他所體現出來的寫作風格。但在筆者看來，他自身無法抑制的豐富想象力，以及對那些素材加工和修飾描寫出來故事的感性能力，都是他自身具備與生俱來的。

就像有很多學者提出的，蒲松齡之所以屢次不能中第，是因為他主觀上和科舉制度不能相适應，他自身所攜帶的小說家氣質和當時社會環境所形成的思維方式，以及科舉制度所要求的思維方式是恰恰相反的。

深入探讨他的文章會發現，雖然他寫文章的研究立場非常有新意，但是例證很少，而且對八股的分析存在一些主觀上的問題，這些問題恰好是科舉考試無法成功的要點。

如果他意識到了自身與科舉選拔存在的這些問題，可以有意識地更正，或者朝着科舉八股文的方向去有意靠攏，說不定還有中舉與獲取功名的可能。然而蒲松齡好像并沒有意識到自身的這些問題。

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蒲松齡雖然努力那麼多年，都沒有考取自己夢想的功名，但他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用來撰寫的《聊齋志異》，也讓他的文學成就在曆史上留名，像一顆璀璨的明星，并未随着曆史的湮沒而蒙塵。

作者：我方團隊月落星沉

參考資料：蒲松齡《聊齋志異》、于紅慧《從<聊齋志異>看蒲松齡科舉不第的内在原因》、王志民在《蒲松齡屢試不第原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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