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一個名副其實的“英雄不問出處”的時代。

楚國大夫伍舉因嶽丈犯事害怕被牽連，便遠離故土，準備逃到晉國去。途中遇到好友、蔡國大夫聲子，聲子答應幫他回到楚國。聲子到楚地之後，楚國令尹子木問他：“晉國大夫與楚國大夫哪一方更賢德？”聲子回答說：“晉國大夫比不上楚國大夫！”為什麼？他接着說：“晉國雖然有很多人才，但這些人才都是楚國培養出來的。”子木立馬感覺到一股諷刺的氣息，于是下令恢複伍舉的職位，将他接回楚國。這是春秋時期的事。

到了戰國時期，齊國的孟嘗君出使秦國，被秦昭王扣留。他手下的兩個食客，一個裝狗偷得昭王愛妾喜歡的狐白裘，讓她在昭王面前替孟嘗君求情，使秦王釋放了孟嘗君。另一個學雞叫，騙開緊閉的函谷關城門，讓孟嘗君得以逃回齊國。

整個春秋戰國，各諸侯國之間的殘酷競賽摧毀了西周的宗法制，原來靠血脈世襲的權力正向那些真正有能耐的人手中轉移，才華變成了最好的通行證。所以有了“楚材晉用”和“雞鳴狗盜”這樣的故事。

“楚材晉用”的背後，是精英們已經打破了地域的枷鎖。孔子對故鄉魯國就并非忠貞不渝，而是周遊列國将自己的才華當成商品一樣兜售，所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這屬于社會常規，蘇秦、張儀、孫武、孫膑、龐涓、樂毅、吳起、伍子胥、李悝、商鞅、呂不韋、李斯、韓非等等，都曾到各國應聘，成就了一番事業。精英中例外的似乎隻有屈原，而他最後的結局還是被楚國抛棄。

“雞鳴狗盜”則說明，整個天下，上到諸侯國，下到卿大夫，都拒絕了“世卿世祿”的政治，而接受了精英政治。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崛起，社會階層、職業行當，甚至人格上的弱點，也都不那麼重要了，隻要有用，雞鳴狗盜這類技能也會進入當權者的視野并發揮功用。

當以才華為導向的精英政治确立下來之後，曆朝曆代一直鼓勵、征召有才華的人參政，強調精英們要承擔責任，“任重而道遠”，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是曆史的常态是，當權者和人才，就像太陽和月亮，能夠見面的日子似乎可遇不可求。敞開大門的當權者感慨人才難得，草莽之中的英雄抱怨懷才不遇。

唐朝的韓愈說：“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他的邏輯是，精英政治的關鍵就是當權者要“愛才”和“識馬”，要從芸芸衆生中發現人才。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蕭何月下追韓信，劉備三顧茅廬，這些故事都印證了這一點。似乎太陽與月亮不見面的最大原因都在統治者身上。

然而，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統治者大都願意唯才是舉，用人所長；他們會容忍政治精英的一些缺點和弱點；他們一般也有足夠的見識能夠識别精英。

【明】仇英：《伯樂相馬圖》。圖源：網絡

但真正的問題，是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從何處發現人才，又如何檢驗人才，尤其是如何判定此人是不是欺世盜名之輩。這才是最大的麻煩。想想戰國時期的四大公子，可謂求賢若渴，來者不拒，門下都有數千才能各異的門人食客，但魚龍混雜，能用的沒幾個。

想要穩定且精準地找到人才，需要一個制度的支撐。

關于這個問題，從秦漢而下，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解法。每個朝代都有屬于自己的一流制度，隻是在執行中逐漸淪為三流，随之被替代。而這一個個散落的努力，終于凝聚出影響中國一千三百餘年的科舉制度。

最先做出嘗試的，是漢文帝。

其時，距離楚漢戰争已經有些年頭了，劉邦打江山留下的人才陸續凋零。雖然陳平、周勃、灌嬰等人依然在朝，但漢文帝面臨人才老化和斷代的問題。

文帝二年（前178年）诏“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谏者”，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又诏“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谏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對策百餘人，最終晁錯從衆人中脫穎而出，遷中大夫。

