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金融的柱哥

約2700字

曆史上，整個中國的疆域的形成其實都是為了拱衛和服務華北平原的農業

縱覽幾千年的财政史，在農業為本的中國，為了提高土地的産出和增加農業對财政的支持，土地制度幾經變遷。土地制度輔以人口、戶籍制度，在曆朝曆代的決策者，世家貴族和百姓之間發生了形形色色的博弈，可見治國之難。

柱哥覺得有必要梳理出來，以飨讀者。文中提及的史料來自《中央帝國的财政密碼》，文末是我個人的總結和歸納。

秦朝之前中國還不是大一統國家，各諸侯國内土地層層分封給貴族，百姓依附在諸侯和貴族的土地上勞作謀生，貴族們抽份子出錢“贊助”諸侯打仗。

進入戰國，諸侯國之間戰争拼得你死我活，不再是炫耀性的小規模戰争。各諸侯國财政壓力陡然上升，在當時的生産力下，隻能想辦法大幅度提高土地産能對财政的支持。

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開始了“初稅畝”改革：丈量土地，承認土地私有化，土地所有者按畝交稅。這一改制本質上是對混亂的土地所有制關系進行确權，就好像現在對各種時期的不同來源的房産勘察發證。老百姓曆史上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必然激發出強大的生産積極性。

魯國實行初稅畝制度

秦國祖上是為周天子養馬的，屬于粗鄙落後的諸侯國。但在土地私有制的改革中反而成為了優勢——國内貴族較少，利益集團阻力小，百姓獲得的土地較多。秦國因此獲得了最為強大的财政支持，最後統一六國。

秦國一統天下之後，繼承了戰國時期的土地私有制，農業對财政的支持就相應的成為“土地稅”——土地面積就是稅基。

漢朝幾乎全盤繼承了秦朝的制度，劉邦死後，呂太後、漢文帝，漢景帝開始實施“黃老之治”——對韭菜溫柔一些。緩和了秦朝暴政對民間的壓榨，換來了曆史上的“文景之治”。可以說文景之治給曆朝曆代定了“基調”，基礎農業稅大都不超過1/10，也算是這片土地上百姓不幸中的萬幸。

整個西漢的土地财政基本上是健康的，帝王主要在國企和金融方面折騰，這些會在後面的文章裡提到。西漢由于官僚體系的管理失敗，出現了王莽篡權的時代。王莽出于“複古”的訴求希望恢複周天子時期傳說中的公有制——“井田制”，遭遇了巨大的社會阻力而最終垮台。

但經曆了戰亂後的東漢，由于戶籍和土地丈量資料在戰時毀壞，民間百姓為了避稅，和地方權貴一起聯手藏匿土地和戶籍。光武帝曆次打壓都無功而返，使得東漢的土地财政一直不甚健康，也導緻了中央政府的羸弱。中央管不住地方，這就是東漢末年群雄并起的禍根。

三國時期戰火紛飛，産權制度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反而為“戰時共産主義”提供了機會。曹操在北方大搞“屯田制”——讓流民和士兵在土地上一邊訓練一邊耕種，蜀吳兩國也仿效，但受制于土地面積和國内貴族掣肘。最終，果然是占據了良田最多，财政實力最強的魏國一統天下。财政力量再一次決定了政權歸屬。

屯田制影響到了三國策略類遊戲

漢魏晉南北朝，但整個社會沒有被打碎重構，所以都繼承了門閥貴族的社會結構。貴族是不用交農業稅的，老百姓為了避稅紛紛依附于貴族，中央政府更難以收取土地稅。後來各位皇帝也發動過多次的“土斷”和“校籍”，但由于官僚機構和世族大家勾結，始終都查不清土地和人口，财政始終不健康。最終南朝在混亂中草草收場。

