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型的家庭?過去幾十年，家庭議題在公共世界的熱度不斷上升，從社會分層、生活方式，到福利政策、公共治理甚至政黨輪替，都無法繞過這個議題家庭正在從現代社會的幕後走向前台，成為連接私人與公共領域的一個獨特路徑，也成為學者們觀察與評判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窗口和依據，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理想型的家庭?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理想型的家庭

過去幾十年，家庭議題在公共世界的熱度不斷上升，從社會分層、生活方式，到福利政策、公共治理甚至政黨輪替，都無法繞過這個議題。家庭正在從現代社會的幕後走向前台，成為連接私人與公共領域的一個獨特路徑，也成為學者們觀察與評判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窗口和依據。

然而，這一研究路徑并不順暢。起初，社會學家引進了西方一整套的家庭現代化理論，探讨中國的城鄉家庭也出現了與工業化和城市化相适應的家庭規模小型化、結構核心化、功能社會化、關系平等化的趨勢，他們相信家庭變遷與社會變遷一樣，遵循着從傳統到現代的二元進路。之後，新世紀的人口學家則看到了伴随全球化席卷而來的第二次人口轉型，正與幾十年獨生子女政策的後果相互疊加，給中國家庭和社會帶來更多意想不到、應接不暇的新變化。這些變化是如此紛繁複雜，大有“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态勢，以緻于依靠來自西方的某種單一理論框架很難完全解釋清楚。因此回到中國傳統文化尋找理論資源和答案，就成為一種新的時尚。

迷霧重重的家庭變革

家庭議題火爆的背後，是大衆對于無處不在的家庭變革的措手不及，以及對于林林總總變革現象的矛盾感受：不乏驚喜和歡呼，也夾雜着困惑和焦慮。

家不再是原先意義上的家庭，即使依然以血緣和親緣關系為紐帶，但是除了老齡化和少子化的結構形态之外，家庭中的親密關系也發生了悄然變化：流動和離散成為許多家庭的常态，同居共财不再是必然的，春節的團聚日益退化為一種儀式，而家庭成員之間的陪伴幾乎成為一種奢侈；長輩在家中權威和權力的式微顯而易見，而子輩的中心地位和話語權似乎從誕生之日起就已然确立，家庭内部資源的向下傾斜為全社會所支持和接納，所以即使主幹家庭這種形式依然在核心家庭之外頑固生長，但其方向已經發生了逆轉；關于女性家庭地位的争論一直以來撲朔迷離，一面是女性經濟獨立和自主自由空間的擴展，另一面是在家全職主婦比例的上升以及密集母職帶給職業女性的空前壓力，使得“不婚不育保平安”成為年輕一代白領女性揶揄的口頭禅。更有學者指出，家庭中年輕女性有限的自由和權力獲得并非來自男性的讓渡，而是依賴于長輩的權力讓渡和責任分擔，沈奕斐稱之為“後父權制社會”的特征之一。

由此不難看到家庭變革悖論：一方面，家庭成員對自主和獨立的追求，使得“逼婚”這種傳統意義上的父母義務和家庭安排，變成了一種父權制壓迫的代名詞；同居不再是一種禁忌，而是親密關系的一種日常呈現；婚姻中個體感受的優先性，使得“穩定壓倒一切”的婚姻價值觀轟然倒塌……這些現象都在表明，具有集體主義性質的家庭凝聚力作為體現這個組織核心競争力的品質正在遭遇釜底抽薪似的瓦解，媒體和現實中從未間斷的各種家庭沖突、手足算計、親情撕裂的案例似乎也在佐證這一點。這在閻雲翔的研究中曾被概括為“無公德的個人”。在許多前輩學者眼裡，中國的“家本位”傳統經由市場經濟的沖擊，到年輕一代手裡已經徹底被“個人本位”所替代，繼而導緻代際關系的失衡和逆轉、孝道的衰落等等。家庭從價值倫理到實踐邏輯似乎都遭到了解構，成為一個最具風險和不确定性的脆弱所在。

然而另一方面，人們也看到了家庭成員之間前所未有的親密程度和日益緊密的日常合作與互助，年輕人不僅僅在結婚、買房、養育孩子等人生的幾個重要階段或多或少依賴甚至綁架父母，甚而願意在昔日極其個人化的電視相親節目中帶着父母集體亮相。擇偶中門當戶對觀念的複蘇成為跨代的共識，所謂核心家庭的邊界并非人們想象的那麼一成不變，而是彈性十足，随時可以依照日常生活所需進行調整和拓展。無論學者們将之概括為“協商式的親密關系”還是“個體家庭”，“啃老”不再是一種道德意義上簡單的負面評價，而是被解讀為家庭内部代際之間的一種理性“共謀”，是家庭成員面對風險共同承擔的一種機制體現。以緻于對個體化理論情有獨鐘的閻雲翔，近年來也調整更新了原來的解釋框架，提出了中國特色的“新家庭主義”。

