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道”是道教的最高教理，道教的全部信仰和修行都是以“道”為核心的，道教的一切經典，無不宣稱其根本信仰為“道”。那麼到底什麼才是“道”呢？這恐怕是道教中最簡單又最講不清道不明的一件事了。

道教的最高經典《道德經》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光是這一句話，就引起過無數的争論，後産生三種主要的見解。

第一種見解認為，這句話的涵義是道若可以言說，就不是永恒常在之道。

持此種觀點的人是《老子》注家的主流。從戰國末期的韓非，到西漢嚴遵、東漢河上公、曹魏王弼、唐代成玄英、陸希聲等人，都主張道不可言說，主要是為了體現美感。

第二種見解認為“道可道，非常道”是說道可以言說，但不是人間常俗之道。

唐代李榮說：“道者，虛極之理......以理可名，稱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間常俗之道也。人間常俗之道，貴之以禮義，尚之以浮華，喪身以成名，忘己以詢利，失道後德，此教方行。今既去仁義之華，取道德之實，息澆薄之行，歸淳厚之源，反彼恒情，故曰非常道也。”李榮把“常道“解釋為“常俗之道”，認為老子之道不是常俗之道（儒家）。

而宋代司馬光的诠釋也接近這種觀點。司馬光說：“耳世俗之談道者，皆日道體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為不然之所謂道者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謂道也。......常人之所謂道，凝滞于物。”

▲司馬光畫像

司馬光跟李榮一樣，都主張道可以言說，都不從本體的意義上診釋“常道”。這是他們的一緻之處，也是他們跟絕大多數《老子》診釋者不同的地方。

但他們二人對“常道”的具體解釋，一個指人間常俗之道，一個指常人所謂的道。雖然二者的字面意義相差無幾，但實際内涵則大不一樣。李榮作為一個道士，他所說的“常俗之道”，從其解說來看，顯然是指儒家的仁義禮教。而司馬光作為一個正統的儒家學者，他不可能認同道士李榮的觀點。他對老子之道與常人之道的區分，是從認識水平來說的。他批評平常人所謂的道“凝滞于物”，是說平常人的認識局限于具體事物，隻能認識表現具體事物中的“道”，而不能超越具體事物，認識道之大全。

第三種見解是認為道可以言說，但道非恒常不變之道。

唐玄宗說:“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也，訓通，訓徑。首一字标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之由徑，可稱為道，故雲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無定方，強為之名，不可遍舉，故或大或逝，或遠或返，是不常于一道也，故雲非常道。”唐玄宗把“非常道”解釋為“不是常而無不變之道”，認為老子之道是變化無常的。

▲唐玄宗畫像

其實簡單說，“道”在老子看來，就是宇宙的本原和主宰者，是宇宙一切的開始與萬事萬物的演化者。

戰國時的思想家莊子繼承老子關于“道”的論述，也主張“道”是宇宙萬物的根本，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

道教創始後即奉老子為教祖，神聖其形象，尊稱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為經典，将“道”加以改造，成為道教的信仰核心；認為“道”是神明之本，由三元之氣化為三清，并形象化為太上老君；“道”有最偉大的德行，它以虛無為體、清靜為宗、柔弱為用，無為不争；“道”真常永恒，無生無滅，無時不在，無處不有，長存于天地之間。

宋朝時，道門中人又把道學思想和儒、釋兩家思想相融合，把“道”的理論提到哲學上更深的層次，為道教思想發展開辟了新的途徑。宋代的張載以道為氣化的過程，說“由氣化，有道之名”；而程頤、朱熹則以道為理，表現了氣本論與理本論的不同，這些都是對于“道”的新的诠釋和發展。

▲張載畫像

▲朱熹畫像

在中國哲學史上，“道”這一範疇是道家提出的，後被各家學說所接受，雖各有不同理解，但已成為宇宙本原、普遍規律性的代名詞。它對于提高理論思維水平，探究事物的本原和規律性，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正因為“道”的偉大和神聖，所以道教才尊道為最高信仰，并教導人們以學道、修道、行道、弘道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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