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馬黎 整理

“千萬不要一上來就從釋讀的角度去研究這些符号，而脫離了載體和語境。”9月23日，“史前符号和早期文字學術報告會”的雲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秦嶺做了《圖形符号與原始文字》的分享。

她再次提醒大家，良渚有沒有文字，不是辯論，對“原始文字”的考古學研究，應該從材料和途徑中去思考。在良渚文化中，我們看到那麼多圖形符号，到底在廣義上能夠怎樣準确地傳遞信息？這樣的社會功能，是在良渚文化什麼社會階層中實現？我們從考古學的角度上，在釋讀之外，應該要先考慮和回答這些問題。她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我們在網絡上用的顔文字，算不算文字？

以下是她的思考。

（一）

考古學者很早就對良渚的刻符做過讨論。1936年，施昕更說是“記号文字”；1937年，何天行說的是“早期文字”，作為使用漢字系統的中國考古學者，在看到這些符号時，自然而然地把它們當成“早期文字”或“記号文字”，肯定有他們的理由，而良渚文化到底有沒有文字，至今仍是考古學家面對這些材料時，都不應該回避的問題。

對文字狹義的理解，可以用裘錫圭先生的定義：“文字是用來記錄語言的符号系統”。原始文字則是“還不能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按此定義，構成原始文字的符号需要成一個系統，隻是記錄語言的能力還不完整。

裘錫圭在1989年《漢字的起源與演變》一文中，舉了“鹿”的例子：早在舊石器時代，隻要人們已經會畫鹿，就有可能指着鹿的圖形說出“鹿”這個詞。我們能不能說這個“鹿”字就産生了呢？當然不能。因為這跟有意識地用鹿的象形符号來記錄成句的語言中的“鹿”這個詞，完全是兩回事。

我想說的也是這個意思。象形符号，或者說，用圖像來表意這件事，在史前文化中一直都有，但并不代表所有用圖像或者用單個圖形符号來表達意義的就是文字。圖像在表意上的能力常常不遜于文字，這就是考古人說的，可以畫圖的就不需要用文字，圖像本身就具有力量，就足以表意。但是，不能因為它表意了，這種圖形就是文字，不是這樣的邏輯。所以，有意識地用鹿的象形符号來記錄語言當中的“鹿”這個名詞，跟之前出現的各種描繪鹿、魚、豬的圖形符号，并不是一回事。

甲骨文中的動物

當然，還有一種廣義的文字定義：用來記事和傳遞信息的、能夠表意的圖形和符号，都可以稱為文字。在這樣的定義下，關于什麼是原始文字，就會出現兩個問題：是不是所有單個刻符都算原始文字，從何時算起？它和後來的文字系統有直接的繼承關系嗎？比較世界上其他早期文字系統的研究，就會發現在這種廣義的範疇内，“原始文字”通常是指成熟文字系統的“前身”，需要從社會功能和使用方式來追溯文字的起源，比如楔形文字起源于從陶籌到泥版簿記的需求。

同廣義文字相關的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如果用來記事和傳遞信息、能夠表意的圖形符号都可以稱為文字的話，那現在我們在微信裡用的顔文字，算不算文字？還是說這算一種返古現象，我們開始使用另一種“原始文字”？文字的定義或許是動态變化的，将來我們對什麼是文字或許還會有新的認識和理解。

網絡裡的顔文字

（二）

再回頭看良渚的圖形符号。第一，它是寫在什麼東西上的？也就是書寫材質問題。第二，它是什麼人用的，以及在什麼場合上用的。隻有這些基礎資料明确，并且有足夠的重複性，才能來讨論它是否具備剛才所說的“原始文字”或者文字系統的作用。

比如大家不太當做文字的玉璧玉琮刻符，既所謂的“鳥立高台”，這是良渚文化晚期出現的，隻有權貴階層才能獲得和使用。最有意思的是，這些東西當時并“不可見”。台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鄧淑蘋很早就指出，這些刻符刻得模糊，和良渚玉器整個雕刻工藝不是一個體系，可能故意刻得不太想讓人看見。這種不可見是否具有其他特殊功能？比如和神的溝通我們不得而知，但顯然它們廣義上能傳遞信息的文字。

現在良渚文化中大家讨論比較多的，主要還是陶器符号。目前《良渚文化刻畫符号》（2015）一書發表的500多個符号，以及《平湖莊橋墳遺址刻畫符号圖集》（2013）一書中的200多個符号，大部分都是單體的。這些單體符号大量刻在器物底部，或者鼎足内側，然後才是器表。單體的陶器器類使用範圍廣，所有人都能用。

但比較特殊的是，在以良渚古城遺址為代表的遺址群以及周邊地區，這些東西并不入葬，貴族的墓葬中不會出現這些陶器，這些陶器隻見于普通居址中。而環太湖其他區域中心，比如上海福泉山遺址，江蘇寺墩遺址，蘇南趙陵山遺址等，即使是良渚文化的高等級墓葬中，也會随葬這些漂亮的黑陶器，上面偶爾也會有符号。因此這些符号的使用者和使用場所還是有區别的。

