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中國留學服務中心發布疫情期間留學認證的補充說明，指出部分國家的高校和中介以疫情為借口，不斷推出各種在線課程，通過降低錄取條件、畢業要求或縮短學習時長等方式大量招收中國學生，并聲稱不需出國就可以輕松獲得海外文憑。 （視覺中國/圖）

在馬來西亞待了兩個多月後，徐妍第一次看到那裡的海。2022年7月末，趁着學校假期，她和朋友去了趟一百多公裡外的馬六甲。

徐妍2020年碩士畢業，拒絕了新疆一所高校的教職後，她決定申請馬來西亞高校的博士。2022年5月，她從國内前往學校完成博士論文。出發前，徐妍做足了攻略，打算在雨季到來前去看海。

結果，導師給她設定了緊湊的論文進度時間線，旅行是絕對擠不進日程了。

除了應對畢業論文，徐妍還得應付朋友們不時發來的疑惑。有人問，老師上課會講中文吧？有人調侃，是不是旅個遊，順便拿個博士？一開始，她會認真反擊。後來就“懶得說”了，“提問的人其實并不在乎真實情況怎麼樣”。

新冠疫情以來兩年多，出入境人數大幅減少，東南亞留學市場卻“火”了。除了徐妍這樣為了謀求教職脫産讀博的人，多名中介均反映，在職的普通高校教師成了中國學生在東南亞讀博的主力。

一名中介描述起他們：大多是學校裡的“普通人”，學術能力不足以進入一流高校任職，但也不願躺平，還想往前沖一沖，拿到級别更高的課題、升到副教授，要麼，跳槽去個比眼下好些的學校。

博士學位已經成為在高校系統發展的必要條件。而在受訪的高校教師看來，國内考博競争激烈，又考慮到自己的學術水平和經濟條件，東南亞于是成了一種“不得不”的群體性選擇。

“寬進嚴出”

身處馬來西亞，來自國内社交媒體的個性化推送還是精準觸發了徐妍的焦慮。

比如，首頁推薦裡有真假交織的傳言：2022年6月，邵陽學院引進23名菲律賓高校畢業博士的新聞發生後，廈門有高校招聘時已經拒收東南亞畢業的博士。

又比如，一些留學中介還在發布“包通過、包畢業、包認證”“兩年就能畢業”的宣傳廣告。

“根本不是這樣！”一提起這些廣告，電話裡，徐妍提高了聲調，“但凡QS排名前500的高校，沒有能‘水’出來的。”

她正在為達到畢業要求發愁。

2020年8月，徐妍申請上了馬來西亞私立高校泰萊大學的博士，學制三年。在最新QS世界大學榜上，泰萊大學排名284位，拿中國高校做參照，榜上最接近的是中山大學，第267名。

疫情之下，徐妍在國内上了一年多線上課程。直到2022年4月1日，馬來西亞邊境重新開放後，徐妍才前往吉隆坡。這時，她已經在讀博二下學期，學校不再有課程安排。

剛結束的一個多月假期，除了短暫的馬六甲之旅，大多數時間，她都待在出租屋裡，對着電腦分析數據、寫論文。首先，她得寫好小論文——按照畢業要求，至少得有一篇論文被Scopus數據庫（注：全球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數據庫）收錄。另外，博三開始了，畢業論文也得趕進度了。

自從博二開始，徐妍每個月要和主導師、副導師各交流兩次，彙報論文進度。每三個月還要向學校上交和導師見面的書面記錄。見面次數如果不達标，會被評定為“不滿意”，接着，學業警告就來了，連收兩次，會受到延期畢業半年的處罰。

在畢業論文上通關，則要完成三次答辯。按照學校規定，入學半年後就可以參加開題答辯，要求是完成論文前三章，包括研究問題提出、文獻綜述以及研究中采用何種研究方法。

現實情況是，直到2022年3月底，入學1年半後，徐妍才通過了這場答辯。和同期入學的中國留學生相比，她已經算是“學霸”了——直到現在，還有人沒參加開題答辯；也有同學被導師要求繼續修改半年。

剛過去的9月7日，是徐妍上交論文最重要的數據分析部分内容的截止期限。完成這個小目标後，她将在11月進行中期答辯。要是一切順利，導師預計她會在2023年3月完成最終的答辯。

“時間太緊了，不可能。”徐妍覺得，導師高估了自己進度。她給自己設定的底線是在2023年内畢業，“三年學制，延期半年還說得過去”。

延期半年不算什麼，不少人還沒到論文這一步，就被語言關勸退。

張遠33歲，是廣東一所民辦高校的教師，他曾在一家外企當HR，泡在英語環境中辦公。而當他入讀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當地排名第二的老牌名校時，還是為和導師的交流發愁。

