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服作為出家人的标識之一,唐代高僧義淨所著《南海寄歸内法傳》雲:“凡是衣服之儀,斯乃出家綱要”,一語道出法衣的重要性。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僧服也在逐漸變遷。
佛陀曾對僧衣的縫制、數量都有嚴格的規定。在顔色上規定,要用“壞色”,不許用上色或純色,佛陀教導比丘們從樹根、樹皮、樹汁和花提煉染料,破壞衣色的整齊,以此免除對衣服的貪著。佛在世時,指出了如黃、赤、青、黑、白五大色不許着用。
三衣的起源
佛陀時代的印度,由于天氣較為炎熱,再加上當時風俗習慣的影響,出家人的衣服十分簡單,佛在成道以後的最初五、六年中,根本沒有制訂戒律的條文,隻有一些原則性的規範,所以也談不上衣的制度與規定。除了披着的方法及其式樣,跟俗人和外道不同以外,并沒有限制比丘應該有多少件衣服。
後來,在一年的冬季裡,佛與弟子們在人間遊行乞化,佛陀看見弟子們得到很多布料,有的戴在頭上,有的挂在肩上,有的纏在腰際,看起來既失威儀,而且十分累贅,于是佛陀便計劃衣的限制了。
那時,正是印度的隆冬,當天晚上佛陀親自試驗:初夜披一件就夠了;中夜覺得冷,于是加上一件;後夜時,還覺得冷,于是再加一件,也就足夠禦寒了。因此,佛陀制定比丘不得超過三衣,這就是所謂“三衣”的來源。
由内而外第一衣安陀會,第二衣郁多羅,第三衣僧伽梨。明‧楊卓《佛學次第統編》:比丘應具三衣,即袈裟也。袈裟者,以布切細長條橫縫合成,由其所切之條數而分種種。 袈裟是一種顔色,如唐慧苑《音義》(上)說∶“袈裟,此雲染色衣,西域俗人皆著白色衣也”。玄應《音義》(卷一五)也說∶“袈裟,此雲不正色”。佛制僧衣,不得用印度俗人的白色,又不得用純青純黃等正色,稱為袈裟,所以說“染色”、“不正色”。僧衣的演變
到佛教傳入中國,成為為漢傳佛教,以大乘佛教為主。由于氣候上中國異于印度,裡面不穿衣服無法抵禦寒冷,漢傳佛教的僧衣,在印度三衣上,裡面多了禦寒的小褂,顔色上,佛陀上衣近乎黃綠色,裙子近乎紅褐色,佛教部派提倡用紅、黃色。
可受到漢地各朝代君王穿黃、大臣着紅限制,漢傳佛教的僧人隻能放棄使用這兩種顔色。形制上,袒露肩膀漢人也不能接受。
因此,僧衣在中國漢地逐漸被本土化,特點是:一方面遵從戒律的規定,參照印度傳來的僧衣式樣;另一方面,又兼顧漢地氣候、地理環境、民族風俗等;還要考慮帝王及政府方面的制約與幹涉等因素。
僧衣從顔色到形制都有所改變。
三國時期以缁色為主
随着,佛教的融入,僧衣在顔色上也逐漸體現了漢地的特色。東漢《牟子理惑論》中記載:“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可見當時的僧服是赤色的。到了三國時期,僧衣顔色趨向于缁色,即黑色之中帶有一點紅色。“缁衣”與“白衣”是僧俗的對稱,三國時,由于天下荒亂,人民困苦,多穿白衣,而僧人多穿缁衣,所以缁衣逐漸成為僧人的指稱。
唐宋時期以紫袈裟為最尊貴
唐朝,為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中國統治者常表示褒獎,将袈裟賜予高僧。賜紫從唐武則天開始的,而所賜袈裟的顔色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僧衣的顔色發展。唐宋時代,三品以上的官員的公服為紫色,五品以上則為绯色。所以有賜紫、賜绯一說,袈裟的顔色與官員的等級顔色相對應。皇帝将袈裟賜給高僧大德,從而紫色也進入了僧服的顔色系列中。
明洪武年間僧服色制明确
唐宋以後,僧衣的色彩自由度較大。到明朝洪武初年,完善的僧侶服色制已制定完成。當時佛教分禅、講、教三類。禅,即禅宗。講,即天台、華嚴、法相宗。教,即從事喪儀、法事儀式。常服的顔色,明代皇帝曾作過規定,修禅僧人常服為茶褐色,講經僧人藍色,律宗僧人黑色。
清代以後黃色僧衣沿用至今
清代以後,沒有什麼官方規定,但律宗寺院自清初見月律師重興後,一般僧人常服均為黃色。
當代佛門穿衣經
僧侶的常服顔色,大多為五種顔色:褐、黃、黑、灰、黃綠色。各地各部派深淺不一,沒有具體一定的規制。形制上,“海青”或稱“大袍”是主要服裝之一。
現今“海青”仍被佛門七衆在禮佛和比較正規的場合用作外衣。
出家二衆在禮佛、誦經、正式集會時穿著,将三衣之一種披在大袍之外。其餘五衆隻可穿大袍,不披袈裟。
僧衣的海青顔色有二:
一為黑色,乃一般佛弟子禮佛時所穿;
一為黃色,是一寺之方丈或法會中的主法者所穿。
另外,現在緬甸、斯裡蘭卡、泰國、柬埔寨、老撾、印度、尼泊爾諸國的僧服都是黃色,僅有深淺的不同。緬甸佛教徒特别忌穿黑衣,因為在緬甸古代曾有一種邪教僧人穿黑衣,多行非法之事,後來嚴行禁絕。蒙藏教徒也忌穿黑色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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