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轉眼到了尾聲，家長帶着孩子到哪裡最有意義呢？莫過于各大科普場館，最炙手可熱的莫過于天文館。那搶票究竟有多難呢？

最近幾天，記者早上9點25分便開始在天文館搶票系統前，9點30分準時開放系統，可以預約後天的參觀門票，分為上下午兩個時段，各500個名額。每一次最後的倒計時十秒，記者都格外緊張，一瞬間點開系統，點擊、點擊、點擊，進入系統後還要輸入姓名、身份證号碼等信息。

一分鐘後，記者還沒來得及把個人信息填完，系統就顯示全部售罄。連續幾天，記者還特意把個人信息提前複制，但無奈手速有限，連續幾天均以失敗告終。

很多家長都表示，每天早上剛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守在手機前，給孩子搶票。“80後”的張女士表示，從來都沒有成功過，“太難了！太難了！隻能放棄了。“

在天文館官方微信上的購票系統上，記者發現在開始售票的20秒鐘内，上午的500個名額就被搶夠一空，30秒過後下午場還有200多張門票。但在一分鐘内，這些門票就全部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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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除了天文館，奉賢博物館最近正在展出的“國寶兵馬俑”展也是一票難求，因為該館本來就是免費對外開放，但必須進行網上提前預約才能進入參觀。很多家長都表示約不上。

暑假期間博物館火爆可以理解，但為何屢屢約不上呢？對此，天文館相關工作人員表示，目前仍處于疫情防控階段，每天館内接待1000人次參觀是按照預約限流錯峰的原則，這也是為了保證參觀人員的安全考慮。據了解，天文館原本每天可接納參觀人數為4000人次。

看到張女士如此焦慮地在搶門票，張女士的同事建議她去網上找黃牛代拍門票。為此，張女士咨詢了一些客服，他們都表示并不能百分百完全保證出票，但成功率在80%以上，每張門票的代拍、包含門票費用為120元一位，每張加價90元。奉賢博物館也有類似的代預約服務，也需要額外收取費用。

“還是挺貴的。”張女士說，一家三口去一趟天文館，如果找黃牛，門票就要多花270元，而且除了繳費，還需要給黃牛提供準确的身份證等個人信息。

不過讓張女士感到很費解的是，天文館的票子一直很搶手，無論是疫情前每日4000張票，還是如今每日1000張票，黃牛的成功率并沒有降低。

按照網上“黃牛”自述，由于入館時需要驗證身份信息，所以他們并非先将票搶到手上，而是跟普通消費者一樣，拿着消費者的身份信息，在同一時間内進行搶票。隻是他們表示自己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搶票“技能”，能讓成功率變高。

所以他們的行為并非“轉賣”，而是“代拍”。

第三方加價銷售天文館門票的行為，也引起了天文館的注意。8月3日，天文館在其官方微信上發布了一則公告：上海天文館從未與任何第三方網絡平台開展票務合作，部分第三方商務網絡平台不同程度存在高價“代購”“代拍”“代約”參觀票的情況，影響了聲譽。天文館強調，對于未經授權的第三方網絡平台、線下機構或個人以所謂“代購”“代拍”“代約”等方式加價售賣參觀票的行為，涉嫌侵犯館方合法權益或構成違法者，将保留向其追究相應法律責任及向有關執法部門進行舉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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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文館相關工作人員也表示，第三方平台購票真假難辨，建議消費者從正規渠道進行購票。

話雖如此，單憑這樣的“建議”，恐怕無法解決消費者從正規渠道買不到票的問題，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應對措施，僅憑一份聲明，恐怕也很難阻止公益場館的服務淪為黃牛食利的空間。

“黃牛”代拍代買票行為可信嗎？對此，上海鼎力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趙山認為，有償代買、有償代拍、有償網絡預約等等，和消費者所反應的“黃牛倒賣”是有實質差異的。

“黃牛”就是俗稱的“票販子”，“黃牛”的概念來源于最初的“倒票人”，它的起源或在于描述一堆人在那裡搶購物資或票券之場面，有如黃牛群之騷然，統一稱為“黃牛”。可見，“黃牛”的加價，擾亂的是市場秩序，是利用供求矛盾賺取差價。

但對于有償代買、有償代拍、網絡有償預約，也存在加價，但這個加價收取的是勞務報酬，不是利用供求矛盾進行加價。當然，現實生活中，有償代買代拍代預約發現供求矛盾，收取勞務費外再賺取差價，那麼他們就成為了市場所打擊的“黃牛”。當“黃牛”發現市場供求矛盾不大，賺取差價無望，于是提供勞務，代買代拍代預定，收取勞務費，那麼這時候，他就不是“黃牛”了。

值得提醒廣大消費者的是，網上代買代拍代預約，必須謹慎。趙山律師表示：一則，網上代買代拍代預約和“黃牛”較難分辨，“黃牛”行為非法，所托非人和“黃牛”的交易，自身也是會受處罰；二則，網上代拍代買代預約，往往需要提供身份證等個人信息，若對方非正規單位或機構，不加甄别的告訴其個人信息，後果無法預測。因此，還是應該通過正規渠道進行購票。

上海天文館推出公益票，初心是好的，是希望市民遊客能夠以優惠的價格獲得參觀機會。黃牛搶票、居間倒賣的行為，恰恰破壞了這份初心，也破壞了社會公平。市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律師協會副會長潘書鴻表示，“公益票的票價30元，一般家庭都能承受，家長都想帶着孩子去看一看。從去年到今年，天文館的持續大熱和老百姓的預約難，反映的正是老百姓對天文科技的需求與天文館提供的參觀資源不成比例。而在疫情之下，限額參觀的規定，使得公益票預約難度進一步增大。”

潘書鴻認為，“要想解決這一問題，既要從制度層面着手，也要從法律層面着手，更要從科學調控社會資源分配的層面着手，多措并舉。”對于黃牛的整治，我國治安處罰法等法律已有相關的規定，但在治理黃牛問題的過程中，法律能起到的作用是調節和懲罰，作為一個杠杆來發揮作用。

作為分配規則的提出方，面對如此容易被黃牛攔截的票源，他建議，上海天文館應從改變現有制度設計着手，考慮如何統籌規劃才能确保分配公平。比如，在設計購票制度時，限制同一IP渠道的搶票次數、搶票人數，避免大量票源被搶票軟件攔截。

黃牛導緻的“搶票難”其實很常見。潘書鴻舉例說，多年前，中國鐵路12306網站就被很多人吐槽過。有人擔心隻靠自己的網速和手速拼不過黃牛，制定了各種各樣的搶票攻略，比如：多方軟件同時預約搶票，到時間點開售前幾秒手動在官網搶票，沒有餘票就候補搶票，争取候補排名更靠前。

2021年11月，12306網站改版升級，改進了登錄方式和購票流程，“搶票難”的抱怨漸漸成為往事。“12306的購票制度改進，無疑是成功的，值得上海天文館參考。”潘書鴻說，“這樣做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免去後續管理的煩惱。否則的話，一直考慮如何打擊黃牛，問題無法得到徹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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