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的有趣的故事?下面列舉東漢末年到三國時代的各種異端思想和行為的表現，，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東漢末年的有趣的故事?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東漢末年的有趣的故事

下面列舉東漢末年到三國時代的各種異端思想和行為的表現，

雖然并不一定都代表士人整體，但是既然能夠産生這些言行，卻說明了一個曆史趨向。

在東漢末年，與士人清流對抗朝廷、自認“道統”所在相呼應的，是汝南郡許劭（150-195年）兄弟的月旦評。

所謂月旦評，就是每月初一，兄弟二人會發表對當朝人物的評論。

許劭兄弟的月旦評現在大多已經失傳，流傳至今最著名的一句就是評論曹操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枭雄。”

許劭兄弟沒有什麼政治身份，但是在當時的輿論氛圍下，其影響力卻極大。

如果得到好評，則此人頓時身價百倍；如果是差評，則其人頓時陷入冰窟。

袁紹家族四世為宦，門生故吏滿天下，袁紹自己也驕橫跋扈得不行，有一次路過汝南境内，卻趕緊收斂氣焰，生怕被許劭兄弟給個差評。

許劭月旦評，本身也屬于兩漢清議的延伸。但是不同點在于，如今朝廷黑暗，豺狼當道，這種清議，就不再是為朝廷拔舉士人的輔助，而是變成了士人高自标榜的助推器，“道統在野”的符号和象征。

另外，許劭月旦評從内容上來說，還開創了一個新風氣，即不是從人物的行止、操守上去評判，而是從人物的心性、神韻上去評判，人物評價由實向虛了，這就導緻名教的行為規範逐漸被淡化，士人所追求的标準，越來越虛。

在中國曆史上，隐士文化傳自上古，不絕如縷，但是一般很少人沾染。

但是到了東漢後期，不出仕卻成了人們向往的時尚。

郭泰（128-169年）名望極大，社交也很頻繁，但是卻堅持不出仕。人家問郭泰為啥不出仕？他說：大廈将傾，獨木難支，我就想着學彭老，老死山林之中。

所以，郭泰屬于半隐士。而他的朋友範滂評論他：“隐不諱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皇帝不得友。”

但是這樣的人物，卻被士人普遍敬仰，崇拜。

郭泰曾經行路遇雨，頭巾被打濕了，折起來一個角，于是大家都學他把頭巾折起一個角，稱這種款式為“林宗巾”。【注：郭泰，字林宗。】

郭泰遊曆洛陽一番，北渡黃河還鄉（太原），與範滂分手的時候，數千士人送别，與李膺攜手渡黃河，望之者視之如神仙。

徐稚（97-168）也不出仕，太尉黃瓊征召他不去，郭泰等人派人追着求交往，他幹脆躲起來了，給郭泰留話說：大廈将傾，那是一根繩子能挽救的？幹脆隐姓埋名。結果名聲更大。

【按：兩漢朝廷并不排斥隐士，一些有名節有操守的人，名聲在外，卻拒不出士，被認為是非功利的真君子。但是如郭泰這樣刻意表達出不願意出仕的情況，除了表示對朝廷黑暗的失望和抗議以外，卻也連同儒家“鐵肩擔道義”的信條一并放棄了；而距離董仲舒所倡導的“文死谏、武死戰”的信條（這話不是董仲舒說的，隻是一種方便的表達），則是背道而馳了。】

仲長統（180-220）也是個隐士，寫了個《樂志論》，大概意思是要有良田美宅，終老桑榆之地，享樂于閨房，日日讀老子玄學，彈琴逍遙。不接受帝王的欺壓與規範。

又說：應該把《五經》和諸子百家都燒掉，隐居山林。這個很像莊子的悠遊于無何有之鄉。

仲長統（180-220）對孝道------父命不可違------提出挑戰，認為在很多情況下，如果父母做的不對，兒子是可以違抗的。

而孔融（153-208）則更決絕，對孝道提出了一個更加大不敬的解釋：他說兒子就是父母發情的産物，兒子在母親的肚子裡，就像是裝在瓶子裡的一個東西一樣，倒出來了就與瓶子沒關系了。這種解釋，就把父母對子女的大恩大德，給淡化掉了。

東漢末年到三國時期，士人們在社交方面也越來越變得不拘小節。

祢衡（173-198）就是個典型，他以擊鼓罵曹而名聞天下，後人覺得他是勇于反抗奸雄的好漢，其實全面了解一下就知道，此人其實是個萬人嫌。

祢衡初到許昌（曹操的大本營）的時候，當時士人雲集于此，沒人鳥他，他連名片都沒送出去。最後隻有孔融欣賞他。他也對别人不客氣，人家讓他評論荀彧（曹操最為倚重的謀士）和趙融（東漢光祿大夫、曹操的蕩寇将軍），他說：吊孝的時候可以借用荀彧這張臉（因為荀彧長着個哭喪臉），趙融可以讓他管理後廚（因為趙融肚子大）。

孔融向曹操推薦祢衡，也向祢衡疏通，說曹操其實很欣賞他，于是曹操虛席以待，他卻跑到曹操營門口，用拐杖杵着地大罵一通。

曹操因為不想落個殺名士的名聲，就把他送到劉表那裡，劉表和手下名士非常欣賞他的才華，對他非常禮敬，他卻經常出言不遜，劉表實在受不了了，又把他禮送到黃祖那裡。

黃祖仍然欣賞他的才華，仍然非常禮敬提拔他。結果祢衡在黃祖的宴會上對客人指東罵西，弄得黃祖非常難堪，于是就拿眼睛瞪他，他就回罵黃祖是老不死。終于被黃祖忍不住殺掉了。

孔融（153-208），才高八鬥，為人又有擔當，但是剛直任性，想說啥說啥，無所顧忌，而且有點偏激。對曹操也是冷嘲熱諷。最後曹操受不了，把他殺了。但是孔融實際上很欣賞曹操，也是一心要輔佐曹操的。

名教熏陶下的士人，本來就是很講究言行規範的。但是到了三國時代，曹操卻極力倡導“唯才是舉”，原因至少有兩個：

第一，他本人就頂着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枭雄”，當然也就不是很在乎是人的操守；

第二，戰亂年代，當然更強調不拘一格用人才。

而到了他兒子曹丕，則更是倡導通脫，也就是不拘小節，随便。

曹丕在接見大臣的時候，喜歡把自己的老婆、小老婆都拉出來見面。

名士王璨好學驢叫，死了以後，曹丕和大家去祭奠他，曹丕建議大家都學一聲驢叫。

這種祭奠方式倒是很真情，但是實在是有失體統。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魏晉放達的風氣，就在這個時候開始彌漫了。

作者：專欄《探尋魏晉風度的心迹》主講人——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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