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士大夫陳蕃年輕時曾自雲：“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後漢書·陳王列傳》

陳蕃

李唐王朝從立國初期，就感受到來自北方和西北方向強敵的包圍和侵略；與此相應，大唐社會從武德初也就開始了反包圍、反侵略的邊塞戰争。而作為社會脊梁與精英的唐代文人--詩人，每當邊塞報急、朝廷召喚之際，自然會自覺承擔起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義不容辭、義無反顧地投筆從戎，走向大漠邊關。

比如，劉希夷的《從軍行》就是這樣唱出了唐代詩人的一緻心聲：平生懷仗劍，慷慨即投筆。 南登漢月孤，北走代雲密。 近取彭韓計，早知孫吳術。 丈夫清萬裡，誰能掃一室。

衆所周知，在唐代詩人中有“邊塞”一派，他們描寫大都以《出塞曲》為主題，他們作品的風格，也就形成了一種悲壯的傾向。無論是主戰與非戰的文學，這些“邊塞派”的詩人，便是戰争文學。

而這些邊塞詩人的戰争文學卻又極大地鼓動起朝野上下的抗敵鬥志，為維護國家統一、社會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在中國詩史上留下雄闊一頁。

今天，就和阿康同學通過詩詞一起來領略下唐代詩人的報國情懷吧。

初盛唐詩人很多都去過邊關，上過前線，帶過兵，打過仗，有的還因軍功而升官晉爵。

如駱賓王就曾兩度從軍塞上，一次在上元三年，一次在調露元年；兩次都投在名帥裴行儉帳下做書記。他在調露元年所作《宿溫城望軍營》詩中寫道：”投筆懷班業，臨戎想顧勳。還應雪漢恥，持此報明君。”

駱賓王

在唐代詩人尤其是初唐、盛唐詩人眼裡，君國利益也就是國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相比而言，個人的榮辱功名實在是太渺小了。再說仕途不通，還可走從軍之路；是熱血男兒，即當到保衛祖國的戰場上去博取功名。這就是李颀所說的：“直愛出身早，邊功沙漠垂”，也是祖詠所吟的：“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更是岑參所感的“功名祗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岑參

陳子昂也是兩度從軍：一次在垂拱二年，一次在萬歲通天元年。他第二次是抱病随建安王武攸宜出征東北邊陲讨契丹，以右拾遺職在武帳下做參謀。在漁陽時，因武攸宜“輕易無将略”導緻“前軍敗，舉軍震恐”。 陳子昂挺身請纓，願率“萬人為前驅”出戰契丹，卻遭拒絕。幾天後，他不忍親眼目睹唐軍敗勢，再度求戰，終于激怒了武攸宜，将他“徙署軍曹”。

陳子昂

以“歌從軍，吟出塞”名世的王之渙在新舊《唐書》裡雖然無傳，但據李根源所藏《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銘（并序）》及現存詩篇的記載可知，王之渙在“拂衣去官”後的十五年間（約在開元時期），曾沿黃河兩岸漫遊數千裡，去過玉門關、薊庭等邊地，他與王昌齡、高适最友好。薛用弱《集異記》卷二及《唐才子傳》卷三記錄了著名的“旗亭畫壁”的故事。

故事說他們三個一起到旗亭（酒樓）聚會，請歌伎唱詩以分高下，結果歌伎唱得多的是王之渙的絕句。其《涼州詞》雲：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此詩要點在“何須怨”三字上，詩人代遠征将士表明這樣的立場：盡管遠離故土，思念家人，但戍邊衛國卻是戰士的責任；國家的安甯勝過兒女情長！

王昌齡

王昌齡大約在元十五年（727年）進士及第後赴西北邊塞從軍，親身經曆過許多著名戰役。他在 《變行路難》裡說：“封侯取一戰，豈複念閨閣”， 傳遞出他書劍從軍博取功名的志向。他的邊塞詩系列，諸如“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但使龍城飛将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表達出這位軍旅詩人及所代表的全體将士誓死捍衛祖國邊疆的鋼鐵意志和必勝信念。

王維于元二十五年以監察禦史職奉旨到涼州慰問戰勝吐蕃的唐軍，并在河西節度使幕下兼任判官，直至第二年才回來。這期間，他創作出《使至塞上》、《少年行四首》、《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等邊塞詩名篇。其中“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寫出祖國邊塞的雄渾風光，戍邊将士的雄廓胸襟，被傳為“千古壯觀”的佳句。他如“孰知不向邊庭苦， 縱死猶聞俠骨香”“忘身辭鳳阙，報國取龍庭。豈學書生輩，窗間老一經”等，也都“氣象峥嵘，彩色絢爛”，洋溢着蓬勃的愛國熱忱與豪邁的獻身精神，令時人振奮、後人景仰。

盛唐“邊塞詩派”中成就高的詩人是高适和岑參，并稱“高岑”。高适是“以詩人為戎帥”的， 《舊唐書·高适列傳》說他“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務難，以安危為己任”。他曾三度出塞。