曆史上，外族人經常有意或無意地給中國這潭深水注入一些新的東西。來自草原部落的北魏馮太後，用外族慣有的簡單粗暴，構建了唐宋盛世的制度基礎——土地公有制 土地國家分配 縣以下半自治行政機構。外族的強硬，掃清了貴族對土地和人口清查的阻力，再一次厘清了稅基。縣下設立“三長”，負責征稅，提升了稅收效率。

基于此，隋文帝極為重視土地和人口清查，造成了官場浮誇風，虛報各地土地和人口數量。例如隋代的土地丈量面積比2013年的中國耕地面積還多，高達二十三億三千萬畝。虛報的數字卻需要實打實的稅收，老百姓就必須為浮誇風買單，隋炀帝在浮誇的财政數據上修運河，征高麗，最終導緻了隋朝的崩潰。

唐朝基本上延續了隋朝的土地制度，并創新出“租庸調”制。百姓除了繳納農業稅，還要繳納手工産品稅（布匹，蠶絹）和勞力。但百姓為了逃避賦稅，死後家人隐瞞不報，政府可分配的土地越來越少，财政愈發羸弱，土地國有制度名存實亡。不得已下，唐朝基本放棄了土地稅，開始征收夏秋兩季的“兩稅法”，這一财政工具基于戶口和貧富差距征稅，可以視為“實行累進稅率的财産稅”。

宋朝基本上繼承了唐代的兩稅法——夏稅納錢，秋稅納米，但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在土地上耕種反而不如放棄土地另謀生路，所以宋朝出現了清明上河圖裡繁榮的服務業以及，水浒裡那些四處流竄的好漢。

元朝采用了包稅制，交給色目人壓榨地方稅收，然後定量交給中央，其餘的流入包稅人口袋。元朝人到底是遊牧民族，金帳汗國到底是世界帝國，整個元朝中國的财政收入更多的來自金融，貿易和國企，農業稅的重要性愈發下降。

明朝朱元璋吸取了前朝各代的教訓，編制了戶籍黃冊和土地的魚鱗冊。魚鱗冊就是不僅記錄數字還畫出了土地的形狀、分割和歸屬。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增加了土地數據信息的可溯性，再次理清了稅基。然而，随着時間的推移，百姓們又紛紛聯合官員，隐匿土地，造成魚鱗冊的數據失真。

明朝苛待官員，導緻行政效率低下，明武宗時期時隔九年重新普查全國土地，數據竟然一模一樣。說明整個官僚體系都沒有去實際統計土地，導緻明朝财政愈發混亂。張居正推行了“一條鞭”法，按照土地面積核算成銀兩，交給地方官攤派收稅。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土地稅的效率。

清朝采用了“攤丁入畝”，把人頭稅增補到土地稅裡，隻基于土地征稅，不問戶籍。從此老百姓可以擺脫戶籍限制，人口流動加劇，為手工業和資本主義萌芽提供了條件。

雍正為啥死的早？因為研究财政累死的！

2006年1月1日，農業稅徹底廢除。

1. 土地公有制和私有制循環出現。公有制的弊端在于查不清有多少土地，土地私有制的弊端在于查不清有多少戶口。查不清的根源都是官僚體系行政效率的退化。
2. 土地公有制和私有制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農業為主的時代裡，老百姓都是要在這塊生産資料上勞動，生産，收獲，交稅。公有制 不能轉讓 租金=私有制 農業稅。
3. 農業土地稅在各朝代都是主要稅源，主要稅源征收不順，政府就會在國企壟斷和金融制度上出幺蛾子，後面的文章再談。
4. 随着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農業稅的重要性愈發下降，到現在已經不需要征收農業稅了。
5. 官僚體系效率的退化，是财政效率退化的主要根源，官僚體系要麼降低征稅效率，要麼增加稅收支出，最終承擔壓力的都是老百姓。
6. 政府制定财稅制度一般都立意高遠，卻屢屢因為貴族和官僚的掣肘和百姓的投機而退化，為了維持運轉不得不轉向急功近利竭澤而漁，進而加劇了矛盾。幾千年的财稅史，簡直就是一場皇權，官僚和民衆的互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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