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師恩的簡短詩句?劉末利1960年，對于當下，已是十分遙遠對于我，那時從學校畢業，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還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時的我，即使與同時進中新社的同學相比，也顯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個工作崗位是在專稿部通訊組資深同事們對我關愛有加，社領導、部門領導對我的點滴表現，都給予鼓勵、贊許，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感謝師恩的簡短詩句?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感謝師恩的簡短詩句

劉末利

1960年，對于當下，已是十分遙遠。對于我，那時從學校畢業，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還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時的我，即使與同時進中新社的同學相比，也顯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個工作崗位是在專稿部通訊組。資深同事們對我關愛有加，社領導、部門領導對我的點滴表現，都給予鼓勵、贊許。

記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點是天津市區。組内資深記者張益常陪我同行，她側重采訪天津郊區。這樣的安排體現了良苦用心。當時兼部主任的副社長王紀元說過：“要是劉末利一個人出門，還分不清東南西北呢。”

幾十年來，這個“評語”一直牢記在心。1963年初，我奉調至上海記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僑務工作會議在杭州召開。總社指定我前往采訪是次會議。第一次采訪大型會議，我毫無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張帆社長也将應邀赴會，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萬不能在社領導面前“出洋相”。張帆社長抵達杭州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訪計劃。他當即給我出題目，約請與會的杭州、甯波、溫州等市僑務部門負責人座談，他也參加。社長手把手的指導，真是十分難得的學習機會。一切安排妥當，座談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會，常駐杭州的攝影記者沈鳴陪張帆社長遊虎跑，我也随行。我們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後又驅車前往梅家塢，品嘗龍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這個“機會”，享受龍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覺不妙——暈車了。回到賓館，免去晚飯還不行。待到座談會即将開始，與會者陸續到達。我卻因胃裡“翻江倒海”，忍不住奔進衛生間一陣嘔吐。多少年來，無論我怎樣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談的主題以及寫稿過程，永遠記得的是張帆社長曾經說過：“你這種身體，怎麼當記者呀！”

這個“洋相”出得夠可以的了。暈車固然是因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運動刺激而影響神經中樞的症狀”，算不上疾病，但對一個記者确實很麻煩。“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須與那個平衡感受器“對着幹”。後來，我因采訪而海、陸、空都“暈”過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紀80年代前期，上海決定恢複經過台灣海峽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參加首航采訪。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現場采訪”。沒料到船剛出吳淞口，我就暈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務有難，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據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訪對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訪—躺下—再采訪—再躺下”的節奏中完成“首航”。

歲月流逝。時至上世紀70年代末，終于盼來中新社恢複建制。我從上海某出版社回歸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開張”，包括分社負責人，人員隻有七八個，我包攬了上海全部的經濟報道工作。那時國家進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期。上海曾經是遠東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又是全國工業基地；在執行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的方針中，自有許多符合經濟規律的創新之舉。何況還有引進30萬噸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總廠、以進口礦砂為原料的寶山鋼鐵總廠正在加緊建設。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經濟報道應該做得有聲有色，實際上卻是将近3年沒有達到總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經濟報道沒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壓力。我感到迷惘，無所适從。某年，總編室主任徐曰琮來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務”。但是他私下對我說，上海分社經濟報道沒有做好，責任不在于我，我已經盡職了。此話使我得到極大寬慰。1982年春，當時的副社長王士谷率總社新聞部、專稿部及廣東、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雲集上海，召開經濟報道工作會議。會議下達了總社對經濟報道的方針和思路，交流了經濟采編的經驗。會下有關部門領導對我更有針對性地點撥和指導，特别鼓勵我要敢于采訪重大題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頂！總社領導在多年沒有做好經濟報道的上海分社召開經濟工作會議，目的明确，效果顯見。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華社的補充”、“上海分社以報道僑務、文藝、體育等‘三寶’為主”等中新社初創時期辦社和報道思想的局限，在報道思想和業務能力上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也是在1982年，總社召開專稿工作會議，明确了“面向中間，反映現實”的專稿工作新方針。這是針對國内外形勢的變化，針對海外讀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國新時期政治、經濟新動向而拟定的。其時香港《明報》、《快報》等常見署名“宗涓”的專電，評述中國時政。文筆揮灑自如，讀得我如癡如醉，不勝欽羨。我本專稿部出身，于是學樣“跟進”。專稿部負責人時來電話，給我鼓勵。1984年底，我赴總社參加工作會議期間，還當面請教，受益匪淺，為我此後堅持專稿寫作打下基礎。上述時期，除了總社和相關部門領導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給我莫大支持和鼓勵，他們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師。我永遠感謝他們。挂一漏萬，在此不一一列舉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換班。總社委任我為上海分社采編主任。我毫無思想準備，心中茫然。剛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長姚凡對我關心又支持。他“面授機宜”道：不要脫離采編第一線。一來采編業務是我的“強項”；二來隻有身在“第一線”才能指揮和組織分社的采編活動。後來，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則去做。雖然辛苦，于我個人、于分社都足見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領導、資深同事們的培養、幫助，十分難得；唯有滿懷感激，永遠念叨：“師恩難忘”！

(曆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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