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這支樂隊，一腳踏在生活裡面，一腳踩在生活外面。

生活裡面，他們是熱愛吃面和踢毽子的中年男子合唱團，安家落腳大理，能比大多數中國人看到更鮮明的季節和藍天。生活外面，他們對潮流、風向和人心審慎觀望，探索民間音樂與現代音樂間的融合，珍視過去美好的人事。

他們不迂闊，保持幽默感和好品味，自己打理樂隊事宜，與社會家庭和諧共處，與時俱進。這層通達保護他們不被眼花缭亂的選擇打亂腳步，也沒有落入孤高、虛無和自賞的陷阱。

北京工體，野孩子二十周年音樂會

成立二十三年，野孩子的第一張錄音室專輯《大橋下面》才誕生。此前僅有《咒語》《IN THE LOFT》《上海ARK現場》《黃河謠》等現場錄音專輯存世，刻錄下樂隊不同階段的樣貌。

二十三年，諸多離合。1995年，小索和張佺組建“野孩子”樂隊。随後一年，他們從家鄉甘肅出發沿黃河往内蒙古走，一路采風民歌，包括甘肅、青海、甯夏的“花兒”、陝北的“信天遊”、山西的“山曲”、内蒙古的“爬山調”等，構成樂隊黃河流域民歌傳統的基本體系。

張佺說：“一條河流淌一千年（時間）或者一千裡（空間），你無法想象出它的變化，但有人就能摸清它的脈。”

野孩子追溯這條脈絡，用自己的方式延續它，借此短暫地脫離時間的管轄，打通過去和現在。

2001-2003年的“河酒吧”時期是他們音樂之外的另一個傳奇。野孩子、萬曉利、周雲蓬、小河、葉爾波利、王娟、左小祖咒、張淺潛、舌頭、廢墟……尚未成名仍年輕的音樂人們在那裡共建了一個烏托邦，用青春和思想的柔韌勁兒在三裡屯南街硬是擠出一個空間，大家在裡面隻是唱歌。

年輕人看未來特别清晰，不像老了的人反而覺得迷霧重重。當時和他們玩在一起的還有法國攝影師安娜（後來劉烨的妻子），大夥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這輩子都要在一起，老了以後一起到法國找一個小鎮，全都搬到那去住……反正就這麼些人，誰都喜歡，就一輩子待在一起。”

未來當然沒有那麼容易随心願降臨，事事順意的人生不是真的人生。河酒吧關門後第二年，小索因胃癌去世，“非典”降臨北京，衆人四散讨生活去。

“河酒吧”因為從其中走出的音樂人和其早夭被長久地懷念。這些音樂人們此後很難再找到一處能一起唱歌的地方，他們的青春被河酒吧的桌子和椅子看在眼裡，被話筒聽到，被安娜的鏡頭捕捉到片影，要在很久以後才能被喚醒。

2010年，張佺、張玮玮和郭龍在大理重聚，野孩子形成冬不拉、手風琴和手鼓的簡約編制。2014年随着吉他手馬雪松和鼓手武銳的加入，野孩子恢複雙吉他、雙打擊樂和手風琴的編制。

野孩子樂隊，左起：郭龍、武銳、張佺、張玮玮、馬雪松。圖片由樂隊提供

排練，像必需的日常勞動，從午後到日落黃昏。在北京時期每天下午心無旁骛的排練時光後來被張玮玮和郭龍一再地提起，“每天張佺和小索先帶大家掃弦一小時，中場休息半小時，下半場一個一個音符地死磕。”

嚴格的排練流程扼住思緒的泛濫，阻擋洶湧起來的訊息浪潮，攔住虎視眈眈逼近的未來。後來他們在大理終于能重新投入其中。

野孩子早熟早慧，音樂亦具備不老不死的潛在可能。他們的音樂風格在早期已确立，後來的時間裡隻是通過一遍一遍地排練磨合樂器與人聲、詞與曲、和聲聲部間的關系。像黃河裡的石頭被時間沖刷出玉石的光澤。

《大橋下面》是野孩子的第一張錄音室專輯，用的是标準分軌錄音，新歌和老歌都有。編曲是樂隊重組後完成的，“是樂隊承前啟後的一次重要梳理”。

旋律的憂傷與打擊樂的繁複律動消弭了新歌和老歌間的歲月，民歌裡激烈的情緒在他們整饬的音樂裡變成大河緩流而去。

張佺發現：“越是投入地生活，就越是沒有辦法消除看世界時的距離。”張玮玮說他“不知道民謠是什麼，甚至懷疑它的存在”。距離感幫助他們保留住民歌裡最隽永的部分。

野孩子在上海的第一場演出有40位觀衆，免費的。一位朋友當時去了，此後每次野孩子的上海演出他都在，“依然感動”。

關于野孩子的日常，可以關注他們的公衆号“重返大理國”，關于郭龍、張佺和賣茶葉“姑娘”的段子，張玮玮演出前敷靜心面膜的儀式裡面都有。這裡我們一本正經地聊了一下新專輯，可惜因巡演混亂，未能盡興。不過沒關系，野孩子隻需聆聽。