面對家庭變革中的悖論，一些學者看到了家庭傳統的衰退或危機，另一些學者則看到了家庭傳統的回歸甚至複興；前者強調家庭自身作為風險來源的脆弱性，後者強調家庭作為抵禦風險的共同體的堅硬基礎。而事實上，這正是家庭本身所具有的一體兩面，它既可以為個人提供躲避風雨的臨時港灣，但也一不小心就可以成為狂風暴雨的加速器。這一點不僅處在現代社會中的個體需要清醒面對，而且作為社會政策制定者的政府更需要心知肚明。

“把國家帶回到家庭”意味着什麼

某種意義上說，福利體制建立的初衷，就是為了讓個人在遭遇不确定性風險和面對千瘡百孔的家庭變革時不再飄搖。因而社會政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把國家帶回到家庭中，擔當起遮風擋雨的責任。這一點在不同學派和思潮中并不存在龃龉，分歧隻在于允許政府介入私人生活多少、如何介入，以及究竟個人願意讓渡出多少自由和空間、甯願讓渡給家庭還是政府、或者各自如何分派勢力範圍，以換取個體最終的這份安全保障。

因此，起初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關于西方社會福利三大體系的著名劃分，是以去商品化程度作為核心指标的，探讨的是自由與福利這對冤家的獲得所倚仗的國家與市場的角色和資源分配問題，家庭作為公私二重性的中介位置在其中呈現的面貌是模糊的，因為去商品化程度并不能決定一種政策是家庭友好還是個人友好——而這套體系可能壓根沒有考慮到二者之間有何異同，或者根本就把二者當成了一回事。

固執地想要在二者之間做出區分的努力，仰仗于衆多女性或者女權主義者的獨特視角。家庭無論作為一個中介亦或主體，其在福利擔當中的定位被認為是不可小觑的，因而作為一個嶄新的要素被引入了社會政策的分類體系中。按照家庭與國家的責任分擔排序差異，艾斯平·安德森重新創建了家庭主義和去家庭化的福利體系框架，後來的學者在此基礎上不斷細化和調整，給出了更加精緻的社會政策分類體系。例如，希格裡德·萊特納 ( Sigrid Leitner)将對家庭照顧的功能性支持和社會替代性程度作為指标納入之後，瞬間将家庭主義擴展為四種理想類型：隐性家庭主義、顯性家庭主義、自主的家庭主義以及去家庭化政策。

可以看出，這種社會政策的分類體系盡管并非一成不變的固化結構，而是存在不同階段的交叉性與動态性，但其要義在于将社會政策的受益目标在家庭與個體/女性之間進行了劃分。與此同時，這種政策分類體系還進一步拓展了福利的邊界，除了經濟支持之外，也将情感照料納入其中，探讨了比金錢更加稀缺的時間成本在保障中的不可或缺，從而在某種程度上也重新定義了家庭照顧的價值，并将傳統上往往歸屬于家庭内部特别是女性的照顧責任提供了另一種選擇的方向，即社會化的公共照顧路徑。

因此，把“國家帶回到家庭”，既非讓政府掌控或侵犯每個人的私人生活世界，以國家替代一切家庭功能，讓個體完全擺脫家庭的束縛，走向徹底去家庭化的結果——這也是許多保守主義者擔心政府介入家庭過多而導緻失去個人空間和自由的地方；但也絕非讓政府隻擔當幕後大佬或甩手掌櫃的角色，僅僅以意識形态傳播和價值觀販賣的名義，将古老的家庭主義傳統激活上線，從而讓家庭在人們無法拒絕的“政治正确”贊美聲中擔當起它業已無法承受的兜底保障責任。因為如上所述，家早已在變革中失去了原來的底色，所以即使國家在行使福利責任時無法讓家庭完全置之度外，那麼至少也需要先在制度上建立起家庭友好的支持體系，使之能夠先獲得自我存活和生長的能力，才能最終引為福利分擔的小夥伴。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照顧的提出和納入福利責任核心領域，堪稱給福利理念和社會政策領域注入了一股清流。

