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伏枥 志在千裡

——永初先生研究吳文化的學術成就

沈祖方

張永初先生是我上無錫縣實驗小學時的校長，他辦學認真，教育有方，要求同學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做一個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用人オ，将來為祖國建設做出成績。至今每每想起，心中總有一種難以表達的欽佩之情。

張先生退休之後，“退而不休”，為社會義務講課，繼續關心下一代之外，緻力于刻苦研究吳泰伯、吳國史和吳文化。他治學嚴謹，注重實地考察，訪古問老，對照古籍，運用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獨立思考，分析比較，又廣泛聽取意見，因而在吳文化研究上開創了文獻學、考古學與民俗學三結合的研究方法，常有獨到的見解，學術性強，在先秦史學界頗有影響。他的治學精神，真可謂“老骥伏枥，志在千裡”。就此談他兩主要成就。

ー、構成了吳文化的理論體系。

張先生研究吳文化由來已久。研究方法獨特，注重深入民訪，尋蹤到泰伯在梅裡（今梅村地區）的遺址、遺迹三十來處，其中泰伯率衆春秋緻祭的“文台”，作為商末遺址被列為無錫市文物保護單位，成為泰伯立國梅裡的重要佐證。在獲取大量曆史事實材料的基礎上，加以理論研究，得出不少科學的結論。如他提出的泰伯奔吳的“西東兩吳說”，即從岐山奔今映西的吳山，父親病逝發喪後，又東棄無錫梅裡。200年8月20日新華日報上發表了多位記者的采訪稿，影響甚廣，先秦史學界認同他觀點的人愈來愈多，吳氏修譜大多采用此說。

張先生為深人研究吳文化，不管年老多病，勤奮寫作，筆耕不辍，自改革開放以來，已出版著作二十多部，重要的有《泰伯與梅裡》《至德泰伯》、《勾吳史集》、《無錫野史》、《梅裡藏珍》、《吳都阖間城考釋》等等。尤其是張先生推出的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專著《吳文化的起源與發展》一書，把吳文化的來龍去脈，即吳文化的起源與形成、地域界定、基本特征、發展序列、曆史地位、内外交融、内在含義，以及造就吳地的文明發展等，論述得凊清楚楚，有根有據，有條有例，和他的其他著作一起，構成了吳文化的理論體系，也開創了一門新的學科一吳文化學。正如著名考古學家張敏先生在該書“序”中所說:“對吳文化的含義與區域、起源與發展、特征與曆史地位、交融與傳播、科技與文化、環境與資源和吳文化的精神等進行了詳盡的闡述，并進行了獨到的分析，立一家之說，成家之言，可喜可賀!”可以這樣說，在研究吳文化方面，像張先生這樣，著作數量之多，研究之深，貢獻之大的人，是不多見的。

二、開創了研究古史的“三結合證法。

張先生為了解讀《史記・吳太伯世家第一》，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就認真研讀這篇經典文獻，曆經二十載寫成《張永初讀吳太伯世家》一書，熱情之高，用力之勤，釋義之新，令人敬佩。曆史上對司馬遷巨著作過注釋、寫過文章、作出成績的确實不少。本書就附有千年傳承下的“三家注”。張先生别創一格，把司馬遷那篇三千七百餘字、四十一個自然段落的俣太伯世家第一》一文逐段分析，解讀了72個問題。對有出的“注”逐一校正，對未涉及到的有關問題補充考釋，結合蘇錫、常等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實際，逐題展開論述，引經據典，文物考釋有理有據，分析得透徹、清晰，令人信服。

張永初讀吳太伯世家》一書，總括說來，有三大特色：

一是創造了一種新的解讀方式。張先生認為，讀史書的重點是“看成敗、鑒是非、知興替”，也就是把曆史作為一面鏡子。基于這種觀點，他撰寫讀吳太伯世家》，突出宏觀研究，以“講疏”形式解讀。凡是原文及“三家注”講清了的詞面意義不再注釋，把傳統微觀研究必須解說的地方化入解讀中，以拟題和答題的形式疏講。每一自然段，由原文、“三家注”、釋讀個部分有機組成，凸現了義理内涵，時代氣息，使人耳目一新。

二是考辨非常精細。古書記載簡約，留下許多疑窦，注講必不可少的内容釋疑解惑，這是考證和辨析的主要工作。張先生考辨，注重從時代背景上去立論。他認為太伯在政見上與古亶父不合，太王要翦商，大伯不從，所以軍政大權由同識的三子季曆掌管，且季曆多立戰功，故“賢”。太伯不忘故國也不争王位，思想一貫。且太伯為人敦厚、誠樸，有孝心，知父愛，在這種情況下，借父病托詞外出采藥以讓位于季曆，而季曆卻以大王臨終最後遺命推太伯繼位，“泰伯堅辭不受，季曆不依”，兄弟互讓，太伯迫不得已偕二弟仲雍再東奔。應該說太伯之讓既是真讓，也有迫讓，但并非逃命。兄弟相讓，有作秀的成分，但無“刀光劍影”之事。在春秋禮崩樂壞、争王奪位、父子相殺、兄弟相殘這樣的時代，太伯讓王以避内亂的精神，孔子稱其為“至德”，恰如其分。張先生立于時代背景綜合多種資料，提出的辨析，有考有論，見解獨深，推斷合理，令人信服。

三是注重多重實證。張先生發揚王國維先生考證古史“重證據法”的治史精神，重視實地考察與文物考古資料的并重運用。太伯棄吳有多種說法，吳在哪裡?有西吳、北吳、東吳等說。張先生為了證實太伯奔吳的史實，不顧年邁多病，兩度遠涉映西太伯故裡岐山，多次尋迹無錫梅裡，留心地方史書，尋訪遺迹和民間傳說。更證之于考古文物的發現，吸收郭沫若、陳夢家、岑仲勉、譚戒甫、李學勤等名家對“宜侯大簋”的研究成果，綜合排比，分析對照，理出太伯奔吳的線路。最初，太伯讓位，采藥于今陝西吳山，最終遠離周原來到東吳梅裡，創建勾吳國。這絕不是調停西吳與東吳說，而是依據翔實的史料，引證文獻，尋迹遺址、口碑，證之以出土實物，即運用文獻學、考古學、民俗學等多學科的結合比較分析得出的結論，這是科學的多重實證方法。

功夫不負有心人。張先生經過數十年辛勤努力，終于撰寫出了《讀吳太伯世家》這部研究吳太伯、吳國史、吳文化、具有很高價值的學術著作。連同《張永初講吳文化》以及之前的多部研究吳文化的著作一起，使他研究吳文化的思想得到了新的升華，開創研究古史的一種新方法，即文獻學、考古學與民俗學三結合的考證方法，其功史不可抹。

以上拙見，願與學界商讨、交流。

本文作者系江蘇省原糧食廳紀委書記、吳學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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