一個制度的雛形就此出現了：

1、皇帝下诏，指定科目；

2、丞相、列侯、公卿和郡國按要求舉薦人才；

3、皇帝親自策問；

4、根據表現，區别授官。

到了漢武帝時期，“元功宿将略盡”，功臣的後代又不争氣，驕奢淫逸，又多違法，人才的空檔出現。

董仲舒在公元前135年的賢良對策中提出：讓諸侯、郡守每年挑選兩個“吏民之賢者”送往中央，留在天子身邊作宿衛，由皇帝親自考察才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國舉孝廉一人”。

但是剛開始察舉進行得并不順利，有的郡不薦一人。于是，漢武帝把舉孝廉作為考核地方官的一項重要内容，對于那些不積極舉薦人才的地方官進行免職處分。如元朔元年（前128年）下诏，各地郡守“不舉孝，不奉诏，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至此，察舉遂成定制。

“布衣丞相”公孫弘便是通過察舉上位。圖源：影視劇照

察舉科目繁多，學者們一般将之分為特舉和歲舉兩大類，前者如賢良方正、賢良文學、明經、明法等等，後者如秀才（東漢時因避劉秀諱改為茂才）、孝廉等等。其中“賢良方正”和“孝廉”兩科最重要，所得人才也最盛，成為漢代人才選拔的主流。

孝與廉都是儒家提倡的基本道德規範，民有德行稱孝，吏有德行稱廉。漢武帝即位後獨尊儒術、興太學，選官也以孝子廉吏為先。這樣，官吏隊伍變得“文質彬彬”起來，官員逐漸儒學化。似乎漢代的選官策略變成了“以德取人”。

但是，一個管理着幾千萬人口，處理着兵刑錢谷繁雜政務的龐大帝國，也不可能僅僅依靠以德行标準錄用的文官來維持運轉。元鳳元年（前80年），漢昭帝将郡國推舉上來的韓福等五人打發回鄉，每人發了布帛五十匹。韓福等人素有德行卻不得官，是因為昭帝認為徒有德行者，未必能做事。這也說明察舉制并沒有抛棄“以能取士”的标準。

東漢順帝時期，察舉制又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尚書令左雄上書奏請：“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其要點大略有三：第一，被舉者必須年滿四十；第二，以儒生、文吏二科取人；第三，儒生考章句家法，文吏考行政文書。

這種通過對某種專門知識的程式化測驗，來決定官員錄用資格的東西，我們稱之為“考試”。

考試這東西一出現，便顯出了它的威力。那一年，十幾位太守因為舉不才之人而落馬，聚集京城的考生隻有汝南陳蕃、颍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被錄用。要知道，孝廉每20萬人舉一人，一年大概舉孝廉約200多人。而這次察舉僅僅錄取30餘人，淘汰率之高，可想而知。

漢代察舉發展到這裡，内裡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這三種因素，都獲得了制度化的發展。可是，它卻迎來了深重的危機。

察舉制最大的問題在于，盡管任用人才的決斷權在中央，但是提供人才的權力掌握在各郡國以及中、高級官員手裡。

東漢後期，主昏政謬，外戚宦官輪流登台擅權，各地郡守趨炎附勢，滋生了種種腐敗現象。

漢順帝初年，河南尹田歆察舉六名孝廉，其中權貴勳戚指定者就高達五人。上下勾結，就連權貴家裡的野狗都能得到一官半職。比如宦官曹節，他的父親、兄弟、子侄都當上了公卿、校尉、州牧、郡守、縣令等職務，上至中央，下到地方，曹氏家族可謂遍布天下。

在地方，則流行“以族取士”。當時出現了汝南袁氏、弘農楊氏一類世代公卿、世代傳經又世出名士的家族。荀淑有子八人，“并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許劭、許虔，并稱“二龍”；陳寔、陳紀、陳谌父子三人，“并著高名，時号三君”。這些世家憑借家族地位權勢，優先占有各級官職，将察舉當作掌中玩物。

汝南袁氏是“四世三公”的大家族，袁紹、袁術便出自汝南袁氏。圖源：影視劇照

為了對抗腐敗與操控，東漢日漸興起的“清流”名士，一方面對察舉之“清濁不分”加以抨擊，以維護選官的公正；另一方面，也在尋求抗衡之法。

察舉制“以德取士”，可是如何認定一個人有德行？士人們認為某個人的德行可以通過其名望體現。這種名望不是來自王朝的賜予，而是在士人群體的輿論評價中形成的。這樣，才能讓推舉出來的人，擁有君子的品格，而不會随波逐流，成為權貴的附庸。

