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部隊基層連隊，戴手表的人稀少，即使是穿四個兜兜上衣的連排幹部，也不是人人都戴表的。戴進口表的更少，基本上都是國産上海表。全鋼上海牌手表的售價120元，比當時連長、指導員的月薪還高。

當兵前我戴過手表。1970年8月，16歲的我赴安徽插隊落戶，離開上海前一天的晚上，剛退休的母親将她那塊戴了20年的蘇聯表給了我，說鄉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戴吧，好歹能看個時辰。大概是這表的日子久了，或蘇聯表的質量原不及瑞士表，我戴了兩年後，每天誤差已超過5分鐘。1972年12月我從皖北農村當兵，父親和大哥請了假趕來送我。父子們聊天時，我無意中說了句我的表越走越不準了。

新兵連生活結束後，我分到通信連的第二個月，家中給我寄來塊表，瑞士英納格。父親在信中說：“你哥早有（表）了，這回買了兩塊，你和老三（弟弟中學畢業留城剛參加工作）一人一塊”。寄表的事不胫而走，頓時大夥看我的目光有些複雜（異樣）。指導員一次和我談話，讓我抹下來讓他瞧瞧，正反兩面仔細端詳了一會兒說：“質量不錯！進口表今年剛調價，漲了約百分之三十，得300多呢。你這是咱們連第四塊瑞士表，那幾塊是劉金東、劉錦南、郇際等幾個幹部子弟的，都是他們當官的老子給買的”。我心裡咯噔一下，我這表也是我爹買的，光憑當兵每月六元的津貼，剛夠抽煙，猴年馬月也攢不夠啊。

我這人一向粗枝大葉。一次訓練時不小心表蒙被蹭了一下，晚飯後便趕緊去找衛生員讨點兒藥棉回來，擠上牙膏，使勁兒擦，擦了好一會兒，表蒙已擦得光滑剔亮，卻仍不放心，對着表蒙哈口氣，接着擦，直到手脖子生疼才作罷。

勞動節前夕，我們10個新兵由劉錦南（八一電台報務員）帶隊，去侯馬師直屬隊通信營集訓，學習收報發報。等回到襄汾，已經是九月初了。當時連裡正在搞批Lin整風運動，因為我在農村時就喜歡寫東西，熟悉寫批判之類文章的套路，指導員認為我文筆還不錯，打了幾次交道後，便漸漸就熟悉了。

有一次，我在指導員屋裡替他寫一篇工作彙報。寫完了指導員給我遞了顆煙，遲疑了一會說，“小吳，下午團裡連級以上幹部開會，我想借你的手表用一下”。我說“行啊”，便抹下交給他。指導員解釋說：“上次開會，五連連長挨着我座，他剛買了塊梅花表，嘚瑟的不得了！好幾次捋起袖子擡着胳膊看表，故意顯擺，恨不得讓滿世界人都知道！……我的上海表舊了，拿不出手，借你的表，這會我還挨着他坐！”

指導員第二次借表大約在三個月以後。那次他去師部開基層政工幹部會議，開了三天。回來後還手表時他說：“原來這表還是夜光的，夜裡看時間清清楚楚，看來無論什麼時代，還是有錢好哇！”

第三次借表是1974年他回湖南老家探親，指導員和他妻子都是農村的，生了一兒一女兩個孩子。指導員說：他老婆掙的那點工分根本不夠他們娘仨的分糧食吃；加上兩頭的父母也需要适當接濟，農村又到處都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不讓搞副業，日子過得很清苦。他每月的工資除了留下一些必要的零花錢，全部寄回了家中。他還不好意思的告訴：他那當生産隊幹部的老丈人是個勢利眼，自己混得不咋地，卻老是嫌棄女婿不思上進，在連級崗位上一待就是七八年，看來這輩子沒多大出息。這回他戴着我的英納格表探家，能哄老頭一時是一時。

很長一段時間内我在考慮，要不要把表送給指導員？斟酌再三，最終還是作罷。因為我清楚的知道，他不是那樣的人；況且我也不能自找難堪，在侮辱他的同時也侮辱我自己。

事實也是如此，指導員待我一如既往，雖然他不是很喜歡我這種性格類型的小兵，但并沒有耽誤我入團，也沒耽誤我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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