第一次和導師開線上會，張遠幾乎完全沒聽明白。導師的英文發音帶有濃重的馬來腔，吐字很快，“彈來彈去，發音又不飽和”。半小時下來，張遠隻好不斷重複“OK”“I see”對付過去。後來，他和導師改用文字溝通，直到上了兩三個月課程适應後，才改回語音對話。

理科大學的入學申請标準不高，雅思隻需要5分，甚至比排名靠後的學校更低。但張遠發現，5分對應的英語水準遠低于實際上課的要求。他向導師提起這個疑惑。導師的回答是，學校希望對學生“寬進嚴出”，給更多人改變自己學曆的機會。

而張遠一位同為國内高校教師的同學，由于英語基礎不好，實在無法和導師溝通，很快轉學去了另一所學校。到了那兒，依然存在交流障礙，最後退了學。

邵陽學院事件發生後，張遠愈發覺得這個選擇“劃不來”，“别人都覺得你的博士是混出來的，隻有自己知道，這是認真讀下來的”。

不過，回到讀博的起點，不論徐妍還是張遠，都承認自己其實别無選擇。南方周末記者接觸到的東南亞讀博老師們，體現出某種群體特征——一個學術資質平平的普通人想要當大學老師，可以怎麼辦？

35歲前畢業，“還有機會進體制内高校”

當大學老師，是徐妍很早就定下的人生目标。她自小生活在大學家屬區，那是她熟悉的環境。況且，她是獨生子女，老師這個職業有寒暑假，可以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2020年，徐妍從一所普通本科院校碩士畢業。她很快發現，3年前她本科畢業時，可以招收碩士任教的高校，大多把學曆要求提高到了博士。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方，碩士要進高校教師崗，基本不可能。

徐妍最終在新疆一所高校面上了教職。不過，校方為了留住人才，要求入職者得簽訂5年服務期協議。這麼一來，就和她的目标有了沖突。在徐妍的規劃裡，得在30歲前把博士讀出來。

“現在這所學校的要求是碩士，3年後最低門檻可能也得是博士。”求職經曆讓徐妍有強烈的危機感。她拒絕了到手的工作，決定先專心讀博。她覺得，既然博士學曆已是必需，不如趁年輕一鼓作氣，把學曆讀到頭。

與徐妍相似，2021年碩士畢業後，程浩宇在雲南某民辦高校找到了教職。工作一年，他就體會到博士學曆在高校評價體系裡的重要性。

例如，在評職稱時，碩士和博士的學曆差異，會轉化為評選時間上的硬性規定。雲南省人社廳、教育廳發布的省高等學校教師職稱評審條件中規定，博士一入校就可以申報講師，最快兩年，就能成為副教授。而碩士生入校兩年後才有資格從助教申請成為講師，再當5年講師，才能申報副教授。而評選時間越長，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要是中間有更年輕、更優秀的同事冒頭，名額就可能分配不到自己了。

在高校評價體系，博士學曆越來越普遍。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方，碩士要進高校教師崗，已經基本不可能。（視覺中國/圖）

讓程浩宇萌生去東南亞讀博念頭的，是一位同事的經曆。同事的妻子拿到馬來西亞高校的博士學位後，被貴州一所公辦師範學院作為高層次人才引進，同事則以家屬身份由校方分配工作。一個博士學曆，解決了夫妻兩人的就業。

學曆優勢也會直觀地體現在工資上：每月多發5000元津貼，一年下來，能多6萬元收入。

程浩宇所在的系裡四十多位老師，2人正在職攻讀國内高校博士學位，9人是馬來西亞“準”博士，包括他在内的5人都是2022年剛申請上的。讀博的同事都是90後，打算趁着35歲前畢業，“還有機會進入體制内高校”。

對高校來說，教師的博士率是一個重要的考核指标。例如，在高校申請成為碩士授予單位時，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布的學位授權審核申請條件中就規定，博士學位教師比例不能低于25%。申請博士學位授予單位需要達到45%。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褚朝晖認為，這與高校的資源分配體系相關。“中國高校發展思路還是把資源向頭部傾斜”，申請到碩士點或博士點，意味着生源質量、科研資源、财政撥款都會有很大的提高。

所以，教師申請讀博，提升學曆，學校都會持鼓勵态度。在程浩宇的學校，老師被允許以停薪留職方式出境學習。張遠所在的學校也鼓勵老師讀博，要是能跟學校簽訂一份取得博士學位後再服務一定年限的協議，學校還會補貼15萬元學費。

