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有六義:風、雅、頌；賦、比、興。

那麼，怎麼來理解古詩中的風雅頌呢？打個比方:風雅頌好比蘿蔔、青菜、大冬瓜，要知道一首詩的味道，就要去了解它是哪一種内容題材的詩。

《詩經》中的風雅頌代表着三個不同階層的意識指向，和社會功能的作用，以及詩性質的體現。

東西周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頭。“兩周”政權延續接近八百年，即使置于世界史中，也是絕無僅有的。這種絕無僅有的成就，得益于周人創建的“禮樂文化體系”。這種體系終結了夏商朝的奴隸制體系，從中可以看出周人推行的封建制，具有明顯制度創新的優勢。不然，何以長治久安八百年？

所謂“禮樂文化”，說得是“兩周”時期，社會文明已發展到很高的水平。因此，這種發展水平必然會體現在物質與精神，以及制度安排方面。“禮樂文化”是一套價值觀的體現，它對于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與思想行為的規範，即有強制的手段，也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兩周時期是封建社會，強調的是等級劃分與貴賤區别，所以周人在飲食穿戴、儀仗器物住行等方面，也是什麼樣身份地位去匹配什麼樣的等級标準。

這種壁壘森嚴的社會等級，平常人是不允許僭越的，因為這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征。看看印度的人種制度，便知“從來如此，便對麼”的诘問，是多麼的有力！因此“禮樂文化”又是既得利益者為固化利益，而去教化社會的一種意識工具。維持“禮樂文化”的社會制度，也就是在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象征。

然而，世上沒有永遠的先進文化，也沒有永久的制度優勢。且看“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阙萬間都作了土”，這些治亂興廢和人間悲劇，隻在西風殘照中細說着曆史的重演。

周人不是沒有危機意識，《詩經·大雅·文王》詩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周人有革新的意識，卻沒有足夠革新的意志，以緻于“遠人不服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不能守也”的地步。可惜之！可歎之！

《詩經》中的國風代表了“兩周”時期所采集的各地的民間音樂，雅選集了各地貴族的正聲雅樂，頌則是國家叙事層面的樂章。上古時期詩與音樂是相輔相成的，詩有樂曲，樂有詩章。但在曆史的演變中，詩與音樂，雖然相互影響，卻又各自獨立發展為兩個文化藝術領域。從《詩經》中詩的思想藝術價值來說，“三頌”不如“二雅”，“二雅”又不如“十五國風”。因此，讀《詩經》可以讀出“頌”之空洞，“雅”之調和，“風”之本色，從中多少能領略出周王朝由盛及衰，禮崩樂壞的草蛇灰線。

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而詩卻代替了一些宗教的社會作用。在詩教傳統的發展中，詩的緣情言志，又賦予風、雅、頌以新的内涵與意義。“天人合一”是中國人特有的一種精神皈依，和心靈歸宿。“風”是人之心聲的感發，“雅”是一種内省精神，性情涵養和關懷态度的表現，“頌”不僅僅是一些激蕩人心的表述，而是還要去審視個人人格與社會人格的塑造，和文化信仰的踐行。

趨之若鹜為何，影單形隻誰來？

唐詩中也有“頌”詩，他們一般能按照詩意的要求在表達，雖然是應制詩，但讀起來還不算讨厭。比如唐朝的王維是位老幹部，他飚起老幹體詩來絲毫也不含糊:“雲裡帝城雙鳳阙，雨中春樹萬人家。”這首詩從側面在說聖朝的帝都，到處是一派繁華祥和的景象。

雅對應的是俗。顧随先生說:“俗非由于不雅，乃由于不深”，“凡世上事得之易者便流于俗，所謂俗即内容空虛”。

俗的表現，不是太過，便是不及。總之，缺乏真情與實際。

何謂詩文之雅正呢？看看《文心雕龍》的說法:“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绮，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锺，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這些話并不玄乎，詩文要立天地之心，就要符合自然之道。入乎其内，方能感深；出乎其外，故有高緻。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深緻！“江山成勝迹，我輩複登臨”，感慨！“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馀杯。”平易！“揚鞭慷慨莅中原,不為仇雠不為恩”。眀義！“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坦然！“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關懷！“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旨趣！

