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後的傍晚，我站在過街天橋上，望着遠方绯紅的晚霞，忽然感覺此時北京的天空像是和我在雲南支教時看到的天空重合了。恍惚間，我又想起了那段難忘的時光，久違的思念之情湧上心頭。此時，手機突然響起了視頻通話的邀請，點開一看，屏幕裡露出七八顆擠在一起的小腦袋，正是我想念的那群孩子們，“老師老師，Nuo hati zhuoma（你在幹什麼）？”熟悉的面容，熟悉的開場白，我落寞的情緒瞬間一掃而光，不禁開心地笑起來......

結束支教已經一年多了，我和孩子們仍然會時常視頻聊天，他們總是會用哈尼語來“考驗”我，聽到我仍可以用簡單的哈尼語回應他們，他們就會表現得很開心。我和孩子們之間的話題大都圍繞着學習、生活以及學校的一些變化。孩子們也會問我：“老師，你什麼時候再回來教我們啊？”工作忙碌的我并不能準确地回答他們這個問題，隻能告訴他們：我一定回來看他們！

結束支教回歸都市後，我入職到了《意林》雜志社擔任編輯工作。我想一種生活方式的結束，并不意味着一段關系的斷裂。雖然現在的我不能給他們上課、不能帶他們寫詩、不能陪他們一起散步……但我卻希望以另外一種方式，給予他們一些遙遠的幫助。

偶然的一天，我照例在工位上翻看雜志，正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一個念頭忽然閃現在腦海中：如果能讓孩子們的詩歌刊登在雜志上就好了！我想，哪怕就是小小的一個角落，哪怕稿費才幾十元，但如果能讓大山孩子們的詩歌被更多的人看見，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極大的鼓勵和認可。

在和雜志社的領導溝通後，孩子們的詩歌開始在《意林·全彩Color》上陸續刊登。刊登的第一首是俄垤小學五年級李福春的詩歌——《太陽與陽光》，就在定稿的當晚，我接到了一個陌生的電話，電話那頭的聲音壓得很低，旁邊還有隐隐的笑聲，在我不斷地“盤問”下才知道，竟是李福春同學和她的一群室友。我端起老師的氣勢，問她們：“為什麼這麼晚了還不睡！”她們激動得不行，叽叽喳喳地說：“老師，我們很開心，睡不着……”聽到孩子們歡呼雀躍的聲音，我知道我做的這一切都有了意義。意外的是，在李建邦同學的詩歌《我看見風》刊登之後，他的媽媽也聯系到了我，說她和建邦爸爸都非常高興，還特意問我在哪裡可以買到雜志……

來自孩子們的喜悅和家長們的認可，讓我更加堅定了要繼續為孩子們争取發表作品的決心。我想，留守孩子身上的每一點變化，都能夠讓不能長期陪伴在她們身邊的父母感受到孩子的成長和進步。這樣，小小的詩歌便承擔起了另一份“職責”。

脫離支教老師的身份已經一年多了，現在的我依然能時常回想起和孩子們相處的點點滴滴，那時的快樂、汗水、感動，永遠真實而鮮活。雖然我的支教工作結束了，但我和孩子們的故事仍在繼續。即使現在身處山的這一邊，我依然想讓孩子們知道，山的那邊不是另一座山，而是可以努力抵達的夢想之地。他們的未來會像俄垤山頭升起的太陽一樣，耀眼，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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