欲得“士名”，必須使他人了解自己，在士人中建立名望。漢末士林交遊談論，形成了一個有話語權的社會交際圈。人物評價從其中産生，甚至還出現了一批品題人物的權威人士，如許劭、許靖、郭泰、荀淑、李膺等。這些人幾乎擁有預言一般的能力，經過他們的判定，便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品格，其人往往能經曆現實的考驗。

不妨來看看當時的名聲：“五經無雙許叔重”“解經不窮戴将軍”着眼于經學；“道德彬彬馮仲文”“德行恂恂召伯春”偏重于道德；“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已經有士人領袖之意。

李膺同縣有個聶季寶，素有才華，但因家境不好，不敢去見李膺。有人把他推薦給李膺，李膺便與之相見，坐在一起閑談。沒過多久，李膺便說：“此人當作國士。”最後果然如其所料。時人以列身李膺座上為“登龍門”，經其品題者，身價翻上十倍。

被品題者後來終成英士，與其說是那些名士确有識人之能，不如說是這種名士品題，造就了被品題者的名望。獲得“士名”者，就成了香饽饽，往往是州郡并辟、三府交征，趨之唯恐不及。

這就産生了察舉制的又一個危機。循規蹈矩難以成名，所以人們就不惜沽名釣譽，以博取聲名。樂廣人趙宣埋葬雙親後，在墓道中“行服二十餘年”，以賺取“孝”名。州郡官聽聞，多次請求他做官，為了做些姿态，趙宣始終不答應。後來陳蕃為樂廣太守，查出趙宣在墓道裡生了五個兒子，這才揭露了騙局。

就這樣，“以權取士”“以族取士”“以名取士”取代了察舉制中“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的傾向，它漸漸難以承載選舉人才的重任，變革已經成為必然。

漢末名士操縱輿論，褒貶人物，将選政牢牢把握在手中。

當時汝南有一位名士許劭，與兄弟許靖主持了名揚天下的“月旦評”，評論鄉黨人物，于每月初一（即月旦）公開舉行。一些人為了博取聲名，慕名而來。

據說，曹操年少時，就常備好厚禮，來尋許劭，放低姿态大力讨好，求他為自己說一個好名聲。許劭看不起他，不肯評議。于是，曹操趁其不備，挾持了許劭。許劭不得已，才說：“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曹操聽聞，大悅而去。

曹操雖出身大族，但并非名門，自然會遭到名士的排擠，這也使得他極度反感有名無實之人。

建安十五年，曹操下令說：“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如果隻能任用廉士的話，那麼齊桓公如何成就霸業。此後，他不厭其煩地發布求才令，還告誡下屬選人任官不能求全責備，哪怕是像“盜嫂受金”的陳平，或是不守信的蘇秦，隻要有才華，就來者不拒。

因此，曹操招攬了不少英俊豪傑。正如史書所言：“拔于禁、樂進于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内，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将；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但是，如果隻是說曹操打擊名士，未免以偏代全。他的确想要不拘一格取人才，但也不是要完全抛棄名士的清議。

從迎漢獻帝都許開始，曹操曾持續不斷地進用“汝颍之士”，逐漸形成一個以地域、宗族、姻親、鄉裡等關系相聯結的“汝颍集團”，成為曹魏政權的重要依靠力量。曹操進用“汝颍之士”，主要就是依靠朝廷重臣但同時又是颍川大族、名士的荀彧的薦舉。

曹操與荀彧。圖源：影視劇照

當年曹操常年征伐在外，軍國事全部交給荀彧籌劃。曹操便問荀彧：“誰能代卿為我謀者？”荀彧立馬說：“荀攸、鐘繇。”然後又推舉戲志才。志才死後，曹操給荀彧寫信道：“自志才亡後，沒有可以出謀劃策的人了。汝颍之地多人才，誰可以繼之？”荀彧遂舉薦郭嘉。在平定袁紹之前，曹操選用的一大批謀士，主要就是依賴荀彧所舉。而這批謀士又以其同郡人士居多，像荀攸、鐘繇、戲志才、郭嘉，均是颍川人。

此後，荀攸成為魏尚書令，也不少推賢進士。曹操曾說：“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由此可見，曹操并非完全排斥名士清議，其選舉标準卻是重才不重德。曹操所用之人多是“大族名士”，但他之所取非虛名，而是其真實的才能。

