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服作為出家人的标識之一，唐代高僧義淨所著《南海寄歸内法傳》雲：“凡是衣服之儀，斯乃出家綱要”，一語道出法衣的重要性。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僧服也在逐漸變遷。

佛陀曾對僧衣的縫制、數量都有嚴格的規定。在顔色上規定，要用“壞色”，不許用上色或純色，佛陀教導比丘們從樹根、樹皮、樹汁和花提煉染料，破壞衣色的整齊，以此免除對衣服的貪著。佛在世時，指出了如黃、赤、青、黑、白五大色不許着用。

三衣的起源

佛陀時代的印度，由于天氣較為炎熱，再加上當時風俗習慣的影響，出家人的衣服十分簡單，佛在成道以後的最初五、六年中，根本沒有制訂戒律的條文，隻有一些原則性的規範，所以也談不上衣的制度與規定。除了披着的方法及其式樣，跟俗人和外道不同以外，并沒有限制比丘應該有多少件衣服。

後來，在一年的冬季裡，佛與弟子們在人間遊行乞化，佛陀看見弟子們得到很多布料，有的戴在頭上，有的挂在肩上，有的纏在腰際，看起來既失威儀，而且十分累贅，于是佛陀便計劃衣的限制了。

那時，正是印度的隆冬，當天晚上佛陀親自試驗：初夜披一件就夠了；中夜覺得冷，于是加上一件；後夜時，還覺得冷，于是再加一件，也就足夠禦寒了。因此，佛陀制定比丘不得超過三衣，這就是所謂“三衣”的來源。

由内而外第一衣安陀會，第二衣郁多羅，第三衣僧伽梨。明‧楊卓《佛學次第統編》：比丘應具三衣，即袈裟也。袈裟者，以布切細長條橫縫合成，由其所切之條數而分種種。 袈裟是一種顔色，如唐慧苑《音義》（上）說∶“袈裟，此雲染色衣，西域俗人皆著白色衣也”。玄應《音義》（卷一五）也說∶“袈裟，此雲不正色”。佛制僧衣，不得用印度俗人的白色，又不得用純青純黃等正色，稱為袈裟，所以說“染色”、“不正色”。僧衣的演變

到佛教傳入中國，成為為漢傳佛教，以大乘佛教為主。由于氣候上中國異于印度，裡面不穿衣服無法抵禦寒冷，漢傳佛教的僧衣，在印度三衣上，裡面多了禦寒的小褂，顔色上，佛陀上衣近乎黃綠色，裙子近乎紅褐色，佛教部派提倡用紅、黃色。

可受到漢地各朝代君王穿黃、大臣着紅限制，漢傳佛教的僧人隻能放棄使用這兩種顔色。形制上，袒露肩膀漢人也不能接受。

因此，僧衣在中國漢地逐漸被本土化，特點是：一方面遵從戒律的規定，參照印度傳來的僧衣式樣；另一方面，又兼顧漢地氣候、地理環境、民族風俗等；還要考慮帝王及政府方面的制約與幹涉等因素。

僧衣從顔色到形制都有所改變。

三國時期以缁色為主

随着，佛教的融入，僧衣在顔色上也逐漸體現了漢地的特色。東漢《牟子理惑論》中記載：“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可見當時的僧服是赤色的。到了三國時期，僧衣顔色趨向于缁色，即黑色之中帶有一點紅色。“缁衣”與“白衣”是僧俗的對稱，三國時，由于天下荒亂，人民困苦，多穿白衣，而僧人多穿缁衣，所以缁衣逐漸成為僧人的指稱。

唐宋時期以紫袈裟為最尊貴

唐朝，為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中國統治者常表示褒獎，将袈裟賜予高僧。賜紫從唐武則天開始的，而所賜袈裟的顔色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僧衣的顔色發展。唐宋時代，三品以上的官員的公服為紫色，五品以上則為绯色。所以有賜紫、賜绯一說，袈裟的顔色與官員的等級顔色相對應。皇帝将袈裟賜給高僧大德，從而紫色也進入了僧服的顔色系列中。

明洪武年間僧服色制明确

唐宋以後，僧衣的色彩自由度較大。到明朝洪武初年，完善的僧侶服色制已制定完成。當時佛教分禅、講、教三類。禅，即禅宗。講，即天台、華嚴、法相宗。教，即從事喪儀、法事儀式。常服的顔色，明代皇帝曾作過規定，修禅僧人常服為茶褐色，講經僧人藍色，律宗僧人黑色。

清代以後黃色僧衣沿用至今

清代以後，沒有什麼官方規定，但律宗寺院自清初見月律師重興後，一般僧人常服均為黃色。

當代佛門穿衣經

僧侶的常服顔色，大多為五種顔色：褐、黃、黑、灰、黃綠色。各地各部派深淺不一，沒有具體一定的規制。形制上，“海青”或稱“大袍”是主要服裝之一。

現今“海青”仍被佛門七衆在禮佛和比較正規的場合用作外衣。

出家二衆在禮佛、誦經、正式集會時穿著，将三衣之一種披在大袍之外。其餘五衆隻可穿大袍，不披袈裟。

僧衣的海青顔色有二：

一為黑色，乃一般佛弟子禮佛時所穿；

一為黃色，是一寺之方丈或法會中的主法者所穿。

另外，現在緬甸、斯裡蘭卡、泰國、柬埔寨、老撾、印度、尼泊爾諸國的僧服都是黃色，僅有深淺的不同。緬甸佛教徒特别忌穿黑衣，因為在緬甸古代曾有一種邪教僧人穿黑衣，多行非法之事，後來嚴行禁絕。蒙藏教徒也忌穿黑色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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