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中李大钊整天忙忙碌碌，除了寫文章和編輯，還組織學生研讀，調研，和實踐，一面登高堂之上大聲疾呼，一面入坊間傾聽和開導勞苦大衆，并始終沖在革命鬥争的最前沿。這種理論與實踐的并行決定了其革命之堅定之徹底，奠定了一個無産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産主義先驅者的高遠格局，為中國革命事業以及國家進步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青史留名，彪炳千秋。
同樣是新文化運動先驅的胡适也不可謂不忙碌。他也忙着寫文章做宣傳，但為了籌備接待他的導師杜威可以放一放。他也投身于運動，但晚上十點必須按照老婆的叮囑就寝。他三尺不離高堂，躲着政治，隻打交道，隻做學問。确實，他學問做得夠深夠精，在學術上頗有建樹。然而他還是耐不住，最終摻和進了政治，隻是學術上的精到未能轉化成政治上的睿智。
他對西方民主和自由推崇備至，說民主是最進步的政治方式，自由是文明進步的原動力。他隻是看到了事物的一面，或者說隻是表面，這與其階級立場有關。一個待在象牙塔裡做學問的人怎麼能深刻體會到現實社會的複雜和殘酷。
知識來自實踐經驗的總結。胡适精于推理論證，以現成理論可以做到滴水不漏，所以其政治見解能蒙蔽很大一批人。然而政治是緊跟社會發展的，對其認識需不斷從實踐中獲取，而這正是胡适有别于李大钊的地方，也因此決定了二人的格局。
精于學術研究讓胡适獲得了學術上的地位，疏于社會實踐讓胡适栽了跟頭。不管怎麼說，一個人跟錯了曆史潮流，也就注定了其思想和境界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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