巡演正在路上，至7月1日在上海萬代南夢宮為止。

《大橋下面》專輯封面

關于新專輯：越是投入地生活，就越是沒有辦法消除看世界時的距離

澎湃新聞：年輕時開始做的一件事，到中年仍然在做并且覺得有意義，是運氣還是必然？

張玮玮：對于我來說是必然，我21歲就決定了要走這條路，直到今天也沒有懷疑過。意義是不存在的，隻能自己來賦予。

澎湃新聞：《大橋下面》的錄制，和記錄排練的《平等路》有什麼不一樣？說說錄制過程吧。

張玮玮：《平等路》是我們2014年在大理排練時，用一個羅蘭錄音機做的同期錄音。那時我們在一個露天的院子裡排練，所以錄音裡除了我們的音樂還有環境裡的聲音，它記錄了我們一段時間的自然狀态。雖然并不是錄音的标準音質，但它很寶貴。

《大橋下面》是我們2016年在北京錄音棚裡完成的，标準的分軌錄音。這張專輯的曲目既有樂隊早期未完成的作品，也有樂隊成員今年在雲南各自寫的歌，編曲都是樂隊重組後完成的。是我們樂隊前後起承的一次重要的梳理。

澎湃新聞：這張專輯裡的《敕勒川》《旭日旅店》兩首歌也曾收錄在《平等路》中，為什麼是這兩首而不是其它？

張佺：《平等路》裡一共有九首歌，其它七首都曾收錄于之前的現場專輯，《敕勒川》和《旭日旅店》屬于野隊重組後的新歌。

澎湃新聞：這張專輯裡，哪些是早期未發表的，哪些是新創作的歌曲？新歌老歌都用了新的編曲，能消弭相隔的這些歲月嗎？

張佺：早期未發表的曲目是《趕路的人》《塵世奴隸》《你的快樂》《黃河謠》《大橋下面》。新創作的曲目是《旭日旅店》《敕勒川》《鮮花隻為自己開》《石頭房子》《不要拿走它》。

澎湃新聞：圖瓦民歌和南北朝敕勒民歌奇妙嵌和的《敕勒川》當時是怎麼創作出來的？

張佺：圖瓦樂隊Yat-Kht的Oy Adym ( My Grey Horse）是他們改編的一首民歌，非常喜歡這首歌。和朋友一起喝了酒就會跟着CD唱這首歌，每次腦子裡想到的就是《敕勒歌》的詞。後來就彈冬不拉試着把敕勒歌唱到這首歌裡，你根本想不到，太神奇了，嚴絲合縫，甚至我們一度懷疑本來就是這首歌的詞。

這首詞原名《敕勒歌》，是南北朝時期黃河以北的敕勒民歌，作者是敕勒将軍斛律金。因敕勒和鮮卑時有混居，也有相傳是鮮卑民歌之說。圖瓦人的祖先就是敕勒人和鮮卑人。兩首不同時期的民歌可以合二為一，也可能是二者本來就有内在的淵源。

2015年我們有幸和Yat-Kht樂隊在北京後山同台演出，并一起合作唱了這首歌，2016年我們在北京錄音時正好趕上阿爾波特（Yat-Kht樂隊主唱）來北京演出，就邀請他為我們錄制了《敕勒川》中間的低音部分。

野孩子樂隊。圖片由樂隊提供

澎湃新聞：《塵世奴隸》《你的快樂》和《消失》一脈相承，指出荒誕處和不變處。它們的創作時間相隔多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否一直都是這樣帶着距離？

張佺：相隔不到兩年，應該是同樣生活狀态下的作品。我發現越是投入地生活，就越是沒有辦法消除你說的這種距離。

澎湃新聞：《石頭房子》改編自尹麗川的作品，玮玮和郭龍以前也唱過她的作品。是她作品裡的什麼打動了你們？

張玮玮：我們有個老朋友，年輕的時候去世了，他的墓地在蘭州郊區的一座山上。回蘭州有空我們就會去山上看看，帶着他喜歡的煙和酒。第一次看到尹麗川的這首詩，我就想起了在山上的那位朋友。所以，我就給這首詩譜了曲。

澎湃新聞：《鮮花隻為自己開》是這張專輯裡少有的像從前的很多歌那樣描繪孤獨旅人的歌，歌詞寫得很有意思，有古老的智慧在裡面。它是怎麼創作出來的？大家住在雲南，有家人朋友，還會有身在羁旅的感覺嗎？

馬雪松：這首歌詞的創作來源于我看過的一部哈薩克電影，影片名就叫《鮮花》，也和女主角同名。它講述了一個哈薩克民間女阿肯的故事。姑娘自一出生不會說話，小時候被小朋友們欺負，她哭着跑向爺爺時，阿肯爺爺對她說：因為喜悅流下的才是眼淚，因為悲傷而流下的不過是又鹹又澀的水而已。

我喜歡這種豁達的人生态度。不懼不迎，這也是整首詞想表達的。

人到中年一回頭，那些濃烈的片段似乎都沒那麼要緊了。一碗舒服的面，一段溫和宜人的情誼，這些反而是更值得回味的。

澎湃新聞：“去到那遠方才是你的故鄉/回味無味才是美味”，怎麼理解這句詞？

馬雪松：所謂“吾心安處是故鄉”。故鄉是你最終想抵達的那個地方，你在那兒自在，你和它無話不說，那個地方就對了。

澎湃新聞：《大橋下面》的動機來自很久之前吧。當時的場景是怎麼樣的?

