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客官，住店嗎？”

“小生是來問個路，敢問到京城的路怎麼走？”

“不到二十裡。沿着門口這條路一路向東，十二裡處有官亭，再往北走，不多久便到了。”

“多謝，告辭！”

古人遠行不辨方向時，張口問路顯然是個實用的法子；即便是在GPS高度發展、定位工具層出不窮的今天，誰也不能說自己從未問過路。

不過光靠問路來趕路也不是個辦法，為了到達目的地，古人也是有很多手段的。

道路指引方向

在沒有導航工具的情況下，在人口聚居點之間移動，最可靠的其實是路面本身。順着道路走，就能把人帶到沿途的城市，最是安全精準。

所以早在商朝，官方就很重視發展交通，商人都會出資修築、養護道路，此時通向各地的道路體系已經初具規模了。

商朝的核心地區位于黃河下遊，而周邊的渭水、汾水、膠東、漢水、淮水地區，對商更多是臣服，而且還經常反叛。（底圖來自中國曆史地圖集）

周武王滅商後，為了發揮都城鎬京和東都洛邑的首都作用，在兩城之間修建了一條平坦大道，稱“周道”，後又以洛邑為中心向不同方向輻射，修建了等級不同的道路。

西周分封天下，不能光分封不修路

周道是國家交通的中軸線，更是周王室的生命線，且此後秦、漢、唐的經濟重心都在這條線上，甚至在元明清時期也是貫通東西的要道。對于想在大城市之間移動的商旅來說，這些大道無疑是最好也最安全的通道。

這條路線在古代可是至關重要

到了戰争激烈的戰國時期，各國為了增強自身實力，便于調兵，修建了衆多次級道路。著名的比如秦國修築的褒斜棧道，能夠打破秦嶺阻隔，連接陝西和四川。不隻是秦國，楚國、晉國、齊魯等國都加入到了修路大軍中，密密麻麻的道路連接着中原人、荊楚人、吳越人、巴蜀人。前往全國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依靠大道作為自己的“人造”導航。

秦嶺和蜀道因其特殊的地形和戰略地位成為國内最著名的“人造”通道之一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建立了以國都鹹陽為中心的驿站網，耗時十年整修和連接了戰國七雄留下的大道，修築了以馳道為主的全國交通幹線。馳道丈量标準統一，每隔三丈種一株青松，當做行道樹；十裡建一亭，作為區段治安管理所和行人招呼站。這些設施作為導航當然是不錯的，行人按樹計數，遇亭便知道自己到了何處。

漢朝時期的道路在秦朝基礎上繼續擴建延伸。自長安向東，經過洛陽定陶達臨淄是東路幹線；自長安向北達九原郡（今包頭）為北路幹線；自長安而西達隴西郡為西北幹線。公元前2世紀，這條幹線已經可經河西走廊到達西域，是為“絲綢之路”。

這是中原王朝打開世界觀的一大步

為了方便行人補給問路，朝廷設置了大量驿站，按大小分為郵、亭、驿、傳四類，大緻五裡設郵，十裡設亭，三十裡設驿或傳。《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西漢時全國共有亭29635個，據此估計當時共有幹道近15萬公裡。在這龐大的公路網上行走，其實就已經是自帶導航了。

很簡陋的設施，也比沒有好

到了宋代，我國的道路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城市道路建設與交通管理方面，與前朝也有着明顯的區别。宋朝政府在全國擴建驿道，還根據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發展水驿和駝驿等郵驿設施。當時的館驿和通信郵遞已經完全分開，類似于政府招待所。文學家毛開《和風驿記》描寫一處驿館，“為屋二十四楹，廣袤五十七步，堂守廬分，翼以兩庑，重垣四周”，“門有守吏，裡有候人”，簡直是“賓至如歸”。

經過了後來元明兩代對道路設施的勘察和修整， 到了清朝，全國道路布局已經日臻完善。

清朝把驿路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是“官馬大路”，即國家級官道，在京師設皇華驿，作為全國交通的總樞紐；第二等是“大路”，自省城通往地方重要城市；第三等是“小路”，自大路或各地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鎮的支線。通過這些道路，人們可以很輕松地行走于城市和鄉村之間，很少發生在荒郊野地裡迷路的事情了。

還是工具好用

通過道路、亭、驿站等導航，僅能粗略地指示出方向，到了道路不通的荒郊野地和戰場上，人們還是需要一些更通用的導航方法。

據說早在5000多年前的黃帝時期，就出現了第一種定向工具“指南車”，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黃帝利用它辨别方向，戰勝了蚩尤。但這隻是傳說，事實上第一台有史可考的指南車是三國時期的馬鈞制造的，“車雖回運而手常指南”。

指南車造價昂貴且笨重，車身高大裝飾華美，刻有金龍等圖案，行走時“駕士”衆多，前呼後擁，是皇家顯貴的必備之物。

《南齊書》記載了一件趣事：說是南北朝劉宋平定關中後，得到一件戰利品指南車，但它隻有外殼而缺乏内部零件。于是皇帝出行時，讓官員躲在車内操縱，假裝它還在正常運行。此時，指南車的儀式意義遠遠大于實用意義。

好在戰國時期，指南針的雛形“司南”出現了。據《古礦錄》記載，司南最早出現于戰國時期的河北磁山（今河北邯鄲磁山一帶），是天然磁鐵礦石琢成一個勺形的東西，放在光滑的盤上，利用磁鐵指南的作用來辨别方向。當然這也隻是考古學家的猜測，雖然在電視上經常能看到它的模拟圖，卻一直沒有實物出土。

但是司南的原理是保存下來了。宋代人工磁化技術出現之後，一種名叫水浮針的水上導航儀器應運而生，比起司南使用價值更高，但使用起來還是很不方便，且精度不足。

既然人工導航的方式不好用，那麼古人就隻能訴諸于天象的指引了。

春秋戰國時期，大規模海上探險、海上貿易以及頻繁海戰的背景，催生了人們對天象導航的研究，各國海軍對北鬥星及北極星的觀測辨認已經相當精細，可以利用日、月、星等天體的位置定向。

到了宋代，由于統治者重視海上貿易，元朝統治者又鼓勵蒙古帝國治下的子民通過絲綢之路和印度洋航線進行溝通，為這種誕生于先秦的觀星術提供了很好的積累平台。到了明代，航海家鄭和甚至已經可以通過觀測星體高度來确定緯度了。

這種方法，被時人稱為“牽星術”，是非常高級的古代導航方式。牽星術主要是利用工具牽星闆來測定船舶在海中的方位，為了确保結果的準确性，需要多測量幾顆不同星體的出水高度。

鄭和船隊利用過洋牽星圖，“惟觀日月生墜，以辨東西、星鬥高低、度量遠近”，結果“牽星為準，所實無差，保得無虞”，才能夠完成七下西洋的壯舉。可以說牽星術代表了15世紀天文導航的先進水平。

少數民族也有他們獨特的導航方式。比如土家族人用“草标”作為道路标志，在不同地方立草标代表不同含義，如道路交叉口的草标暗示此路已有前人走過，可放心通行；幽深峽谷中，草标提示此地有危險動物（如毒蛇），要當心。

總之，為了不迷路，古人是動了很多腦筋的，而且看上去卓有成效。

古人的這些方法相當精妙，即使放在現代也自有科學道理包含其中。但這些古法想要耍得熟練，需要的可不僅僅是循規蹈矩，死記硬背，對于大多數沒有受過培訓的現代人來說，操作難度系數太高。現代人需要的，當然還是适合現代人的導航方式。

(來源:地球知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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