走出家庭主義的想象舒适圈

相比之下，中國是在較短時間内迅速滑向老齡化和少子化、繼而面臨“照顧赤字”危機的國家。這種照顧資源的匮乏以及供需矛盾，随着家庭變遷和人口流動的加劇、勞動力價格的上升和消費社會的興起而愈演愈烈，因而也成為社會政策難以回避的一個話題。

盡管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福利混合主義或稱多元主義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内社會政策領域的最新共識，聯合國發展研究所的研究項目“照顧的政治經濟學”多年以前就提出了所謂“照顧四邊形”的理論，倡導多元化的福利提供者而非政府大包幹，即由國家、市場、非營利組織/社區、以及家庭這四方來共同合作與分擔照顧的責任，然而不同國家和地區通常還會結合自身的文化傳統和政治經濟狀況來選擇不同側重點的政策思路。因此号稱擁有儒家文化傳統的東亞家庭主義的神話被人們一次次重新挖掘出來，成為拯救東亞社會照顧危機的救命稻草。

日本社會學家落合惠美子對此有精彩的論述。她首先依據東亞社會的具體情境将“照顧四邊形”中的家庭這一角拓展為“家庭與親屬”，并将社區這一角拓展為更具廣泛意義的共同體概念，包括實體意義上的社區和鄰居，以及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照顧網絡。繼而，她發現東亞不同社會之間對于兒童和老人的照顧重點存在很大差異，而這些差異也依賴于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階段的福利體制差别，因此用單一的所謂“東亞福利體制”或者“家庭主義”傳統并不能得到有說服力的解釋。藤崎宏子關于日本看護政策與家庭模式的相關性研究也表明，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曾一直以家庭主義作為福利政策假設前提、試圖将看護與家庭緊密關聯的日本，恰恰是在90年代之後調整了照顧政策的方向，将保障制度的核心從家庭轉向個人，構建了基于個人為單位的老年長照制度和強調男女共同參與的育兒援助計劃，才在照顧社會化方面走在了東亞其他社會的前面。

日本的經驗也在告訴我們，東亞文化中對家庭和親屬的依賴并非總是有效，在如今這樣一個被韓國學者張景燮稱之為“壓縮的現代性”的時代，人們對家庭的依賴性反而更加重了家庭本身的脆弱性，東亞一些國家在婚育率方面日益走低也顯現了人們對于婚姻和家庭安全感的迷失。因而走出想象中的家庭主義舒适圈，或許是不得不做的理念和政策選擇。

除了抵禦風險之外，社會政策的另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平衡社會資源和利益的分配、盡量消除人群之間的不平等。而家庭主義除了并不足以擔當起風險防範機制的重任之外，它還是遮蓋家庭内部的弱者需求、滋生不平等的溫床，例如照顧的家庭化和私人化，必然導緻照顧的女性化和長者化。雖然從社會視域來看也并不能免除各種各樣的階層化，甚至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代際剝奪本身也是社會上性别與年齡分層的體現。但是打破以家庭這個私領域作為責任分擔和權力分配的疆界，讓個人可以跨越這個邊界去選擇新的機會與可能，而不是困守在家庭主義的角色規範和價值神話中，至少不讓家庭成為不平等再生産的傳遞器，本身就朝着個體的自主和解放邁進了一步。通過走向雇傭市場，照顧的社會價值得到了更充分的體現；同時通過社會政策的幹預和支持，工作-家庭平衡不再是女性單方面需要面對的挑戰，也是男性攜手參與共同應對的難題。

中國普惠型的福利制度還在初建階段和不斷完善之中，目前的狀況尚難以滿足社會的整體需求。在這種背景下，基于國家與家庭之間的責任分擔，通過市場、社區等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協同合作的混合多元模式是難以避免的。中國的社會政策還處在從隐性家庭主義向顯性家庭主義的過渡階段，政府無論在家庭的功能性支持、還是在構建替代性的公共服務體系方面都做出了一些嘗試。然而問題在于，無論學者還是政策制定者，都要認識到家庭主義僅僅是一種權宜的過渡階段，而非社會政策的前提或終極目标。因此對于當下主流社會思潮中那種給傳統家庭價值觀加上美顔濾鏡、甚至寄希望于恢複家庭的“神聖性”來重建福利體系的雲端之風需要保持警覺，因為他們沉迷于想象中的家庭主義舒适圈而無視或不願意承認坊間洶湧的家庭變革之潮，結果會将社會政策引向雲深不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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