徐妍将讀博視為另一種形式的工作，“等我博士畢業，進高校可以走人才引進，有安家費，不一樣是在掙錢嗎？”

能力之内的選擇

去東南亞讀博，在這些普通高校老師的意願裡，曾是排在最末位的選項。

徐妍的首選是考國内高校的博士。回憶起面試經曆，她形容為一場“災難”，“從進去、坐下到出來，5分鐘都不到”。

面試官問了她幾個問題：父母什麼學曆、做什麼工作；本碩分别是什麼學校；高考多少分。說完後，老師們都沒吭聲，“當時我就覺得完了，涼了”。

而對在職教師來說，在國内讀博還有一道障礙，越來越多高校在縮減在職博士名額。早在2015年，南方周末梳理過39所985高校的博士生招生章程，其中5所高校明确規定“不招收”或“原則上不招收”在職博士；13所控制了在職博士比例；3所雖未明确比例，但規定了如“每位導師最多招收一名”的限制條件。

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徐志平長期關注學術勞動力市場研究。在他看來，國内高校出于提升博士培養質量的目的，縮減了在職博士的名額。高校教師因此面臨尴尬：在職讀博需求在增長，供給卻沒有擴大，甚至還在縮小。

他們于是将目光轉向國外。徐妍起初考慮的是澳大利亞。她算了筆賬，一年留學的開銷需要三四十萬，念完博士得花費上百萬。

去馬來西亞讀博，費用在一個工薪家庭的承受範圍内：徐妍算的賬是，3年學費10萬元左右，出國待一年，算上房租，每月生活費大約五千上下，再加上來回機票，要是精打細算，可以把總開銷控制在30萬元以内。

一家菲律賓留學機構在公衆号推文中直白地介紹，菲律賓留學是“應市場而生的産物”，市場主要面對兩類受衆：需要留學積分申請落戶者和評定職稱的高校教師。

文中将菲律賓稱為極具性價比的選擇：“誠然，大學含金量一般，但錢花得真的少，時間短，博導不卡學生，也是完全正規的學曆。”

從事馬來西亞留學咨詢的董林發現，咨詢者大多傾向于讀一個排名沒那麼靠前，同時也被中國留學服務中心（下稱“中留服”）認可的高校，“他們不求博士學到多少東西，就是用人單位需要這個學位”。

一些看似不符合邏輯的現象随之出現。程浩宇的一位同事最近也決定去馬來西亞讀博，他碩士畢業于QS排名第21的香港大學。向董林咨詢的人中，也不乏英國伯明翰大學、利茲大學等歐美知名高校畢業生，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刷一個”學曆。

“殺紅眼”的中介

熟悉留學行業的人都覺察到，這股東南亞留學熱潮，是在新冠疫情後出現的。按照常規思路，疫情下，出國愈發困難，留學生應當大幅減少才對，而留學中介正通過“無法出境”這點找到了商機。

2020年4月3日，中留服發布了一則說明，表示如果留學生受疫情影響，無法按時返校而選擇在線方式修讀部分課程，因此導緻境外停留時間不符合學制要求的，不影響獲得學位學曆認證。此前，雖然中留服沒有對境外停留時間作明确規定，不過，博士生通常會在境外待滿1年以上。

這意味着，疫情下的留學生不用出國，在國内上網課就能完成學業。對在職高校教師來說，無疑提供了一個再理想不過的選擇。

馬來西亞全球教育服務中心發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留學生的數量是前一年的2倍多，從8876人漲到19202人。其餘國家的留學生數量大多在下降，中國留學生占馬來西亞總留學生的比例從42%升到了63%。

“高校正經辦學，也架不住中介搗鬼。”在董林的感受中，疫情後，東南亞的留學市場一下子亂了套，一些中介為了賺錢，想出了各種招數。

張遠最終選擇到馬來西亞，就有被中介“誤導”的因素。當時，中介向他描述，他報名的是“寒暑假博士”。平時正常上班，寒暑假上課，不耽誤教職工作，可以“輕松”拿到博士學位。

他直到入學，才發現學校根本沒有“寒暑假博士”的說法，隻存在全職和在職的區分，并且，在職渠道一般不對外國人開放。

咨詢時，還有中介向他推薦過助學班服務，額外支付十多萬費用，會有中文助教在班上服務同學。後來他得知，校方從未設置過這樣的服務。張遠推測，這大概是中介自己請來翻譯，再包裝成名為“助學班”的産品。

