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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狂的風格

生活 更新时间:2024-11-29 10:01:58

來源:檢察日報  

詩狂的風格(佯狂的榮辱與格調)1

楊凝式《神仙起居法》書帖

  最早記載殷纣王的箕子,《史記·殷本紀》說他“佯狂為奴”,以逃避纣王的迫害,沒有逃掉,“纣又囚之”,到周武王滅纣,才得釋放。箕子佯狂是迫不得已,得到當時及後世的同情乃至贊許,成為佯狂的佳話。

  春秋時代著名的佯狂之例有二:一位是“鳳歌笑孔丘”(李白詩句)的楚狂接輿。《論語·微子》記載了這件事。《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他與孔子完全不同道,還找上門來譏諷孔子,但在曆史上卻保持着美好的形象。屈原《涉江》有“接輿髡首”之句,把他作為忠賢之士不被信任的例證之一。晉人皇甫谧把他收入《高士傳》。另一例是伍子胥,《吳越春秋》說他逃入吳國之初,“被發佯狂,跛足塗面,行乞于市”。這一英雄失路的悲劇形象,為他傳奇式的經曆增添了光彩。

  魏晉之際,天下動蕩,佯狂的事例顯著增多。大名鼎鼎的清談家王衍,就有兩次裝瘋的記錄。第一次是楊駿仗着女兒楊芷身為武帝皇後,要把另一個女兒嫁給王衍。王衍不敢公然拒絕,隻好佯狂,逃避了這門婚事。楊駿在晉武帝死後獨攬朝政,勢焰熏天,但旋即被皇後賈南風集團誅殺,夷滅三族。王衍沒有受牽連,其佯狂拒婚堪稱明智之舉。後來趙王司馬倫篡位,拉王衍做官,王衍無奈,再度佯狂,還故意砍傷奴婢。司馬倫稱帝不到四個月就失敗被殺,王衍逃過了“附逆”之危。

  一個頭腦正常的人要假裝瘋癫,當然是件痛苦的事,起碼要不顧儀容,不顧肮髒,進而不顧羞恥,甚至自殘自傷。王衍是個“容貌整麗,神姿高徹”的風流名士,兩次裝瘋,也真難為他了。好在每次持續時間不長,比較容易挺過去。比他早一點的範粲佯狂,竟持續達30年之久,其意志之堅韌,不能不令人驚歎。

  範粲是曹魏臣子,曾任武威太守,後來看清了司馬氏的野心,便與之劃清界限,決不合作。從司馬師當政、魏帝曹芳被廢時(254年)起,他拒絕任職,“陽(佯)狂不言,寝所乘車,足不履地”,他既閉了口,就決不再開,子孫們向他請示家中大事,他也隻用動作、表情以示可否。在車子裡生活了30年,公元285年去世。這30年佯狂可謂艱苦卓絕,所以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贊頌他:“粲之所為,難能也,非但難能也,其仁矣乎!”

  楊凝式是五代時期的一位著名人物。說他著名,一是因為他是一位著名的書法家,字寫得好,有“書中豪傑”之稱;二是因為他曆經五代的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為官不倒,是官場上的一位“不倒翁”;三是因為他常犯瘋病,人稱“楊瘋子”。

  楊凝式出身于官宦家庭,父親楊涉是唐末的宰相。當時天下已經大亂,後唐政權被農民起義軍叛徒朱溫所取代,楊涉承擔了押運傳國玉玺的差事。楊凝式得知後,對父親說:“你身為宰相,将傳國玉玺交給别人,保自己的富貴,那千年之後,人們将如何評論您?”楊涉聽後,大為驚駭:“你這是要滅我全族啊!”因當時朱溫的爪牙遍布,如被其所知,必遭殺戮。楊凝式見父親如此驚駭,知自己惹禍,便裝瘋癫狂起來,因此有了“楊瘋子”之稱。

  楊凝式的書法比他的瘋病更有名,他喜歡在牆壁上書寫。他在洛陽居住時,洛陽200多所寺院的牆壁幾乎被他寫了個遍。楊凝式遊寺廟,隻要看到空牆壁,就立即來了精神,興發若狂,信筆揮灑,直到粉壁書盡才肯作罷。當時,各寺的僧人,也以能夠得到他的題壁墨書為榮耀。為此,寺僧們見有可題寫的牆壁,總是先将其粉飾好,等待他來題寫。

  楊凝式的書法遒勁豪放、别具風格,有人将他的書法和顔真卿的書法合稱“顔楊”。他的草書寫得狂,被人稱作“颠草”,有人說這與他瘋癫、縱逸狂放分不開。米芾形容他的草書如“橫風斜雨,落紙雲煙,淋漓快目”,給人以美的享受。

  大約由于中古以上的佯狂多受稱譽之故,唐宋以降,佯狂成了文人們頗為喜愛的一種格調,而且這個詞的外延擴大,包含了“特意狂放”這樣一種意思,不限于原先的“裝瘋”一種。李白《笑歌行》:“今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佯狂人?”陸遊《樓上醉歌》:“我遊四方不得意,陽(佯)狂施藥成都市。”都是自稱佯狂,且頗見自炫之意,顯然并非裝瘋,而是狂放不羁。杜甫詩《不見》:“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說李白佯狂,也屬此種。蘇東坡《方山子傳》:“餘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偏見之欤?”“佯狂垢污”成了“異人”的一種外形特征,而“異人”是與“俗人”相對而言的,可見這些脫俗之士是喜歡這種作風而有意為之的。

  這種作風其實也有師承,他們效法的榜樣是春秋時“蒙袂輯屦”而不食嗟來之食的齊國饑士,是魏晉時脫衣裸裎、縱酒放達的阮籍、劉伶諸名士。明代袁宏道《徐文長傳》說:“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徐文長傲權貴而親下隸,是狂放式的佯狂;但到了動斧頭動利錐自傷流血,似乎已從裝瘋發展到真瘋了。這倒應了郁達夫的一句詩“佯狂難免假成真”,讓人益覺可悲。

  佯狂既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當然會因目的高下之不同而有榮辱之異。明代張溥《五人墓碑記》:“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于遠近,而又有剪發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這是指閹黨魏忠賢的黨羽,在閹黨被摧毀之後,有人裝瘋賣傻以逃避懲罰。這是為卑鄙目的服務,張天如斥為“辱人賤行”,完全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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