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同一事物，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場是再為平常不過的了，而問題的本質或重要性在于，誰更多地依據大量的真實的事實和科學分析，得出更為客觀的結論。比如，在對環境的看法上，決策者和公衆既擔心極端環保主義者把環境惡化描述得非常嚴重，更不能相信商業集團或既得利益者把環境描繪得像天堂一樣。

在生态變化對全球生物影響的問題上，同樣存在這種情況。現在，兩項大規模的研究得出的結論認為，全球變暖正在改變和影響全球的生物及其進化方向。但是，批評者認為，即使再增加一些材料得出這種結論也證據不足。

國際上隸屬于政府間環境變化委員會(IPCC)的一些研究人員對44項已發表的環境研究報告進行分析，結果認為在全球變暖的氣候下全球400多種動植物已經轉移了它們生存(分布)範圍或改變了它們的行為，如産卵的時間。

比如，随着歐洲天氣的變暖，烏銅彩蝶在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區已經滅絕，剩下的遷移到了愛沙尼亞的北部。

而阿爾伯塔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在氣候變暖的情況下，加拿大的紅松鼠加快了它們适應溫暖環境的生存和遺傳變化，現在的紅松鼠雌鼠産小仔的時間比其“曾祖母”提前了18天。紅松鼠這種生殖期提前的主要原因是，最近27年來松鼠繁殖季節的溫度上升了2攝氏度，這促使紅松鼠的發情期提前，交配、懷孕和産小仔的時間也相應提前。

對這些現象和事實，該委員會的生物學家認為這是氣候導緻生物群生存和行為變化的極有力的信号。因此，這一分析結果的可信度應該很高，可達95%。但是，非生物學家，大多數是經濟學家，卻認為這些研究結論的可信度隻有33%～67%，甚至更低。

不過，最終IPCC的一緻意見是，上述分析結果的可信性具有較高水平，達67%～95%。盡管人們在紙上達成了一緻意見，但對于實際上全球變暖怎樣影響全球的生物變化仍然存在分歧。為什麼對于同樣的資料，專業人員卻有不同的分析結果呢？這就牽涉到怎樣看待這些研究結果和資料。

比如，漢堡大學的環境經濟學家理查德·托爾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這些資料是否代表了公平的樣本。他指出，生物學家傾向于在某一特定地區做研究，而這些地區的氣候變化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此外，是否所有的研究結果都能公開發表，比如相反的研究結果和沒有結果的研究。這些因素都決定着人們對研究結果的評估和認同。另外，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威斯萊恩大學的生态學家加裡·約埃也認為，上述分析得出的高可信度是不可信的，因為分析隻是表明氣候與生物變化有相互關系，但不是因果關系。

針對這些懷疑，斯坦福大學及其他一些研究人員(同為IPCC成員）獨立地做了一次相似的研究。他們聲稱對全球變暖的生物效應做了全面的總體分析。研究者對每一項研究的全過程都有确切的了解。

研究人員重新把生物作了四種分類。一類是生物生存範圍與行為變化與全球變暖一緻；二類是生物分布與行為變化與全球變暖剛好相反；三類是生物生存和行為沒有變化；四類是生物生存範圍與行為發生了變化，但并非因全球變暖而緻。結果表明，484種生物中有87%是由于全球變暖改變了作息時間，在460種生物中有81%改變分布範圍是與全球變暖一緻。而這樣的變化結果如果是以偶然的機會發生，其發生的概率還不到1/10萬億。也就是說，氣候變暖是引起生物變化的必然原因。

但是托爾等人認為這後一項分析研究與前一項分析研究也無多大差别，全球變暖導緻生物變化的結論的可信度不是太高。而用另一種模型分析，持相反意見的研究人員認為全球變暖影響生物生存和行為習慣的可信度是中等的，即在33%～67%。

不過，對于氣候變暖對植物開花時間早遲的影響卻有許多研究加以肯定。在溫暖的十年中，植物開花會提前，而在寒冷的十年中植物開花會推遲。一項對294種植物的研究表明80%～100%植物開花變化與氣候的突然變化有密切關系。

另一些研究人員對IPCC啟動的大規模研究也作了獨立的分析，結果包括氣候變暖對生物的正面和負面影響。在對143項研究所涉及的全球1468種動植物生活習性變化的分析中，81%顯示了與全球變暖相一緻的變化。而在時間上，動植物在春天發生的行為，如開花，平均每十年提前了5.1天。這是一個非常可信的結論，因為如果這種結果以偶然的可能性發生，其幾率是很小的。

對于這些分析研究，哈佛大學海洋生物學家傑姆斯·麥卡錫認為，在此之前人們對生物變化與氣候變暖有相互一緻關系的看法隻是一種假說。現在這些分析證明全球的生物變化的确與氣候變暖相關。盡管如此，經濟學家仍然認為生物學家還沒有證明他們的觀點。

比如，托爾認為，雖然進行上述分析的研究人員試圖處理研究中資料選擇和偏見問題，但是這些偏見是出版物中與生俱來的屬性，比如，不全部出版所有的研究，尤其是反面的結果和沒有結果的研究無法發表和出版，因此研究人員根據已經發表的資料來分析，其結果的可靠性和可信度自然要打折扣。

另一方面，利益關系也會造成對生态評估的不一緻或偏差。比如，日本人為其捕鲸的需要找了許多借口，信誓旦旦地說南太平洋的鲸魚有76萬頭，但實際上IWC科學委員會發表一份報告卻認為，南太平洋中鲸的數量隻有31.2萬頭。

所以，評估環境與生态問題除了考慮全局與局部關系、利益關系外，最重要的是要驗證科學假說，并重視相反研究得出的結論，并加以總體權衡。

而在全球環境的評估上，即使認為環境并非很糟糕的人也認為，已發表的結果能夠引起人們重視全球變暖和生物生存與行為變化相聯系的問題，并着手去解決它們。所以，上述方方面面的研究對生态保護是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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