在中國留學生大量湧入的情況下，一些高校也降低了辦學标準，放寬名額限制。

2021年3月，中留服發了份疫情期間留學認證的補充說明，就提到了這種現象。說明稱，部分國家的高校和中介以疫情為借口，不斷推出各種在線課程，通過降低錄取條件、畢業要求或縮短學習時長等方式大量招收中國學生，并聲稱不需出國就可以輕松獲得海外文憑。之後，中留服宣布對9所高校加強審查，其中包括思特雅大學，在馬來西亞私立高校中排名第二。

不久前，劉妍所在的留學生交流群裡就有思特雅大學的學生抱怨，學校大量招收中國留學生，導緻博導數量不足，自己已經到馬來西亞一個多月了，還沒聯系上導師，“感覺被騙了”。

馬來西亞北婆羅洲大學學院受到更嚴重的處罰。2022年8月，中留服暫停了這所高校的學位認證申請，理由是學校“涉嫌在疫情期間，針對中國市場突擊擴大招生規模，通過在線方式大量輸出低質課程”。

“殺紅了眼”的留學中介，某種程度上帶來了市場的惡性循環。張遠在社交平台發布的留學體驗視頻，不少都在分享學校的“槽點”：博導的學術支持不多，一個老師可能帶十多個學生；學生的學術能力參差不齊，能搭夥做研究的不多……

介紹他入學的中介看到了，鼓勵他多分享這些真實經曆。“不會影響你們的生意嗎？”張遠疑惑。

對方回答，自己也很惱火——同行們許下“包過”承諾，收取高額費用，攪亂了原本正常的留學秩序。

博士“通脹”

董林在知乎上有7040個粉絲。他開了付費咨詢，158元一次，有近五百人購買。單是這項服務，他就掙了七萬多。來咨詢的人，不少都被中介“騙”過。

有中介承諾，會在入讀後提供幫助寫作業、指導畢業論文的服務。一名咨詢者為此交了二三十萬，中介收了費，卻隻是幫助修改了語法，調整論文邏輯，沒法對研究方向提出更具體的意見。

在董林看來，到東南亞讀博的高校教師，像是被中介收割的“韭菜”。這不僅意味着他們被變着花招收錢，最終拿到的博士學曆，也可能加劇貶值。

他指出，到兩三年後，疫情期間增長的東南亞博士們幾乎同時畢業，回到國内就業市場，會面臨更激烈的競争。即便是不擔心就業問題的在職教師，到時的福利待遇也可能比不上如今。

2017年，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徐志平還在華中科技大學讀博。他和導師沈紅做了一個測算：按照國内高校對學術性崗位的需求，每年需要新招收4.7萬名博士。在博士生群體裡，大約有一半進入高校，按這個比例，每年有9.4萬名全日制博士畢業，才能滿足需求。在當時，每年博士的畢業人數穩定在5.5萬人上下。論文得出的結論是，國内對博士是“需大于供”。

眼下，這種供需關系已經開始逆轉。

徐志平解釋，這種變化的發生，首先是國内博士畢業人數将會有大幅增長。根據教育部發布的數據，2021年全國共招收博士生12.58萬人，在讀博士生50.95萬人。2022年，博士将繼續擴招，按照10%的擴招上限計算，招生人數将突破13萬人。

供需變化還有其他因素疊加：越來越多海外博士在畢業後回國；受疫情影響和一流學科評估的浪潮結束，近兩年高校教師招聘數量減少；另外，随着應用技術型大學發展，這類院校對教師的能力需求可能也會發生變化，不再單純看重博士學位。

在徐志平看來，目前，去東南亞讀博，對在職教師來說算是高性價比的選擇。但如果是為了未來找教職，不論在哪兒畢業的博士生，都會面臨更嚴峻的環境。

徐妍如今慶幸，自己趕了個早。2020年入學時，和她同期入學的中國留學生有7人，2021年增加到十多人。等到2022年初，她的一名學弟想申請泰萊大學的博士，結果等來了學院的通告，由于師資不足，停止招生。

南方周末記者查詢發現，馬來西亞理科大學藝術專業、博特拉大學管理專業等都在官網發布了停止招收留學生的聲明。

“要趕快畢業，趕快出來找工作。”在徐妍看來，就業壓力讓讀博這件事變得“争分奪秒”。至于未來的求職目标，她不敢多想，“雙一流高校也好，沿海、省會城市的學校也好，我都沒考慮過，能讓我進一個普普通通的大學就行了”。

（徐妍、張遠、程浩宇、董林均為化名，南方周末實習生殷銘對本文亦有貢獻）

南方周末記者 韓謙 南方周末實習生 謝婧 楊蕊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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