為什麼中華文化曆遭劫難總能弦歌不斷？實乃數千年來先賢們念茲在茲，方有大雅遺音于後世

研究《詩經》，絕不可忽視《毛詩.大序》。這篇大序雖然簡短，但它是總結《詩經》思想藝術的綱領性文章。其曰:“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這篇大序最精彩之處，莫過于“變風”“變雅”一說。為什麼詩會出現“變風”“變雅”？《毛詩.大序》闡述道:“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也就是說詩中發出的聲音，是美是刺，皆緣于是治世，還是亂世的原故。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音平和曰“美”；“亂世之音怨以怒”，其音激憤曰“刺”；“亡國之音哀以思”，其音悲切曰“傷”。

《毛詩.大序》強調的是“詩言志”的功能，借以起到“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社會作用。但是《毛詩.大序》太強調“詩言志”的功能，對詩經的解讀就不免會有穿鑿附會之嫌，以緻誤導後世久矣。比如東漢經學大師鄧玄，在對毛詩再做解讀時(簡稱鄭箋)，就延續了《毛詩.大序》的觀點，有些錯誤觀點一誤再誤。

《毛詩.大序》強調“詩言志”的功能，這沒有錯，因為“詩言志”在詩中一直占據主導的地位，這也無可非議，要說《關雎》詩旨在“後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便是附會的開始。

《國風.周南.關雎》詩的主旨在于體物緣情，篇中體現了先秦先民們對于愛情的态度，自然而不乏率真。相比于後世，在禮教束縛下，往往讓人太過扭捏，“愛你的心，卻口難開”。如果說關雎詩在于“風天下而正夫婦”，還能讓人認可，而“哀窈窕，思賢才”的說法，就穿鑿遠矣！

《秦風.蒹葭》詩具有象征性的有所寄托的意味，那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境地，更加深了讀者傾心仰慕的程度。說它是對于愛情的向往也行，或者是對于理想的幻想也可。那種朦胧之感，恍惚之美，即豐富了詩的想象空間，也增加了詩美學多層次的多義性的意味鑒賞。因此，《蒹葭》詩對于後世的影響意義深遠。比如張衡的《閑情賦》，曹植的《洛神賦》，還有李商隐的《無題》詩，至于現代詩人戴望舒的《雨巷》，多少都有點《蒹葭》詩的傳神與遺韻。

上述《關雎》、《蒹葭》詩是治世之音“美”的贊歌，那麼，《碩鼠》、《伐檀》詩就是亂世之音的激憤與刺語。

古代采風的目的是為了“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孔叢子.巡狩篇》曰:“古者天子命史采詩謠,以觀民風”。所以《毛詩.大序》說的好:“主文而谲谏，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如果說風雅頌是對于詩内容的選擇，就是說要去準備寫什麼樣的題材。那麼，賦比興的作用，就是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可以把詩的内容題材，寫得更加形神兼備，更加深情雅緻，更加意味無窮，也就是如何去寫好這首詩。

宋人李仲蒙是這樣闡釋賦比興之間的關系，他說:“索物以托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叙物以言情，謂之‘賦’。”

比如“關關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前兩句興中有比，其中有鋪墊與起托，因飛鳥聲聲，意在求偶。後兩句賦中起興。不負青春年華，不負大好時光，正值淑女窈窕，我如何去追求她呢？我一定要去追求她！

再比如杜牧的“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前句賦中有興，後句比中起興。停下車是因為我愛看楓林中漸起飄蕩的晚煙，更愛看這一片層林盡染的霜後楓葉，它比春天二月的花朵還要鮮豔奪目。此時群山圍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逸興俱懷，大美無言。秋山似我，我似秋山！

《貞一齋詩話》雲:“興之為義是詩家大半得力處。無端說一件鳥獸草木，不明指天時而天時恍在其中；不顯言地境，而地境宛在其中；且不實說人事而人事已隐約流露其中。故有興而詩之神理全具也。比不但物理，凡引一古人用一故事俱是比，故比在律體尤得力。賦為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淺解。須知化工妙處全在随物賦形。故自屈、宋以來體物作文名之曰賦，即随物賦形之義也。”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我的解讀是:一曰無邪為正，二曰無邪為誠，三曰無邪為趣。不正則誤入歧途，不誠則無以感人，不趣則體物不盡。

文章開頭把風雅頌比喻成蘿蔔、青菜、大冬瓜。而賦比興可以比作炒菜時，對菜品色、香、味的要求。能如此寫作，詩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