張佺：九十年代末，我們住在北京鼓樓附近的地下室，那時候跟我們合作的兩個朋友住在三元橋附近。三元橋是我見過最大的下面沒有河的橋，兩個朋友各自住在橋的兩端。橋上走汽車，行人去對面的話就得從底下過馬路走過去，走到對面需要很長時間。

那兩個朋友比我們早來北京，生活條件比我們好一些，一個是嶽浩崑，一個是張薦。我和小索不排練的時候就帶上吉他去找他們玩，三元橋的下面，有很多草坪，很多時候我們四個人就在橋下的草坪上排練或者即興。

《大橋下面》這首曲子最初就是在那裡寫成的。

野孩子樂隊。圖片由樂隊提供

關于民歌：無數次的傳唱和演繹會讓一首歌變得面目全非

澎湃新聞：民謠和民歌有區别嗎？

張玮玮：就是名詞不同的區别吧，歌和謠本來就是一回事兒，不知道怎麼就分開了。

民歌是流傳的，作者通常難以留名，歌本身更重要。不同時代的人對它自由改編，每一次傳唱都會因個人喜好而再加工，可以說屬于民間的集體創作。流傳下來的民歌，都是本身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才經過了數百年的考驗。

至于民謠是什麼，我不知道，我甚至懷疑它根本不存在。

澎湃新聞：職業音樂人和音樂就流淌在生活和勞動裡的民間音樂人的狀态是完全不同的，在小院、酒館、舞台和人群裡唱歌，和西北民歌誕生的空曠處也是不同的。這種不同，對你們的表演和創作有影響嗎？

張玮玮：職業音樂人面臨的課題，和傳統民間音樂人很不一樣。如果不在那種生活之中，卻非要表現田間勞動的狀态，我覺得也是一種做作。

野孩子樂隊。圖片由樂隊提供

澎湃新聞：一首民歌的創作周期會非常長，或許曆經好幾代人，這也是野孩子創作緩慢的原因嗎？

張佺：我覺得民歌的創作周期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漫長，也有可能是某種情緒下一氣呵成的，因為它不會是像作曲家那樣寫在紙上，一個情感的沖擊可能就直接唱出來了。但是民歌的演變是非常漫長的，無數次的傳唱和演繹會讓一首歌變得面目全非。一條河流淌一千年（時間）或者一千裡（空間），你無法想象出它的變化，但有人就能摸清它的脈。

野孩子的創作也沒有那麼緩慢，要麼很快，要麼沒有。我印象中一首歌寫出來就是兩三天吧，甚至一個下午。也會一年也沒寫出一首歌。編曲和排練的周期就很不确定了，也會發生變道的情況。

澎湃新聞：移居雲南後，新的創作裡有當地音樂的影響嗎？

張佺：有，《不要拿走它》就完全采用了雲南當地的調式元素。

澎湃新聞：成員們平時聽的音樂類型不止民歌，也會有電子等。各種各樣的音樂養分汲取了，會不會體現在樂隊裡面？還是會在成員各自的音樂計劃裡體現？或者隻是聽。

張玮玮：這個情況分兩種，首先就是純欣賞，隻是聽而已。和所有喜歡音樂的人一樣，聽音樂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心靈的需求。

再者就是學習，學習音階和聲和作曲方法的知識，分析他人創作的手法。這種養分體現出來，也是潛移默化的，最終必須成為自己的語言。

澎湃新聞：民歌有很多類别，情歌、喪葬和節慶歌曲、勞動号子、宗教和巫祝、戰鬥歌曲等，可野孩子的歌都很憂傷，為什麼？

張玮玮：所有的旋律其實都是憂傷的，隻不過是節奏讓它表現得歡快了。不相信你可以現在就把你認為是歡快的那首歌，放慢速度哼出來，看看還歡快不。

野孩子樂隊新專輯巡演現場。 DK 攝

附：野孩子樂隊《大橋下面》新專輯巡演各站信息

2018年6月08日 重慶·寅派動力

2018年6月10日 成都·小酒館

2018年6月15日 西安·光音拾陸

2018年6月17日 太原·柔軟時光

2018年6月20日 鄭州·柒

2018年6月22日 無錫·活塞

2018年6月23日 蘇州·山丘

2018年6月27日 南京·歐拉

2018年6月29日 杭州·MAO

2018年7月01日 上海·萬代南夢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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