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對于後世書法家的影響不可謂不深遠。在蘇東坡開創以書寫陶風潮後，後世書家書陶作品便層出不窮。有明一代的書陶者以“吳中三家”祝允明、文征明、王寵等成就為最高，但在現存的針對“吳中三家”的研究文獻中，對于王寵的研究為最少，論及陶淵明于王寵之影響者更少；在我看來，王寵書法承祝、文二家而自出機杼，書法中的禅趣古意實則為三家中最高者，實則獲陶淵明之精髓。而随後的董其昌更是在理論的高度吸收了陶淵明的思想，提倡平淡真率的書法品格，對後世産生了巨大影響。

王寵，字履仁，号“雅宜山人”，工詩文書畫，亦通篆刻，是“吳中三家”中最年輕的一位。去世時年僅三十九歲。王寵的書法作品是最為獨特的，有晉人恬淡之趣，小楷疏朗空靈，不落時人俗套。如果說祝、文二人的書法多以雅、麗為旨，間或有尚古之作，那麼王寵的書法則尤其重視拙、樸之趣。

王寵的這種獨特書法風格，能在字裡行間的多處留白與氣孔中，感受到節奏的律動以及氣息的貫通疏朗，而在用筆上的含蓄則讓人感受到其拙而實巧的深厚功力與筆畫背後的深沉用心。王寵書法與詩文中大量寫陶、書陶，并不是單純地把陶淵明作為書法與詩文創作的素材庫，在學問傳承與人生選擇上，他們二者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

在學問傳承上，王寵的老師都是喜愛陶淵明的名師，對王寵的影響不言而喻。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王寵長大後，文征明因念其才華，相結為忘年之交；在王寵十七歲至二十一歲的幾年中，文征明與王寵的書信來往、共同出遊等多達三十餘次，交情不可謂不深厚。正德九年（1514）三月，文征明為劉麟寫贈《西溪草堂圖》，王寵在畫上題詩曰：“美人西去入三秦，春風問我桃花津。江南三月草齊綠，渭水天河雲正春。倘向鳳凰台下過，寄聲聊問秣陵人。”

在老師及社會風潮的影響下，王寵逐漸形成了潔身自好、不慕榮利、寄情山水的性格。今有王寵草書貼《白雀寺詩》傳世，詩雲：“支林相對靜移舟，山似黃嘗水似油。白雀白蓮堪結社，送餘還過虎溪頭。”可見王寵的思想境界與人生追求是與陶淵明相一緻的。

再看董其昌書法世界中的陶淵明。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董其昌是在“吳中三家”後最具代表性的明代書法家。對于陶淵明，董其昌在自己的書法世界中亦有多種體現。董其昌曾用書法創作陶詩《飲酒》《歸去來兮辭》等詩文，亦曾在自己的詩文創作中多次化用典故。“平淡”是董其昌論書的關鍵詞。但他的“平淡”不浮于字面意義，“無門無徑，質任自然，是謂之淡”。這與陶淵明“久在樊籠裡，複得返自然”幾乎如出一轍。如果說董其昌在論述”平淡”時引用蘇轼評陶淵明語可能是為了達意的方便與精神上的同一維度相合，那麼在深入到“淡”的精神内涵中時，就是董其昌對于陶淵明的多維繼承了。

無論是“吳中三家”的王寵，還是長在明末的董其昌，都在不同角度深受陶淵明的影響。這種影響，不是将陶淵明作為一個創作素材的随意選擇，而是從内到外的全面繼承。在考察二者乃至整個明代書家的研習曆程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在書法上推崇魏晉乃是一種普遍現象。董其昌曾經提出著名的“韻”“法”“意”說：“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看似是三種不同維度的審美特征，這其中實則暗含着等級的高低。而最能代表晉人思想高度而又最易于學習的，當屬陶淵明。“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逮古，猶有春容恬暢之風，而陶靖節為最，不煩雕琢，理趣深長，非餘子所及。”因而我們在有明一代的書家中常常見到陶淵明的身影，陶淵明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個體，他成為了一個意蘊豐厚的文化符号，更與時代文化精神的取向相符合；明代書家所書寫的，也不僅是陶淵明，更是陶淵明詩文背後所代表的當下難以企及的文化高峰與精神高度，物我一體，恬淡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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