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武宗正德三年（1508），陽明三十七歲

王陽明在路上，辛苦數月，到得貴州，自處逐臣地位，所有上司，一概不敢拜見，徑去尋訪龍場地方。那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之中，滿地荊棘，是個蛇蟲、魍魉、蠱毒、瘴疠的世界，山谷洞溪裡面住的都是苗民，面上雕着花，言語和鳥鳴一般，身披獸皮，俗稱鬼巫。間或有些中土人氏，卻多是亡命之徒。莫說那衣冠、宮室、文儀、揖讓，種種文化，一點沒有，連草屋都不見一所，依舊像個洪荒世界、太古時代。那劉瑾斷送陽明到此死第，料他萬無生還的了。

從前漢官看待苗民，常把他當做野獸，因此苗、漢兩族，意見很深，有時苗民反抗，漢官就帶兵入去，不知撫化，一味放火收捕，肆行殺傷，所以苗民一見漢官，如同仇敵；新官到任，讓大家到蠱神面前，虔誠占蔔，兆象不好，便放出蠱來，害他性命。當日陽明到得龍場，苗民聞信，又去叩問蠱神，虧得陽明僥幸，蠱神不協，苗民才慢慢走來親附。苗民見陽明帶着仆從、行李，休息在草樹之中，還沒有安身所在，便到山的東峰，找個石洞，請陽明安頓在内，老的、少的，常常閑着走來玩耍，見陽明待他們和愛溫恭，個個歡喜。陽明本來是個研究“心學”的大家，就趁此觀察苗民的性情，知他們同是人類，同具至性，而且那種質樸誠實的态度，斷不是機械變詐的文明人類能夠學到！因此住在蠻鄉，反較比在京城還快活起來，便興了個開發文化的念頭。

石洞裡面，陰濕異常，陽明居住不得，遂親自率同苗民，尋些黏土，教他們做成土坯，燒窯制磚，伐木架屋，造成一所房子，外面種些松竹卉藥，裡面分起堂階奧室，把帶來的琴編圖史，陳列得整整齊齊，起個名兒叫做“何陋軒”。這樣一來，不但苗民看得有趣，連遠方的學者也都走來瞻仰。後來苗民歡喜，益發逐漸興工，在附近建築了許多屋宇，叫什麼“君子亭”啦、“賓陽堂”啦、“玩易窩”啦，陽明一一祥記其事。龍場地方，得有文化，自此為始。

那時劉瑾在京，看見貴州長官，奏陽明已經到驿，心中恨恨不已。陽明也料定他放心不下，自思得失榮辱，都能超脫，隻有生死一念，還覺不能化除。就尋塊大石，琢成石棺，發誓道：“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坐，誠心默想，深究“靜一”功夫。如此好久，覺得胸中快活自然。随身三個仆從，哪裡有主人的功夫，辛苦數月，到此蠻荒，風土不合，個個卧病不起。陽明親自斬柴、取水、煮粥、燒湯，服侍仆從；又怕他們胸中憂悶不快，便在旁邊唱歌、詠詩，無奈他們懂不得詩歌，依然不悅；就改唱浙江的小調、雜曲，說些古今笑話，逗他們歡樂忘憂，果然疾病逝去，憂思念消。陽明因此歎道：這等境地，叫聖人處此，也就沒得說了！

陽明在這患難之中，依舊靜默思道，一心要參透那大學士上“格物”之說，不但日裡思索，連睡夢中都在那裡着想。一天，睡到半夜，忽然大呼大叫起來，把左右仆從，一齊驚醒。原來陽明經過好騎射、好任俠、好辭章、好神仙、好佛氏等變遷，到此居夷處困，胸中完全大中至正，才能夠把這“格物”之說，悟個徹底。陽明終于悟到：“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

“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這句話有其深刻的曆史背景。之前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說隻要“格物緻知”就能成為聖賢，但是并沒有通俗易懂地揭示如何成為聖賢的途徑；或者說他所提供的實踐方法在現實中并不可行，仍缺少一些重要的輔助環節和階梯。由于曆代讀書人在自我實踐中無法取得實效，但又不得不對先賢的教誨盲聽盲從，因而對于“格物緻知”一語究竟是什麼意思，令人十分迷茫，實踐無門。

也就是說，原本讀書明理本是一條修身成人的途徑，但是因為不得法，越是讀書越是構築起限制自己本性的牢籠，越是脫離社會現實，正所謂“作蠶自縛”和“劃地為牢”，以書本知識替代和掩蓋了人本身具有的與天地相通的靈明。因此，越是從字面上理解“格物緻知”，越是無法獲得真知，越是與現實社會的需求相脫節。事實上，能夠限制自己的隻有自己，而這種限制是觀念上的限制，是對于概念理解的固化所造成的限制。因此通過深入的本原思考，來破除這種限制，與天地合為一體。而“天人合一”這才是聖人之道的初衷。這就是說，對于“格物緻知”的解釋并不隻限于朱熹的解釋，還有另一種更加貼近儒家初衷，也更加符合事實的解釋。這就是說，當“吾性”被定義在“身體”這一較小的範疇内，那麼其局限性就已顯現，顯然是物我兩隔。假如将“吾性”放在“天人合一”的宏大空間内，那麼這種限制就不存在了。以各種知識填補自我的“靈明”，就意味着放大了知的空間。而對本體認知的不同，也注定了王陽明與朱熹的不同。

“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這短短一句話中包含了曆代向往聖賢之道人士的無奈與心酸。但是，直到現代，許多人還一直對這句話望文生義，人雲亦雲，并沒有從陽明心學的本原去理解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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