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這句話出自《詩經·小雅》，體現的是我國從周朝便開始出現的“天下”觀，天下便是普天之下，而不管這個天下有多大，都是“周天子”的臣民。

如果說這一觀念在先秦之時還是一種理念，或者說一種理想狀态，那麼秦皇南征和漢武西進便将這一理念變成了現實。從此整個東亞地區，整個文明地區全部納入了以華夏文明為核心的朝貢體系之内。

在這個體系中，以“天子”為核心，向外依次是内臣、外臣和朝貢國，外臣便是藩屬國。而朝貢國之外則是化外之地，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秦漢時期的華夏文明是自信的，也具有明顯的對外開拓性質。秦始皇的南征百越，将華夏文明傳入長江以南；漢武帝的西域鑿空，使華夏文明第一次傳入西域；兩漢的北擊匈奴更是将這一時期華夏族的自信和開拓精神體現的淋漓盡緻。

漢朝有四句話至今仍被我們廣為傳誦：

•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霍去病，封狼居胥
• 漢軍方至，敵勿動，動，則滅國。——傅介子，斬殺樓蘭王
• 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陳湯，斬殺匈奴郅支單于
• 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後漢書·南匈奴列傳》

漢朝之于中國，猶如羅馬之于歐洲。正如《漢武大帝》中所言：

他給了一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尊嚴，他建立一個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國号成了一個偉大民族永遠的名字。

漢朝，永遠使人心馳神往，即使強大如後世的唐朝，也常常以漢朝自喻。

秦漢的大一統在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後遭到了巨大的挑戰，随着五胡的入主中原，華夏文明開始衣冠南渡，原本的天下出現了近三百年的動蕩。

不過，随着以鮮卑族為代表的遊牧民族與北方漢民族的融合，我國出現了第二個大一統時代，這一時代從本質上來說其實與秦漢時期是相同，同樣信奉華夏文明的“天下觀”，同樣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唐太宗李世民甚至認為：

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

也就是說，李世民甚至将四夷之地同樣劃入了當時的“天下”範圍之内。唐朝之時的“天下”比漢朝時期更大，各國的遣唐使紛紛進入長安朝拜，大唐使華夏文明又一次真正成為了天下之主。

• 甯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楊炯
•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昌齡
• 願将腰下劍，直為斬樓蘭。——李白
• 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王翰
• 但使龍城飛将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王昌齡

邊塞詩，是唐詩中一個很特别的存在，許多詩人都有邊塞和軍旅的生活經曆，其詩作中大多表現的是陽剛之美和積極進取的人生态度，同時體現的正是大唐帝國雄渾的盛唐精神。

安史之亂和唐朝的滅亡，是我國整個帝制時代的轉折點。關于這一點，明朝陳邦瞻曾在《宋史紀事本末·序》中這樣寫到：

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于周，七國為極；再變為漢，以至于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變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

也就是說，戰國七雄與漢朝之間為一大變；而唐宋之間又是一大變。

唐宋之變，在史學界有一個專門的術語，叫做“唐宋變革論”。唐宋之間的這一變化自古至今的史學家其實都有表述，也沒有疑義，隻不過将其作為一個理論來提出的卻是出自日本的史學家内藤湖南。内藤湖南認為，唐宋之間并非簡單的改朝換代，而是有着深刻的社會巨變。後來，許多的史學家都對此表達了相似的看法，比如：

• 其一，隋唐之時的中國是門閥世家政治，而宋代則是在平民政治之上的君主專制。

宋朝之前的皇帝，本身便是世家大族的一員，其能否獨裁專制其實受自身的能力影響甚大，一般的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相權是皇權的重要制約。

而從宋朝開始，世家大族消失，皇帝又通過撤掉宰相的椅子，終結了坐而論道的傳統，朝臣與皇帝的距離遂越來越遠，而這一點為明朝廢除宰相奠定了基礎。

• 其二，隋唐之時的中國世家大族依然是高官的主要來源，而從宋朝開始真正開始了科舉取士

科舉雖然興起于隋唐，但并未真正主導有唐一代的政治，據統計，唐朝每年通過科舉錄取的官員不過五十多人，朝廷基本上還是被世家大族所掌控。

而随着世家大族在唐末被黃巢屠戮殆盡，宋朝并未重建世家大族，而是真正開始了以科舉取士代替了世家大族，文官政治開始形成。

此外，還有很多，比如農民從世家大族的奴仆變成了國家的佃農；黨争從世家内部的權力之争變成了士人學子之間的政見之争；宋朝的商品經濟飛速發展，出現了紙币；文學從骈文演變為散文，豪邁的唐詩也變成了婉約的宋詞。

不過，如果從帝國對外的角度來看，兩宋與漢唐最大的區别便是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變成了“畫地為牢”。

宋初，趙匡胤雖然也認為“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但其在統一中原地區的過程中玉斧一揮，便把大渡河之外變成了“化外之地”，也就是放棄了西南夷。

宋朝與漢唐不同，它開始于遼、西夏、大理劃定邊界，開始産生了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學，其文化内涵不再是開拓進取，而是轉為内在的單純和收斂。

宋朝與漢唐不同，雖然其對外交通也很發達，但其排斥外來文化的成見也是顯而易見的，中國本位文化和華夷之辨超過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曾經的“普世”觀念。

• 公元1005年，遼宋簽訂了《澶淵之盟》，盟約規定兩國以以白溝河為界；
• 公元1044年，宋夏簽訂了慶曆和議，規定西夏在戰争中占領的宋朝領土從中間劃界。

這些盟誓也好，和議也罷，其實都與後世清朝的不平等條約類似，對于宋朝來說就是割地賠款，畫地為牢。

宋朝與南北朝時期的南朝不同，它在名義上還代表着整個華夏文明的正統，也在事實上占據着傳統華夏文明的核心區。于是，宋朝的“慫”，使中原王朝從此不再有開拓進取之心，而科舉取士的文官政治強化了這一立場。後來的明朝雖然在開國之初一度向外開拓，但不久便又陷入了與宋朝同樣的境地。

我常常想，若非後來的元清兩朝，我國大概率就會保持在畫地為牢的長城以内，福禍相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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