還有一點，荀彧雖是颍川大族、名士，但他同時還是朝廷重臣。荀彧以在職朝官的身份推薦人才，這樣既可以防止世家操縱選舉，又可以選舉出曹操需要的人才。既削弱了地方大族在選舉中的威權，又迫使那些大族、名士轉而與政府合作。這樣一來，随着在野的名士月旦變成官府品第，地方選舉也完全為中央所控制。

這個策略就一直持續了下去。

曹操平定冀州，采用了郭嘉的建議，“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冀州是袁紹的老巢，素以地方朋黨相争聞名，曹操平定袁紹之後，就針對冀州風俗發布了一道“整齊風俗令”，公開表明其抑朋黨、排清議的決心。然後任用冀州名士崔琰以丞相東曹掾之職“總齊清議”，代表中央推舉冀州人士。

平定荊州之後，曹操又進用了一批“荊州之士”，具體事務交給荊州名士且身為朝廷大鴻胪的韓嵩負責。韓嵩按照人才優劣，劃定品級，以此作為選官的依據。

曹操病逝之後，其子曹丕繼任魏王。時隔不久，陳群就建立了“九品官人之法”，完全地繼承了曹操的用人策略。

陳群創立了“九品官人之法”。圖源：影視劇照

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到來。

所謂九品中正制，簡要說來，就是是由朝廷選擇朝中的官吏兼任其原籍地的州、郡、縣的大小中正，負責訪問本地的人才，從家世、道德和才能三個方面給這些讀書人定出品級，供吏部選人時參考。九品之中，一品為虛設，最高品就是二品。後來二品稱為上品，其餘皆為下品。

這在當時可以說是一流的制度，但在實踐過程中，卻遭遇了三流的執行。

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家世并不是定品的唯一标準，道德、才能還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而且統治者對于士族也十分警惕，對于那些威脅中央權力的因素，處理得非常嚴厲。

曹操、曹丕之時，朝中一些身負盛譽的名士，依然熱衷于交遊結黨，品題清議，并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勢力。他們被稱為“浮華交會之徒”，如孔融、魏諷等，皆以“浮華”被殺。魏明帝時，又出現了一批新的浮華之徒。如何晏、夏侯玄、諸葛誕、鄧飏、畢軌、李勝等，以“四聰”“八達”“三豫”等号相為标榜，褒貶人物，交遊結黨，傾動一時。魏明帝将他們全都免官廢锢。

那一批高門名士在政治上已屬于權勢者一方，利用優越的家族勢位分割權勢，清談玄理，虛無放誕，成為一種新式的文化貴族兼政治貴族，他們便是中古士族的最初一批典型代表。盡管他們受到了曹魏王朝的打擊，但自此以後，此類人物依然源源而生。

曹魏後期，司馬氏專權，一改打擊豪強的政策，轉變為籠絡和放縱。沒了皇權的澆灌，九品中正制這株樹木便朝着另外一個方向生長，最後成為一顆蒼天大樹，可惜蔭蔽的卻是世家大族。

司馬氏父子三人為鞏固權力，向世家大族妥協。圖源：影視劇照

進入西晉，一些有識之士便紛紛抨擊九品中正制，而且議論的重點都是批評中正隻重家世，不重才能。中正定品，完全以門戶高低為依歸，凡是列于上品者，皆是當朝權勢和高門望族，而列于下品者，則是蓬門之俊和寒門庶族。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此時，九品中正制已經完全變為“以名取人”與“以族取人”的結合與制度化。

九品中正制一開始的作用就是造就門閥。曹魏之時，雍州北地泥陽大族傅嘏官拜太常，是司馬氏集團的重要成員。後來他的兒子傅祗仕晉，官至司徒。孫子傅宣亦為高官。他們的方法就是滾雪球。傅嘏從曹魏擔任本州大中正起，選舉其子傅祗，其子又任中正，選拔其孫傅宣、傅暢，一門三世牢牢地将本州大中正之職掌握在手裡，代代相傳，已經成了世襲。

到了後來，九品中正制開始發揮第二個作用——隔離士庶。一般來說，連續幾代被評定為二品并因而當上高級官員的家族，就被稱為高門士族。未能獲得上品且為低級官員的家族就是次等士族。而那些沒有士的身份，無法參與中正品評的家族，哪怕再貴盛，都被稱為寒門。

