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疫情卷土重來，英國、法國、德國把防護級别調到了最高。二戰後，歐洲人第一次過了個冷清的聖誕節。

大國一片風聲鶴唳，小國也不例外。由于疫情影響，靠金融和旅遊過日子的瑞士幾乎斷絕了所有旅遊收入。尤其是從事酒店、餐飲、家政、保潔等服務業人員，不少人丢了工作，靠領救濟過日子。

重壓之下，瑞士政府反其道而行之，為了保證底層民衆的生活質量，宣布調高最低工資标準，規定最低時薪不得低于160元人民币，最低月薪不得低于29500元人民币。标準之高，世界第一。

我國最發達的城市上海，最低時薪為21元，月薪2420元。

瑞士這份足以秒殺絕大多數北上廣白領的最低工資，卻引發了老闆和員工的不滿，這又是為什麼？

瑞士是小國寡民的典範。面積不過4萬平方公裡，相當于6個上海市，人口隻有850萬，收入中位數為40000元人民币/月，是全世界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

由于夾在德、法、意三大強國中間，瑞士人對政治沒有興趣，在絕大部分國際事務上，嚴守中立，一言不發，政府專注提高國民生活幸福感。

但疫情來了之後，原本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了。

瑞士政府對疫情反應非常迅速，去年3月就實施了封鎖措施。許多從事服務員的人丢了工作，日内瓦街頭排隊領取生活救濟品的照片登上了當地新聞頭條。

一位80多歲的瑞士老人抱怨：“這種場景，我隻在二戰時見過。”

排隊領取救濟的瑞士人，圖片來源：GETTY

一家分發救濟物品的慈善機構表示，他們每周都要送出成千上萬包食物，排隊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婦女，很多人還帶着孩子。

從這張登上頭條的照片中不難看出，排隊人群中有不少黑頭發、黃皮膚的亞洲面孔。瑞士亞裔僅占人口的0.5%，擁有如此高的救濟人口，也是令人疑惑。

有瑞士土著在社交網絡上嘲諷：“亞洲人就是喜歡占小便宜，不管需不需要，他們始終會出現在領取救濟的人群中。”

事實上，亞裔在瑞士從事高端金融業、制造業的人數并不多，除了有錢的移民外，大多數人跑到瑞士是為了打工掙錢。當地人不願意做的低工資、低技術的工作都交給了這部分人，而瑞士最大的城市日内瓦又是個生活壓力很大的大城市。

慈善機構的主管查理說：“29500元的最低工資聽上去很多，但在日内瓦一點也不多。一個單間租金每月要7000，夥食費最少也要3500，加上3800多的醫保，剩下的錢僅夠一家四口勉強糊口。”

勞拉是一名護士，她表示目前的工資僅夠維持生活：“我26歲了，付不起房租，還跟父母住在一起。”

幸運的是，瑞士人擁有很高的理性精神。在低收入群裡生活陷入困境後，社會組織立刻發起了提高最低工資待遇的倡議，争取到了足夠的簽名支持。在去年9月的公投中，有58%的人贊同提高最低工資标準，幫助那些低收入人群。

在瑞士，通過這項最低工資法案并不容易。瑞士人對公共支出問題一向非常謹慎，小心地保持财政與福利之間的平衡。

“我們不會像北歐國家一樣，提供超高福利待遇。”一位日内瓦主管公衆事務官員表示：“福利必須符合财政收入，不然會造成嚴重赤字，損害瑞士金融之都的聲譽。”

日内瓦聚集着全世界信譽最高的銀行，全世界的富豪都喜歡把錢存在這裡，以免露富。

前不久，美國特朗普要求瑞士銀行提供拜登家族的隐藏财富，遭到瑞士銀行的拒絕：“保守客戶秘密是銀行基本原則，我們永遠不會違背。”

視信譽如生命的瑞士人必須保持财政健康，提高最低工資标準無疑會增加赤字風險。想當年，希臘就是因為無限制為國民提供福利，導緻财政崩潰，老人連退休金都拿不到，落得國家破産，四處變賣國有企業還債。

法納裡在日内瓦經營着一家小餐廳，為了降低成本，他親自擔任廚師，手下雇傭了3名員工。對于提高最低工資标準，他怨聲載道：“餐廳已因為疫情面臨生存壓力，調高最低工資無疑是雪上加霜。”

法納裡在疫情之前，每月能賺35000元，提高工資後，他每月要為每個員工多支出4000元工資：“三個人，我就要多付12000，我自己隻剩下23000，我的權益誰來維護？”

像法納裡這樣的小業主在瑞士不算少數，他們經營着規模很小，無力支付多出來的薪水：“我并不反對提高最低工資标準，但無法支付。”如果這些小企業大規模倒閉，失業人口激增，瑞士财政負擔将成倍增加。

由于貧富差距小，“殺富濟貧”的思路似乎在瑞士并不管用。小企業的老闆和員工收入差距不超過兩倍，從财富劃分，兩者屬于同一階級，“一刀切”地提高最低工資标準，隻能造成底層相殘。

最低工資标準作為一個社會對底層民衆的生活保障，體現出一個國家對大衆福利的關切。與瑞士相比，美國人也為提高最低工資标準，鬧了好幾年，至今沒有定論。

民主黨大佬桑德斯為此天天發推特，呼籲盡快通過最低工資法案。

在1月10日的一則推特中，桑德斯無不諷刺地指出：

2020年，馬斯克的财富為245億美元，2021年，馬斯克的财富為2090億美元。美國最富裕的人财富一年間膨脹了10倍！

而最低工資标準呢？2009年為7.25美元/小時，2021年為7.25美元/小時，整整12年時間一分錢沒漲過。

桑德斯要求立刻把美國最低工資标準提高到15美元。

結果，就這麼份議案，衆議院讨論來讨論去，就是無法通過。反對的議員振振有詞：“我們是在保護美國的競争力，歐洲不少國家因為高福利已經喪失了競争力。”

15美元就扯到了國際競争的層面，明顯在胡說八道。站在這些反對議員背後的，正是美國的大資本。

疫情肆虐情況下，有議員呼籲，為高風險職業提供基本醫療保障，比如Uber的司機和Doordash的外賣員，他們每天要頻繁與不同顧客打交道，感染風險極高。

美國醫保很貴，一般企業能不交就不交，Uber的司機和Doordash的外賣員屬于臨時工，更沒有這種待遇。企業買保險的消息一出，遭到了Uber和Doordash高層的集體反對：“我們無法承擔如此龐大的醫保需求，他們簽署的是非保障勞動合同。”

在Uber和Doordash一番騷操作下，國會沒有通過強制醫保法案，理由是“保護美國創新企業”，送外賣和開出租成了創新企業，東西方在這點上倒是達成了一緻意見。

吃相更難看的是Doordash，他們居然扣除用戶給外賣員的小費，把這筆收入算成平台費用！結果鬧得滿城風雨，Doordash才把錢退給了外賣員。

瑞士甯願冒着企業破産的風險，也要提高最低工資标準，美國人看到了，能不沖進國會大廈嗎？

作者：江左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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