再看目前數量不多能夠排序組合的符号，比如餘杭南湖圈足罐上有12個符号，還有蘇州澄湖的貫耳壺，有5個連續排列的符号。它們通常都在罐或者尊上出現。如果比較一下刻劃的内容和表現手法，它們相互之間也并不是那麼統一。

莊橋墳兩件石钺上的刻符，目前看來就更像是孤例了。從刻劃手法和内容上比較，它們略顯雜亂，跟陶器符号并不完全屬于一個系統，甚至其中一件石钺的A和B兩面，也不是同一個系統。

學術上強調孤證不立。莊橋墳發現的石钺雖說很重要，但我們目前發現的良渚石器已經有數千件，發現這樣排列的刻符就這麼兩件。

（三）

梳理完上述材料後，我想提幾個問題：這三類符号（玉器刻符、陶器刻符、石器刻符）屬于同一個文字系統嗎？

文字的起源和文明起源、國家起源直接相關，通常會在權力最集中的區域出現，那麼良渚古城遺址，作為良渚文明人口規模最大的中心，它是發明和使用刻符“文字”的中心嗎？

更核心的問題實際上是：良渚圖形符号的創造者是誰，如果它們已經算是一種“原始文字”系統，那麼它的使用者和學習者又是誰？——簡單通俗來講，就是良渚社會當時的“文盲”比例是多少？

這幾個問題好像已經比較尖銳。讓我們再回到廣義的文字定義——一種能夠準确完整傳遞信息的符号系統。越多樣化的符号體系，能夠傳遞的信息量其實越有限。所以在良渚文化中，我們看到不同載體上不同風格形式的圖形符号，到底能夠怎樣準确地傳遞信息呢？這些以日用陶器為載體，大多發現于普通居址的符号，傳遞信息的社會功能，又是在怎麼樣的社會階層中實現的呢？我們從考古學的角度，應該要先考慮和回答這些問題。而且答案也需要同良渚文明的其他因素以及社會發展的整體有一個很好的對應。如果用甲骨文來做例子，是誰用的，在怎樣的語境場合下使用，傳遞的是什麼樣的信息——這些問題都是可以明确回答的。

所以，我們最後讨論一個方法論的問題，即從考古學角度如何研究“原始文字”。第一，我很認同朱雪菲的觀點，對符号的研究，一定是類型學的方法。我們在研究符号的時候，必須從數量、普遍性出發，逐一收集考古資料加以分類，之後才能建立字表進行釋讀。

第二，是要研究“符号/文字”的載體。我同意拱玉書老師說的，所有的文字系統都有其特殊的書寫材質。在早期中國，可能不是泥闆這樣專門用來記賬的工具，但載體的功能和符号系統需要有一定的相關性，比如甲骨文和蔔骨。這也是确認它是否算“原始文字”進而能發展成書寫體系的關鍵。

第三，是使用語境。這些符号是怎麼出土的，由誰來使用，簡單講就是“誰認字”的問題。對于具有原生性的早期文明和文字系統而言，“誰認字”通常與複雜社會或國家的運轉、管理和秩序有關。

所以，從考古學角度上，要從這三個角度去分析和讨論材料。千萬不要一上來就從釋讀的角度去研究這些符号，而脫離了載體和語境。

（四）

盡管從上述問題中，可以看出我對良渚文化的圖形符号是原始文字這個觀點持保留意見，但我仍然認為，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刻劃符号對漢字系統是有貢獻的，至少有兩個角度可以讨論這些貢獻。

第一點，漢字的字符從構形上來講，它的來源和發展曆程，跟新石器時代的刻劃符号有關聯。漢字的構形，可以從刻劃符号中獲得很多元素并借用，但并不代表字本身的意義，直接對應相似的早期刻劃符号。這就好像良渚玉器紋飾的表現方式來自于崧澤陶器紋樣，并不代表它們“所指”一緻是一個道理。

第二點，從功能上講，有些新石器時代刻劃符号的使用同後來漢字系統中的記名金文可能有一定關系。比如剛才講的良渚玉璧鳥立祭壇刻符，通常刻于“重器”上，單體，有固定的“格式”，這同後來青銅器上常見的“亞”字結構的族徽就有異曲同工之處。而流行于長江中遊和海岱地區的陶缸刻符，也是類似的例子。

馬橋遺址良渚文化單把杯刻符與青銅器銘文比較

石家河遺址鄧家灣陶缸刻符與青銅器銘文比較

總之，圖形符号是良渚社會中非常重要的一類文化現象，同時在新石器時代各區域文明中也有不同的表現，它們是不是都能算“原始文字”？在各自的複雜社會中被誰使用？是否對新石器晚期區域文明的演進産生了推動作用？這些問題需要通過上述考古學方法來分析和回答。

回顧：

良渚有文字嗎（一）｜平湖莊橋墳遺址刻文石钺發現十周年，問題比共識更重要

良渚有文字嗎（二）｜拱玉書：文字是發明的，不是發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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