門閥士族通過壟斷大小中正職務，進而壟斷上品，使得他們與寒門之間豎起一道無比堅固的巨牆。決定你在牆内還是牆外的，并不是現實的權勢，而是祖先的枯骨所代表的血脈。就這樣，門閥士族很快就凝固成具有封閉性、排他性的集團。

東晉就是門閥士族的鼎盛時期。琅玡王氏、颍川庾氏、谯國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相繼主持朝政，相比之下皇權日漸衰弱。

東晉偏安一隅，皇帝與士族共治天下。圖源：紀錄片《中國》

等到士庶之間的天塹形成，九品中正制似乎也沒有那麼重要了。

當士族們不用再費心去維系自己的地位，他們也就成為政治上的點綴品。

他們鄙薄武職，脫離軍權，甚至連重要的行政職務也不想承擔，總是出任俸祿多、品級高、事務清閑的“清官”。高門士族也不願與寒門庶族交流，幾乎隔絕了往來，隻會孤芳自賞，讓自己變得越來越羸弱。到南朝時，颍川庾氏、谯國桓氏、太原王氏在政治鬥争中弱如蝼蟻，幾乎遭到了覆滅。琅玡王氏、陳郡謝氏也人才凋零，失去了實權。

到了侯景之亂時，門閥士族很多人因為“膚脆骨柔”“體羸氣弱”，往往死于戰亂，或者颠沛流離，受不了苦，死于溝壑。

反倒是北方的士族，經曆了異族的侵襲，練就了一身鋼筋鐵骨，像清河崔氏、範陽盧氏、荥陽鄭氏等，到隋唐之時，還受人敬重。

另一方面，是寒門的崛起。

列舉南朝的開國皇帝如劉裕、蕭道成、陳霸先均出自寒族，都是通過領兵打仗，控制軍權而成為新朝的創立者。其餘将帥也多出自于庶族，他們身經百戰、屢立戰功，在新王朝建立之後，或出任藩鎮，或緻位卿相，身居高位，成為統治集團中的重要人物。如劉宋沈慶之親自耕田，不識文字，後以軍功官至太尉。蕭齊大将王敬則，屠狗商販出身，後官至大司馬。

如田餘慶先生所言：“東晉門閥政治，終于為南朝皇權政治所代替。南朝皇帝恢複了絕對權威，可以駕馭士族；而士族縱然有很大的社會政治優勢，卻絕無憑陵皇室之可能。”

皇權興起的同時，選官制度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這就不得不提到一位皇帝——梁武帝。

梁武帝畫像

梁武帝以崇尚儒學自居，大力發展學校教育，緻使一向不被人們重視的策試制度日漸興盛。天監四年，梁武帝诏開五館，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每館有數百生，加起來一共一千餘人。五館面向出身寒門的學子，考試合格者，便能當官。後來又下诏建立國子學，國子生的選任皆為公卿子弟或士族官僚子弟，但也是要通過考試取士。

相比較而言，面向寒門的五館生在實際的仕途中步履艱難；而出身優越的國子生，大多升遷迅捷，前程優越，這實際上也是變相地優寵門閥士族。

但是，梁武帝開設五館，延攬寒門才俊，畢竟突破了門第限制。更為重要的是，在九品中正制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策試制度把教育、考試和選官三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是後世科舉與學校教育合流的先聲。

當時還出現了考生不在學校，卻能通過策試入仕的現象。此類人多是自學成才，以自學者的身份參加策試，然後步入仕途。我們知道，科舉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王朝設科而士人自由報考。這一變化，标志着自由報名應試制度的萌芽。

中古中國社會始終盤踞着一個擁有巨大特權的士族集團，皇權并無足夠的能力充分地削弱其特權。政權未能向各階層人士充分開放，下層知識分子也始終處于弱小狀态之中，不能大量地湧現并通過公平競争進入統治上層。但門閥籠罩的陰雲之中，總算透出一點亮光。

長官舉薦逐漸向考試轉移；考核的标準從虛無缥缈的德行，或者生來注定的家世，逐漸變成了文化知識的測驗；考試程式在不斷嚴密化、規範化；自由投考開始萌芽；學校與選舉人才之間的結合日益緊密……

涓涓細流，彙成江河。随着“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的因素不斷弱化，一種充分制度化的的“以文取人”的入仕制度，就要瓜熟蒂落了。

《科舉考試圖》。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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