第一次大約在元十五年至二十一年，北上薊門，東出盧龍塞。他在這時候 所作的《塞下曲》裡說：“萬裡不惜死，一朝得成功”，在《塞上》裡言：“常感激心，願效縱橫谟”，在《酬秘書弟兼寄幕下諸公》裡寫：“誰謂萬裡遙，在我樽俎中”，都顯示出他渴望從軍建功，不懼艱難險阻的思想。天寶十載冬，他再次到薊北軍中求職，無果而返。天寶十二載，高适入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幕掌書記。他在此時所作《送董判官》詩裡說：“長策須當用，男兒莫顧身”，在《入昌松東界山行》詩裡還說：“王程應求盡，且莫顧環”，其奮發進取的精神溢于言表。

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爆發後，高适以監察禦史職佐哥舒翰守潼關。肅宗至德元載（756年），高适被擢升為谏議大夫，次年又兼禦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等職，統兵平定永王璘之亂。代宗廣德元年，高适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翌年返京，“用為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渤海縣侯，食邑七百戶。永泰元年正月卒，贈禮部尚書，谥曰忠”。在《舊唐書》本傳還說他：“有唐已來，詩人之達者，惟适而已。

高适

雖說是“報國行赴難，古來皆共然”，但反映在唐代詩人特别是初唐、盛唐詩人筆下的愛國主義與英雄主義集體意識的昂揚振奮、高睨雄闊，卻是前朝所不能比拟的，更是後代各朝無法企及的。

這裡再以李白《子夜吳歌四首》其三為例：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 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是詩寫長安之夜，家家戶戶都借着月色用杵搗布帛，準備為邊塞将士趕制寒衣。詩人用“萬戶搗衣”的壯闊聲勢，借助“一片月”、“吹不盡”、“玉關情”的情景交融，展現了大唐帝國同仇敵忾、保家衛國的感人場景，反映出初唐、盛唐的時代精神不在閨閣而在馬上。

盡管在後方的思婦是憂郁和哀怨的，但這是因破壞和平安甯幸福生活的“胡虜”而引起的，并且迅速被詩歌所散發的為國家建功立業的榮譽感及昂揚向上的愛國主義與英雄主義所淹沒。人們在淡淡的相思之情中，感受到的不是埋怨、消極和抵觸，而是豪邁、勇敢與積極進取的盛唐氣魄！像這樣的詩篇，不用說隻有盛唐詩人才寫得出來。

進入中唐以後，唐朝社會矛盾加劇，兵燹邊釁較為頻繁。但詩人們憂念君國的信念還在，要求馳騁疆場、建功立業的抱負尚存。其中為突出的是李益。

李益

李益是“關西将家子”，祖籍隴西姑臧，他8歲時，“安史之亂”爆發；15歲就已披甲習兵，随軍殺敵；17歲時，吐蕃攻占河西、隴右，因此自稱“西州之遺民”，又自述“平生報國憤，日夜角弓鳴”。代宗大曆四年，李益22歲時登進士第，遂在華州任職，後因“久不升，郁郁去”。德宗建中元年，李益“秉筆參帷帟，從軍至朔方”，投入朔方節度使崔甯的幕府。他如魚得水，走上了“收漢壘”、保邊疆的報國之路。直至貞元十五年離幽州節度使劉濟的幕府，他才告别了行伍生活，時年52歲。其間他五度塞上從軍，親自參加戰鬥，出生入死，時間跨度長達19年。他在這一時期創作出許多優秀的邊塞詩， 著名的有《再赴渭北使府留别》、《塞下曲》、《夜 上受降城聞笛》等，均為壯志之寫，豪情之作。

與李益同時代的盧綸也曾在大将軍渾幕府做過判官，随軍到過當時抗擊吐蕃的邊防前線河中。他的《臘月觀鹹甯王部曲娑勒擒豹歌》、《和張仆射塞下曲六首》格調也很雄勃剛健，帶有盛唐神韻。尤其是《和張仆射塞下曲》更是蒼勁有力：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将輕騎逐，大雪滿弓。

此外，當我們讀着諸如中唐詩人陳羽“橫笛聞聲不見人，紅旗直上天山雪”等句子， 讀着晚唐詩人盧汝弼“半夜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等詩行，也能聽到澎湃于唐後期詩人群體胸中的盛唐之音、英雄之氣。

不過，我們也必須看到，自進入中唐，特别是進入晚唐以後，各種社會矛盾逐漸尖銳化，内憂外患日 益突出。詩人們往往通過邊塞詩來反映自己的心境， 來書寫對社會現狀的思考。因此，悲壯、凝重、沉 郁、蒼涼便日漸上升為邊塞詩也是邊塞詩人文化精神 的一個基調，愈近唐末，愈顯強烈。如杜牧的 《河湟》詩，就發表對河湟失地長期不能收複的憂慮與反省，其悲怆、抑郁之氣及對當權者的無能及昏聩的抨擊之聲透溢紙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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