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一個對中國人來說似乎是一個熟悉又陌生的朝代。說它熟悉，是因為絕大多數人都知道東漢末年分三國的；說它陌生，是因為似乎人們對它的了解也隻有東漢末年那點事迹了。 然而，東漢政權在我國曆史上的地位卻并不可小看，它同時還因為自身時代環境的不同而形成了特殊的政治格局——豪族政治。

雖然豪族政治曆來就對國家有益無害，但我們卻需要從不同的時代環境去看待。縱觀整個颍川豪族在東漢的變動，則也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發生的不同變化。

新朝覆滅後，天下仍然處于一個十分混亂的狀态，劉秀作為衆多起義軍中的一支，此時自然顯得并不十分起眼。在這種情況下，拉攏地方豪族來直接提升自身實力和增加自己的威信就顯得非常有必要；對豪族來說，在亂世之中依附于一個有發展潛力的勢力也至關重要，此時的站隊往往能夠決定家族往後幾百年的興衰。

而在一次各方勢力競相争奪颍川的戰争當中，颍川豪族就選擇了劉秀，以臧宮、傅俊、王霸、馮異等人為代表的颍川豪族代表紛紛投誠。

當然，他們之所以會投奔劉秀，也是因為劉秀有着旁人不可比拟的突出優勢。一來，他為皇族宗親，即便血緣再淡薄，仍然擁有名正言順的号召力；二來，劉秀出身與颍川相鄰的南陽，對颍川豪族來說具有天生的利益相連性和親切感。

最後，劉秀的軍隊在其治理下軍紀嚴明，博得了他們的巨大好感：今諸将皆壯土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将軍所到不虜掠。可以說，這兩方勢力之所以能夠聯手成功，既有雙方利益的共同渴求，也是情感相通使然。

在之後劉秀成功的道路上，颍川豪族也确實發揮了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起義初期，劉秀雖聽命于更始帝劉玄，但一直受制于後者，無時無刻不被猜忌懷疑。而颍川豪族的歸順卻完完全全是針對于劉秀個人，可以成為他最忠實的心腹，是他能夠起義的巨大依仗。

同時，無論是在昆陽大捷還是在擊敗王朗、公孫述等割據勢力上，颍川豪族也都是沖鋒陷陣的主力軍。尤其馮異更是出謀劃策、運籌帷幄，在東漢初期的政治建構過程中鞠躬盡瘁。

從這個趨勢來看，颍川豪族似乎将自然而然地成為東漢建國後的最大豪強，但事實總會按照一些意外的情況發展。南陽豪族作為劉秀的親屬一系，受到的信任和重視一直都非旁人可以比拟，即便是颍川豪族也需要靠邊；河北豪族作為傳統豪強，所擁有的實力和影響力也非同一般。

最重要的，這兩方勢力在後來的起義過程中相較颍川豪族而言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因此，雖然颍川豪族對東漢政權功勞甚大，卻也隻能屈居于三大豪強的末尾，風頭頓時減小了許多。

即便如此，颍川豪族們所能擁有的資源依舊是極為龐大的。他們利用自己的特權形成了獨特的官僚集團，不斷加強在本地影響力的同時，也在朝廷上為自己謀取了更多的利益。

相對應的，他們擁有的資源越多，所受的教育程度也就越高，尤其是在傳統儒家思想理論體系之下，颍川豪族因而在整體思想上顯得更為清白向好。但是，随着東漢政治的變動，以貪污腐敗為人生目标的宦官們卻逐漸掌握了朝政大權，危害起整個國家的根本。

在這種情況之下，包括颍川豪族在内的諸多文人士大夫們自然不願坐視不管，開始主動發起抗争。此外，一些外戚也想推翻宦官專權的局面，謀求與文人士大夫們的合作，“請前越巂太守荀翌為從，事中郎，辟颍川陳塞為屬，共定計策。”

由此，東漢末年著名的黨锢之禍正式産生。雖然這兩次對宦官的抗争均以失敗告終，颍川豪族的勢力也受到極大損失。但是這一舉動卻使他們在民間收獲了極高的政治聲望和美名，為日後再度崛起奠定了基礎。

雖然董卓憑借強硬的實力入主洛陽，但他從來就并未得過民心。在此期間，雖然颍川豪族們在朝廷的代表已經寥寥無幾，但颍川地區内部早已形成了反抗董卓的共識，是當時讨伐董卓的重要力量。之後，雖然颍川豪族為袁紹所拉攏，但在袁紹死後，冀州豪族卻因為與其不同的利益紛争而選擇了擁護袁譚。

然而，此時的颍川豪族無論是出于自己的私怨還是出于對時勢的清楚認知，毅然選擇了挑撥離間袁氏實力，從而推動了曹操統一北方。

不同于其他屬于不同地方勢力的人物，曹操出身宦官之家，對地方之間的争鬥并無多大興趣。相反，出于争霸與統一的需要，他熱衷于聯合不同的勢力，出身階級、地區所屬都并不重要，隻要有足夠實力便可以身居要職。

作為當時的傳統豪強，颍川豪族自然憑借聲名遠揚的政治威望、較為強大的實力和明智的布局規劃成功擠進了曹氏集團的核心圈子。而颍川豪族當中的出色者如郭嘉、荀攸則更是深得曹操贊賞，為颍川豪族之後的地位上升做出了重要貢獻。

作為一個存在并延續了上百年的地方豪強，颍川豪族在整個東漢無論是社會還是政治當中的地位都是舉足輕重的。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情況，固然有東漢本身的特殊性，但颍川豪族内部不斷的人才誕生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他們作為颍川的代表，即便并未刻意幫助本地謀求利益，但他們的一言一行卻已經成為了颍川最好的招牌。當然，在坐擁全國大量資源的情況下做到這點其實也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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