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曉簡介： 抗癌衛士特約撰稿人。往昔國家級媒體的記者、編輯、主持人，今日名副其實一家庭婦女，唯讀書、寫作這兩件差事可勾連起二者之間的距離。2010年，與兒子漠子合著《留學真經》（中信出版社出版），與丈夫海鷹合作，寫成《抗癌第一時間的抉擇》。

其所有文字表述的都是對身處囧途之人的悲憫之心與循循告誡。 “一次化療如同在你身上割塊肉， 你願意讓我再割一塊嗎？” “化療，到底應做多少次合适？有沒有個統一的檢驗标準？” “為什麼我的病要做6次，而不是4次或者8次？” “為什麼我身上一個瘤子都沒有了，醫生還建議再做兩次，說是‘鞏固’？” “為什麼我的身體已經出現藥物性損傷，醫生還建議我治好了再回來繼續？” ------ 我想，這些問題一定是許多患者心中的疑問，因為我和海鷹也一直為此困惑。 提出這些問題，似乎是在否定化療，或在暗示醫生有過度治療的傾向。

不，我們隻是期望提出問題後，自己能通過學習，找到答案，繼而對醫生們的治療思路有所領悟，并能切合自己的身體找到一條求生之路。 首先，應該說明，我們不拒絕化療。 想當初，我們是自己哭着喊着求着醫生收治，目的就是第一時間挂上那個輸液瓶子，盡快開始化療！因為我們堅信化療是治療淋巴瘤的最有效辦法，是我們當時唯一可抓到的救命稻草！ 事實也的确如此。盡管很多患者對化療藥物不敏感，不能通過幾次化療就将腫瘤消滅殆盡，但是我先生不同，他的癌細胞對藥物極端敏感，見風就跑，真可謂一劍封喉了。 但是,伴随腫瘤消遁的同時,反射回來的是骨髓的極度抑制，是頭發的全部掉光，是身體的一天天虛弱，是咳嗽，是低燒，是肺損傷，是不思飲食，是反映遲鈍------化療藥物在殺滅癌細胞的同時把海鷹也打得奄奄一息。

假如說，化療沒有副作用，我相信我不會在乎錢，也相信絕大多數患者都會同我一樣，認為化療多多益善，一定要把癌細胞結結實實地打死，還要再踏上一隻腳，叫它永世不得翻身！然而，化療的副作用這麼大，這就叫人難以取舍了！ 我們曾問過主治大夫：既然腫瘤已經沒了，是不是就可以不做化療了。大夫也很遲疑：“如果是一期的患者，說不做就不做了；我記得你是濾泡性三期，按常規，總應該做滿六次。你不做，就不擔心剛剛休眠的癌細胞又活過來了？” 一語中的，怎麼不擔心！我相信所有咬牙堅持化療的患者都因為這個擔心才如此孤注一擲！ 與我先生海鷹一起在北京玉淵潭公園練習郭林氣功的老劉——一位與我們年齡相仿、經曆相同、工作性質都相近的腸癌患者，在做了腸切除、肝切除手術後，身體裡已經沒有癌腫瘤了，卻硬是堅持了8次化療。

每次他從醫院回來，都如生了場大病，臉灰灰的，站一會兒就得坐下，說話也沒了底氣。每到這時，大家都勸他，既然身上沒瘤子了，算了吧，靠氣功可以。他總回答：“醫生說了，我的病重，我的癌細胞毒性大，複發的可能性大。” 正是擔心這個“可能”，我們的醫生才帶着我們的患者在這崎岖、泥濘、艱難的路上竭蹶而行。 人們說，癌症患者有三分之一是吓死的，難道醫生對癌就不恐懼嗎？我想，正因為醫生知道治療腫瘤的艱難，正因為他們看到過複發後的癌細胞擴散時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們才比患者對那未見的癌細胞懷有更多的警惕，懷有更堅決的除惡務盡的心态。

