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個月，小說《人世間》俨然成了梁曉聲生活的“主題”。據此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收割”了老中青幾代觀衆，把這部本已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和作家本人又一次推向了前台。他感激大家對作品的認可，也因紛至沓來的采訪和活動而感到有點累。采訪前，梁曉聲有言在先：“《人世間》談得很多了，就不再談了，希望大家讀一讀我的新小說《中文桃李》。”

實際上，自2017年底《人世間》出版後，梁曉聲一直保持着高産的寫作狀态，先後創作了兩部長篇小說，一部是202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我和我的命》，一部是不久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桃李》，都聚焦于“80後”青年的成長，以年輕人視角寫出了一代人的“青春之歌”。尤其是新作《中文桃李》，被梁曉聲視為自己的倒數第二部長篇小說。他說：“寫作跟面點老師傅開面館沒多大區别，我還有一本正在寫的長篇小說，寫完後，不管水平怎麼樣，梁記面食店就要關張了。我的缸裡還有一團面，這團面不能浪費。”

寫給中文系“80後”

2002年，梁曉聲任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與青年學子有了直接而頻繁的接觸。當時，他的學生正是“80後”一代。多年來，他關注着學生們離開校園後的人生際遇，想通過小說的方式，給自己的教學生涯留下一點記錄，也作為一份禮物，送給曾經教過的學生。

《中文桃李》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了世紀之交，李曉東考入本省文理大學中文系後發生的故事。他和同班男生一起聽汪爾森教授的課，獲得文學啟蒙；辦《文理》雜志風光一時，刊發的作品被《讀者》轉載；接觸有點各色的女生徐冉，初嘗愛情的糾結與甜蜜；面臨升學和就業的壓力，探尋前路何方……在這所大學，以李曉東和徐冉為代表的青年學子，在經曆同學間的矛盾、沖突與誤解，經受2003年非典疫情的考驗後，收獲了成長、友誼和愛情。他們帶着中文教育的四年所得，步入了小說下半場。

梁曉聲 郭紅松繪

《中文桃李》是一部寫給中文系的作品。“在上世紀80年代，中文可是非常風光的一個專業，才子和才女們都在中文系。一個學校如果沒有中文系，那如何得了？”梁曉聲說：“後來文學開始邊緣化了，當書中的主人公們開始學中文時，中文系好像成了一個‘筐’——過去是喜歡中文才去讀，現在可能是權宜之計，出于理科成績不理想才無奈去讀。”但在他看來，學生在中文系收獲的人文教育，盡管不會令他們短時間内獲得财富和成功，卻培養了他們的從業能力、讀書能力。比如小說中的李曉東，因擔任《文理》主編，在日後省電視台、出版社、廣告公司、房地産公司、紀錄片團隊幾份工作中，每每能做出不錯的成績，以至于多年後妻子徐冉對兒子說，“你爸的人生，現在仍靠文學那碗飯墊底兒”。

和《人世間》相比，《中文桃李》給人的感覺沒有那麼多憂患與沉重。書中不乏一些“小幽默”和貼近年輕一代的網絡語，如“公式（音duǐ，指頂撞）”“佛系”“顔值”等。“寫年輕一代對我是個挑戰，首先是語言不一樣，尤其是網絡流行語的出現。因此我在語言上盡量融入年輕人。”梁曉聲說，“代溝肯定是有的。到年輕人中去，和他們天天打成一片，代溝還在。你在溝那邊、我在溝這邊，我們還是可以親密地交流”。

如果說同代人寫同代人有自己的優勢，那麼作為共和國同齡人的梁曉聲寫“80後”，則多了一些“審美距離”。“‘70末’‘80後’作家寫同代人或多或少有頑主氣質，好像不那樣寫就不像，我覺得這有點标簽化。我接觸的學生不是這樣。我更喜歡自己筆下這些‘80後’，他們也開玩笑、也幽默，但沒有頑主的感覺。”

過一種“報告文學式”人生

什麼是理想的生活，永遠是困擾年輕人的問題。《中文桃李》中，女主人公徐冉問李曉東：“生活也可以分為歌類的、詩類的、小說類的、散文類的、報告文學類的、史詩類的，你憧憬哪一類生活？”兩人商量一番，覺得沒誰的生活可以始終如歌，史詩類的離普通人又太遠，詩類的太理想主義、太脫離現實，小說類太難把控、太複雜，而散文類的更适合老年人，還是報告文學類更恰當——人生像一場自己給自己的報告，由不得虛構、自欺欺人，而又得有點文學性，加進小說、散文、詩歌的味道。

這種以文學門類來比喻生活的做法，是梁曉聲的創造。他說：“這是過來人的看法。我沒經曆過詩一樣的人生，壓根就沒敢那麼想過。從少年時期我就笃定，這輩子得像報告文學一樣寫實，來不得半點的浪漫、抽象、虛僞——因為家裡困難。”

小說下半場，兩位主人公畢業進入社會後，也确如他們所說的那樣，心中保有着對對方的“責任意識”，認真地為生活打拼着。他們住過簡陋的平房、昏暗的地下室，克服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與形形色色的人物遭逢，最終過上了如意的生活。而李曉東和徐冉也終于取得家長的認可，成就了一段美滿的婚姻。

