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到戰國（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時期，是我國奴隸制社會從到封建制社會的過度到确立的時期。在這段時期政治上的分封制和宗法制遭到破壞；經濟上井田制的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産生；軍事上各國為了富國強兵展開日益激烈的争霸戰争。在這樣的大變革時期，各諸侯為了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環境中生存，追求發展，七雄先後進行了大小規模的變法運動。

其一齊國變法

齊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經過了兩次著名的變法，第一次發生在春秋時期，當時的齊國國内經濟蕭條，國庫空虛；外部各鄰國之間的戰亂不斷，對當時的齊國也是兇相畢露，可謂是内憂外患。齊桓公即位後，開始啟用管仲展開了變法運動。

管仲從行政、軍事及經濟三個方面實施改革，政治上加強君主的統治權，使全國形成一個整體。軍事上通過狩獵的方式來訓練齊國的軍隊，提高齊軍的戰鬥力。經濟上施行“相地而衰”的土地稅收政策，根據土地的好壞程度的不同，來征收不等的稅收，大大提高了百姓生産的積極性和參與性，同時發展商業，使齊國的經濟飛速發展并繁榮起來。

與此同時，管仲主張的外交政策也是相當成功，聯合各諸侯過共同抵禦外族部落對中原的侵擾，緻使齊國在諸侯各國的地位大大提高，齊國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了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但管仲的變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管仲反對諸侯兼并，就連齊國擴大土地也反對，歸其原因是管仲志在複姓周室，結果導緻了齊國在那個時期由于變法束縛了自己的手腳。

齊國的第二次變法是戰國的齊威王時期，齊威王在位之時勵志革新政治，發奮圖強。為了整頓吏治，齊威王重視調查研究，抓住正反兩個典型，提拔正面典型，對反面典型處以極刑，殺雞儆猴。如此狠抓根本，使齊國“大治”。此外齊威王接受宰相鄒忌的意見，以超乎尋常的胸懷,用重賞鼓勵臣民進谏。

同時齊威王十分愛惜人才，興辦稷下學宮招攬天下人才。鄒忌為相,田忌為将,淳于凳主客,孫膑為軍師。其餘秀才傑士皆使其備盡其能。在他們的治理下,齊國“粟如丘山”,甲兵萬乘,“最強于諸侯”,遂取魏之首強地位而代之,“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到齊湣王時期，由于齊湣王的驕傲專橫,用兵太急,惹得天怒人怨，被燕、秦、楚、三晉聯軍殺得一敗塗地。滑王走死。國勢驟衰，未出三世,拱手而降秦。

其二魏國變法

魏國是戰國七雄當中第一個變法的國家，可以說是第一個吃“螃蟹”的。公元前406年魏文侯拜李悝為相開始變法，拉開了戰國變法的序幕。李悝的變法涉及經濟、政治、軍事和司法制度四個方面。經濟上為了增加國家收入，充盈國庫。

大力發展農業，興水利鼓勵農民耕種。政府調控糧食價格，防止商人因擡價壓價傷害農民，極大的穩定了小農經濟，緻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最強大國家的直接原因。政治上削弱世卿世祿的制度，從根本上動搖奴隸主的各種優待，稱世卿世祿為“淫民”。主張“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按照“食有勞而祿有功”的方針，把祿為授予有功于國家的人。

軍事上啟用吳起來訓練士兵，吳起通過嚴格的挑選，訓練及考核士兵，考核通過的士兵會免去一家的徭役，獎勵土地房屋等政策。使魏國士兵的戰鬥力瞬間強大起來，強大的魏武卒緻使“秦兵不敢東出，韓趙賓從”。

司法制度上李悝重在建章立制，編著《法經》六篇，這是我國史上第一部封建法典。可是，魏國的變法使魏國的老世族感到害怕，他們不願意跟從變法的浪潮，排擠吳起等布衣出身變法改革派，最終逼走他們，造成人才大量流失。即便有些實力,因無賢才駕馭,亦不得很好發揮。于是江河日下,當年堂堂七雄之首,終淪為秦之郡縣。

其三楚國變法

楚國變法是在楚悼王繼位的時期，當時楚悼王任用投奔楚國的吳起開始了大刀闊斧的變法活動。吳起将魏國李悝變法的經驗​與楚國的國情結合一起，從以下幾點展開變法。一是統一楚國的風俗，“罷無能，廢無用”減無用的行政人員，來減少國家的開支，禁止私門請托，鼓勵克己奉公。

二是奪取貴族的特權，停止國家對疏遠貴族的供給，将國内的貴族搬遷至地廣人稀的地區。三是拒絕參與和其他國家的結盟活動，禁止縱橫家入楚遊說。四是将楚國落後的建築法“兩版垣”改為四版築城法，加固出國國都的城防。

以上變法内容收效最快的是強兵之計，短時間沒能籌集到大批軍費，再加上吳起練兵有方，很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大振楚國軍威。但他的方法隻能應急，沒有鼓勵農業生産來增加國庫收入，也沒有優待農戰之民來培養崇尚武功的民風。百姓并沒有在變法中看到改善自己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希望之光，故新政對楚國百姓無切身利益，遂形同無根之草，遇風既倒。在加上變法時間短促。楚悼王去世後，吳起受到了貴族的反撲射殺于王宮之中，他的變法也随之失敗。