所以，隻要是化療，不論癌的種類，不論病的程度，通常醫生都會定為六個療程。這六個療程包含了醫生對藥物在患者身體裡向癌細胞展開絞殺、僵持與清理戰場等幾個階段的設想。那麼在實踐中到底可做多少次，就要看化療的效果和患者的耐受情況了。 因此，我理解，化療是一種較力，是你的體質——身體裡的正能量與癌細胞的較量。我試将體質與癌魔比作秤盤和秤杆，而化療就是那個可在秤杆上移動的秤砣。如果你的身體耐受性好——秤盤重，那個秤砣就可以往遠處走一走；如果你的秤盤輕，秤砣就隻好在近處停留；如果更輕，秤砣就隻能原地不動，稍一移動都是翻盤！所以，一切的技術與技巧都在于秤砣要找準那顆星——那個平衡點。

我想，隻有這樣，患者才能在保存生命的前提下盡可能多地做幾次化療，讓癌細胞結結實實地死去。 然而，一次偶遇，使我意識到，這種想法可能錯了，或叫“過時了”。 那是2012年8月，也是我先生停止化療，正在治療肺損傷的時候，我抽空到北美看望我九十歲的老母。在回程的飛機上，有一位老人與我相臨。 我問他是哪裡人，他說，他可以算是山東，也可算作台灣，還可說是美國。因為生在山東，1947年底，十幾歲時随母親到了台灣，30多歲移民美國，而今80歲了，在美國時間最長。他在美國開餐館，一直做到70多歲。

談到身體狀況時，他說，幾年前他得了場大病，所以才歇業，不幹了。我問他得了什麼病，他說，淋巴瘤。 一聽“淋巴瘤”三個字，我一下提起了精神，我問他：“什麼性質的？” 他說：“濾泡。”——喔，跟我先生一樣！ 我問：“當時幾期了？” “很嚴重了，全身都有了，骨頭裡都有。” “那就是四期了。怎麼治的？” “化療。” “做了幾個療程？” “三個。” “就做三個？為什麼不做了？” “腫瘤沒有了。” “醫生沒勸你再多做兩次？” “沒有。” “那你沒擔心複發？” “是啊，我當時也擔心。我跟醫生說，還需要不需要再做幾個療程。可是醫生對我說，‘一次化療就如同在你身上割塊肉，你願意我再割一塊嗎？’” 我聽了很震驚。我問：“這是醫生說的？” “是醫生說的。” “是華人醫生還是洋人醫生？” “是洋人醫生。” “那你後來沒有複發？” “沒有。我一直好好的。” “幾年了？” “七年了。我73歲那年得的病，現在80歲了。我一點毛病沒有了。這次我是回山東威海老家看一個小時候的朋友，他在威海幫我買了房，我要在老家多住些日子。” 老人再說什麼我都覺得不重要了，我牢牢地記住了那句美國醫生那句帶有幽默色彩的話——“一次化療如同在你身上割塊肉，你願意讓我再割一塊嗎？” 英語裡有一個詞——balance,老外常挂嘴邊。遇到什麼左右為難的事，他們就做出兩掌向上，上下晃動的姿勢，要balance了。我理解他們是說要掂量掂量，找到平衡。現在他們掂量的結果是——“為了今日的身體，放棄來日的可能”，這與以往“為了明日的踏實，今天多受點罪”就有了根本的不同。我想，這可能也是出于老外“一鳥在手，勝于兩鳥在林”的一貫思路——把握好今天勝于虛幻的明天。 但是，我還是希望把癌症的治療搞得更明白。“萬一，複發了怎麼辦？”我問北美的另一位洋人醫生。 “那就再治。根據情況，可能化療，也可能放療。

但是你今天不要去替明天顧慮太多。就像你今天好好的，為什麼總要考慮明天會不會出車禍呢！” 在我先生海鷹治療淋巴瘤的過程中，我遇到了兩種治療思想的碰撞：一種是除惡務盡，将着眼點置于明天的東方文化理念下的治療思想；一種是見好就收，不要為明日的可能犧牲今日的健康，将着眼點置于今日的西方文化理念下的治療思想。 那麼，哪個更有道理？ 哪個更能經得住實踐的檢驗？ 我沒有答案。 但我希望所有的患者心裡裝着那杆秤，一定在身體可承受的範圍内去接受治療，在東西方治療思想的碰撞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下藥準星。 牢記癌界的另一句話：癌症病人有三分之一是治死的。 此文引自徐曉、海鷹著《抗癌第一時間的抉擇》第二章“癌症治療：争取走對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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