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輩豈是蓬蒿人

——讀李偉明《松間輕語》所想

文瑞

一

作文者的最高境界，不外乎以文化人。

以文載道，讓人在文字中輕松暢泳，讓人在閱讀中學會思想。顯然，李偉明做到了這兩點。

偉明是一位全國著名的雜文大家。盡管他的文字有着劍的鋒芒，但他卻似如一位身懷絕技的劍客，劍在他的手裡舞動得若高天行雲、山間流水，他的文字流暢，無不是一氣呵成，閱讀起來十分輕松，每每讓人讀了開頭便不忍放下，心被文字牽引着而一直讀到底。

當下是快餐時代，今日頭條抑或微信，無不是短章小文在流行。偉明似乎從二十年前就把讀者的閱讀心理拿捏準了，若講究閱讀效果的話，偉明多般是能拿滿分的。

寫出來的文字能使人輕松閱讀，體現的是寫作者的才華與功力。我與偉明在報社同事時，他經常與我讨論一個話題——文章的魅力究竟是什麼？是文字的隽永，語境的美妙，還是思想的深邃？我們一緻認為，這些都是需要的，但最重要是文字的可讀性。

文字隻有釋放出令人閱讀下去的吸引力，才有可能實現它的另一個潛在功能——予人以靈魂的撞擊，讓作者的思想得到感應。

一般認為，思想性是文章的魂靈，予讀者在閱讀中學會思想或引發思考，這是作家的寫作使命。優秀的作家，首先是悟道者，是先人一步行走在大道上的人，是用自己的筆墨與文字引導讀者走近道、走上道的人。僅以偉明的近著《松間輕語》而言，無論是第一部分的廉政反腐内容的雜文，還是第二部分的思想随筆，其實每一篇什都是在講道，其中許多隽永而警示的語句，無不在教人做一個三觀正、有道德、緻良知的人。

2018年，我在餘姚參觀王陽明紀念館時，園中有一尊陽明先生提着燈盞躬身前行的雕像，至今仍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那是為他人秉燭領路的形象呵！顯然，偉明也是一位秉燭者，他在用文字為人擎起道德之炬，感染、影響讀者一起向光明行。



二

著名評論家謝有順說：“閱讀是一種契約，是建立在對作者和文字的雙重信任基礎上的。”我贊同這一觀點。寫作的目的是祈望作品能發表有人讀，最好是有廣泛而長久的傳播。讀者對文字有選擇權，對作者也有選擇權，愛屋及烏，或者先追随其人再追随其文，或者先欣賞其文字之韻再欣賞其人格之魅。

顯然，作為一名暢銷書作家，偉明早已赢得了閱讀者對其人與其文雙重信任。否則，他的小說《祥瑞寶蓮》何以能夠做到一年之内再版六次，閱讀者達到七八十萬之衆？他的反腐雜文集《松間輕語》何以也是短短三個月便能一版再版又三版的呢？！

俗話說，人品如文品。盡管有例外，有極個别的人，文字幹淨，靈魂卻并不幹淨。但，整體來說作家的人品與文品是對應一緻的。作家的形象并不好定義，但總歸還是有些共同标簽的，比如飽學、勤奮、睿智，愛行走、愛山水、愛鄉村，見知識、見情懷、見境界，疾惡如仇、仗義直言、心懷悲憫……等等。誠然，偉明具備了一個優秀作家的所有美德。

偉明的飽學人人皆知，與他交往的人都能發現他的曆史與文學功底很紮實；偉明的勤奮有目共睹，近年來以幾乎一年一本的出書速度出版了十七本著作；偉明的睿智也是出了名的，甚至是打撲克牌也能精準地計算出對手的尾牌。

偉明是一個樂山樂水之人。當年我與他在報社同事時，他主持策劃了以贛南東南西北中五個最高點為坐标，人文地理化地展示贛南的山水與鄉村風貌的采風活動。活動取得了圓滿成功，他對贛南山水衍及對贛南鄉村的眷念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由此催動了他長達十年之久的踏訪遍贛南所有鄉鎮村落的行走與書寫。讀萬卷書，行萬裡路。我想，豐饒的田野、堅實的腳步、真實的感受、現場的撷取……這種貼近大地的行走與書寫，這種如俠客般在書齋、現實中自由騰挪的姿态，使偉明迅速成長為一個贛南最富實力的作家之一。

我的記憶中，偉明是一個堅持真理，敢于用新聞的力量揭露時弊的新聞報人。在贛州晚報和贛南日報工作期間，他用記者身份與新聞報道幫助了不少弱勢或弱小群體，以緻許多年後還有人在念叨他的新聞故事。顯然，這是一種無畏、無私、無我的新聞姿态，是他内在品性與新聞理想使然。而這種剛正、堅毅、逆行的人格力量也鋪就了他由新聞人而紀檢人的必然之路。

偉明身上有一點最是令人敬佩——無論是新聞人或紀檢人，他都始終熱愛着他的文字他的雜文，任何時候他都不冷落他的文字，更不冷落他的讀者。這便是作家的契約精神。而讀者也始終不曾忘記他，無論他在哪裡，都不停地追随他的文章。這便是來自讀者的那份契約。