縱觀這兩個人物走過的道路，确實代表着很多“80後”青年的心路曆程。他們糾結過，是留在家鄉陪伴父母，還是遠走他鄉到大城市闖一闖；他們面臨戶口、房租、工資等生存壓力，卻不甘心做有違本性的工作；他們不願“啃老”，以占朋友的便宜為恥；面對不可回避的代際沖突，他們逃避過、争吵過，最終理解了父母、收獲了親情。《中文桃李》堪稱是“80後”青年一代的心靈史，作家以嚴肅的态度，寫出了這代人人生道路的選擇和對待情感的态度。

在梁曉聲看來，小說家眼裡不能隻有小說，小說應該回應各種社會問題。他把作家定義為時代的記錄員，認為文學史上優秀的作家，如托爾斯泰、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既是作家，也是知識分子，他們都關心他者的命運。

《中文桃李》觸及的一個社會熱點話題是：年輕人是否要留在北上廣深。作家把李曉東、徐冉這類“北漂”青年形容為“吊蘭”，借主人公之口把北京分為了平時“動車式”的北京和過年時“綠皮車式”的北京。李曉東覺得，前面一種有“北漂”的北京更可愛，但他最終選擇回到故鄉，加入了一個志同道合的紀錄片拍攝團隊。“小說中設置靈泉、省城和北京三個層次，并不想給出主人公留在哪裡是對、哪裡是錯的結論。我想指出的是，這種抉擇是一種利弊、一種權衡，而無關對錯。”梁曉聲說。

《中文桃李》延續了梁曉聲以往作品對“什麼樣的人生值得一過”的思考，隻不過他觀察的對象從《人世間》裡的“50後”變為了“80後”。但他的答案沒有變——“70多年的人生走過，人一生到底該追求什麼？想來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都是過眼雲煙。”

大學需要人文氣息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從《中文桃李》的名字可以看出，這也是一本大學教育之書。書中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中文系教授汪爾森。他的課妙趣橫生，讓本想跨專業到對外漢語的學生也被深深吸引；他鼓勵學生辦刊物，推薦優秀作品發表；他和學生交朋友，讓大家畢業多年後還每每懷念……更重要的是，他是學生們名副其實的“精神導師”，引導學生思考人性和人生的意義。

《賣火柴的小女孩》對人類社會進步有什麼意義？汪老師說，讀過它，同情的種子會在心裡發芽。之後再讀《快樂王子》《苔絲》《悲慘世界》，“那麼，他成為警長的話，也許就不會是沙威；她成女議員的話，也許會特别重視慈善工作，使賣火柴的賣花的無家可歸的男孩女孩受到關愛而不再被凍死”。

何謂“深刻”？汪老師說，它好比是瑞士名表裡的鑽石，“鑽石就是發人深省的情節，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細節，過目不忘的文字或對話……深刻并不等于危言聳聽，也不等于嘩衆取寵之論，更不等于對人性醜惡險邪的一味展覽。”

常言道“文學是人學”，那麼“人”是什麼？汪老師說，人是欲望的宿主，也是理性之搖籃；人是文化的盛器，也是社會關系之和；人有責任意識、使命意識，人的好奇心催生科學，人的娛樂渴求催生文藝……

其實，汪爾森正是梁曉聲的自畫像，書中汪老師講的内容就是學生們擠爆教室也要聽的梁氏文學課。“中文系教師隻講如何讀懂一篇小說，還遠遠不夠。應該更多地從作品出發，引發學生思考人生。比如我跟學生讨論《賣火柴的小女孩》是寫給誰看的、《安徒生童話》中的《海的女兒》和《聊齋志異》中的《王六郎》有怎樣的異曲同工、羅丹的雕塑《人馬》給我們理解人性以何啟示？這些思想性的話題及其延伸的讨論才是最有價值的。”梁曉聲說：“我不認為講課一定要像脫口秀一樣熱一下場，似乎不這樣就不行，一堂課隻有45分鐘，學生是交了學費的。”

他還發現，課堂上的男生比較内向，不願意發言，導緻聽到的讨論之聲都出自同一性别。“這對讨論本身是一種遺憾。我們常說，要有不同的聲音和觀點，其中就包括性别——男人怎麼看、女人怎麼看，這個碰撞是很有意義的。”梁曉聲說。

上過梁曉聲課的學生都知道，盡管課上讨論的問題嚴肅，但氣氛卻是放松和活躍的。他曾帶學生看電影《出租車司機》，出資讓學生買來飲料、面包、糖果，讓大家邊吃邊趴在桌子上，怎麼舒服怎麼來，隻有老師一個人拿着粉筆在講台上。“我覺得文學課其實這樣講才對路。”梁曉聲說。

在小說中，梁曉聲借汪先生之口說出了他對大學人文精神的堅守：“文學專業是一個什麼專業呢？首先是一個了解人性進而了解自己的專業。我們這個專業，其實是大學之魂。沒有點兒人文氣氛的大學，不可能是一所好大學……”

他強調人文氣氛，其實是一種信念，相信“文學确曾起到過這麼一點兒促使社會進步的微不足道的作用，一點兒一點兒地，一百年一百年地影響着世道人心”。也正是在這重意義上，文學是人生的一種底色。（記者 張鵬禹）

來源：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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