其四韓國變法

公園前375年，韓國吞并鄭國遷都至新鄭，當時韓昭侯看到他國通過變法強大起來後，心裡很是焦急，于是在公元前354年任用申不害為相，展開了韓國的變法。申不害開始“内修政教，外應諸侯”，以“術治權謀”來治國。

其術治的内容主要有兩點:一是主張君主治國理政必須明法察令，二是主張國君集權于一身，用來“獨斷”，把官吏的設置、任免、考核、賞罰、及生殺之權都掌握在手中。申不害的術治加強了君王的專治，削弱了貴族的特權，國民的生活逐漸富裕，而且申不害竭力與強國之間發生沖突。

外交上的的靈活換來了韓國長時間的和平，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然而申不害的變法注重術治，未能像同一時期秦國商鞅變法一樣，為國家打下富強之根基，結果如同吳起一樣人亡政去。

其五燕國變法

燕國與其他六國不同，在戰國時期并沒有發生過重大的變法。在戰國的中後期燕王哙為了跟上變法潮流，改變弱勢的局面，竟然效仿堯舜将王位讓給丞相子之。然而這一舉動由于步子邁的太大，大大超過了當時社會的承受力，緻使社會動蕩不安。

再加上子之并不是振興燕國的賢才，将燕國搞得烏煙瘴氣，差點亡國。經曆過燕國亡國危機燕昭王即位後勵志一雪前恥，振興燕國，決心改革政治，發奮圖強。開始燕昭王開始不惜代價招攬天下人才，招來樂毅、蘇秦、鄒衍、劇辛等人才，使燕國擁有了圖強的寶貴資本。

經過二十八年的努力，燕國終于由弱轉強，拜樂毅為上将軍聯合秦、楚、三晉共同伐齊，攻下齊國七十餘城，同時東卻胡，滅中山，取得了空前絕後的軍事勝利。但好景不長，燕昭王死後燕惠王即位，這個君王昏庸無能，逼走樂毅，大量人才流失或被陷害，導緻燕國走向了衰亡之路。

其六趙國變法

在七雄中，趙國的地位舉足輕重，在戰國的後期，趙武靈王即位，當時秦、齊兩國正在改革，勢頭正旺，不斷侵略趙國。趙武靈王胸懷大志，決心整改軍隊強國，學習胡人的穿着和戰鬥方式，提出“胡服騎射”的思想。

起初變法因趙國大臣們和王室瞧不起異邦風俗的封閉性傲慢心裡，遭受到極力的反對。經過趙王的艱苦耐心地勸說，分析利弊，趙王的“胡服騎射”才得以全面推廣。此後趙國組建了戰鬥力最強的兵種，使趙軍的戰鬥力迅速提高，成為了在戰國後期東方六國之中唯一可以和秦國抗衡的力量。

但是趙國變法忽略了軍事改革應該和政治、經濟改革配套而行，長期不注意法制和官制的健全，尤其在政治結構上，沒有吸取趙國曆史上王位争奪的教訓，防止禍起蕭牆。趙武靈王死後，趙國由于“胡服騎射”的餘威，雖然在軍事力量上依然強勁，但政治上一直沒有多大進展。封君專權,太後用事，舊貴族左右朝政，忠臣良将屢遭貶斥，最終還是為秦所滅，使武靈王的努力和向往灰飛煙滅。

其七秦國變法

秦國變法實在秦孝公時期，當時的秦國在政治、軍事、文化都遠遠落後山東六國，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招募商鞅，并在兩年後開始變法。商鞅的變法主要内容主要有四點：一是廢除世卿世祿制度，鼓勵軍功，使升官和軍功結合起來；二是編定戶籍，實行連做法來維護社會治安；三是獎勵耕織，重本抑末，發展經濟。四是“燔詩書而明法令”也就是加強思想控制來穩定新法。

後來商鞅在次基礎上又進行了第二次變法，使秦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得到了發展，成為了七雄之中最強大的國家。秦孝公死後，公子虔等貴族給商鞅冠以某犯的罪名，被新君逮捕處死并“車裂”其屍。

但秦國的後繼君王并不糊塗，繼續實行商鞅的新法，沒有改弦易轍，使秦國的國勢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秦國變法在戰國時期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晚的，但是相比其他六國，秦國的變法是最全面、最堅決、最徹底的，以至為秦始皇統一天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總結：

縱觀戰國七雄的成敗得失，凡是取得成果的可以總結一下幾點：其一最高領導層必須有長遠的眼界，和諧一緻，具備振興國家的思想包袱和改革的決心。其二不惜代價吸引人才，使國家擁有改革圖強的發動機。其三重視吏治嚴肅法紀，強化行政功能。其四善于結合本國國情找出國家短闆和走向富強的主要矛盾，使新政取得社會信譽，輕易不被逆轉或取替。

其五通過新政使國家百姓切身體會到改革帶來的好日子，做到取信于民。其六外交上使用靈活的策略，避免陷入不必要的戰争中，争取相對和平，為變法改革提供充裕的時間。凡是與以上六點做法相反或不足的，要麼僅功收一面，難以打下富強之根基；要麼隻強盛一時而半途而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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