應當真誠地祝福這份美好的契約，這份由閱讀而建立起來的長期信任的契約，于偉明與他的讀者而言，那是一種何其美好的美美與共的讀寫關系呵。



三

記得，贛州文學圈内曾有過一次關于文學作品的成功标志是什麼的讨論。衆說紛纭，最後歸結為三個數字——有一百萬的讀者，有一百萬的收入，一百年以後還有人在閱讀。

我自以為算得上是贛州本土作家中高産作者之一，但以“三個一百”來比對，我自然是望塵莫及。除了散文《秦淮河上尋槳聲》，自2005年發表以來一直成為各地高考中考語文閱讀考題，閱讀量或有百萬之衆，但其創造的收入不到萬元，至于一百年以後還有沒有閱讀者我更是不可奢想。

而偉明則很接近這個目标了。他的《祥瑞寶蓮》一書，讀者、聽者已近百萬；拍成微電影、制作成語音版後，對贛縣寶蓮山旅遊景區的成功打造的促進，及其所創造的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肯定早已不止百萬；至于一百年後還有沒有人閱讀，我想答案也應該是肯定的，這部以贛南南宋末元初為曆史緯度而創作的反映漢人與元人之間生死較量的文旅 武俠小說，完全類似于金庸武打小說，既有着金庸式的令人喜愛的武俠風格，還有着諸多關乎贛南的虛虛實實的曆史人物與事件，百年後的人們若研究南贛漢人與元人抗争的這段曆史，《祥瑞寶蓮》肯定是一部極好的參考書。

因此，偉明是贛州最成功的作家之一，因為他的作品率先實現了“三個一百”的數字指标。



四

與偉明在報社同事時，我的反映贛州城市曆史變遷的《贛州古城地名史話》一書出版問世，偉明熱情地為之寫過一篇評論，其中有一句誇贊話：“鑽得有多深，立得就有多高。”肯定我十數年堅持不懈地行走、研究、書寫贛州的寫作姿态與成果。

今天，我要把這句話原封不動地贈還他。我以為，偉明才是真正做到了“鑽得深，立得高”的作家。

2007年前後，他的《資治通鑒》閱讀體會在報紙上呈系列連載，被市委有關部門點名表揚，2009年他彙編成書的《領導幹部讀資治通鑒》被全國一些單位列為領導幹部閱讀推薦書目，偉明一時間名動報界、史界與文學界。這部包含他十數年學習心得的厚重如斯的曆史讀本，透發着一個作家以史為鑒、從史出發而觀照當下的使命與責任，有着超乎一個平常作家寫作宗旨的人文價值與與濟世意義。

而這一著作的成功，顯然是據于一個作家自我修行的深沉、内在涵養的豐盈及知識積累的廣博、思考問題的厚度所緻。這正是他自己強調的所謂“鑽研得有多深，立得便有多高”的治學與寫作态度。

閱讀李偉明的文章，時常會被他的潛行在字裡行間的一種沉郁意味發生聯想。自覺不自覺地感受着他呼喚的喘息，他思想的芒露，他目光的焦灼，他步子的峻急，他心神的急切……恍惚間，仿佛看到一個懷揣使命的漢子在不遺餘力地釋放自身的光和熱，不停腳步地絮絮叨叨地發出自己的呼與喊。雜文世界裡，偉明喜歡用曆史丈量現實，也喜歡用現實綢缪未來，曆史、現實與未來這三個時間的緯度，被他用情用心揉和成一個個飽含憂患感的熱切希望，又通過一個個漢字組合成一篇篇有溫度有情懷的感化生命、美好生活的雜文，将迷惑中的你、困窘中的我、危灘上的他一一牽引，牽往滿是希冀的綠色田野。

“不但要說，還要常說。”不但要寫，還要常寫。這就是偉明。他以文學之筆、雜文形式，接通繁複的世界，觸動徘徊的魂靈，這種功夫了得，完全可以理解為是另一領域另一種形式的鑽研。他鑽研得是如此地融入，以至于寫出了如此深刻的一篇篇心靈檄文。我認為，這是偉明鑽研《資治通鑒》後的另一種形式的站立起來的高度。這個鑽研，看似隻治人，但卻有着共通的治國、平天下的文化意義。

所以說，偉明的鑽與立是一以貫通的，正如他的人格秉性，無論崗位、職位如何變化，他對人的率真，對事的認真，對文的較真，始終如一。

五

偉明通曉曆史，熱愛贛南，尤其鐘情于與贛州有關的南宋時期的一批俠義之士：嶽飛、辛棄疾、陳子敬、李梓發……李偉明把這些人從故紙堆裡請出來，一一植入他的小說《祥瑞寶蓮》中。這些與國家命運同舟共濟的人物，人人英雄，個個了得，都是憂國憂民的忠義大俠，無一是蓬蒿中人。

2022年6月3日，上海疫解封後的第三天，我收到偉明寄來的新書，我在朋友圈表達了我的喜悅與感慨：“今日喜獲偉明兄寄贈的四本新書。在我的朋友圈中，偉明兄一位令人敬重、有獨特風格的高産作家。在他的身上，無江湖痞氣卻有江湖俠氣，無文人酸氣卻有文人正氣。”

當我用三個晚上粗粗浏覽他的新作，并着手為之寫一點文字時，我的心中便忽地湧現出了李白的這句詩：“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是呵，我輩豈是蓬蒿人！世人敬仰的嶽飛、辛棄疾、陳子敬、李梓發不是蓬蒿中人，李偉明也不是蓬蒿人。

 2022年6月7-8日，于上海浦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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