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術對傳播結構的影響?11月5日，中國傳播學會理事會暨第五屆中國智能媒體傳播高峰論壇在上海大學舉行本次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中國傳播學會與上海大學聯合主辦，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上海大學全球人工智能媒體研究院承辦，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人工智能技術對傳播結構的影響?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人工智能技術對傳播結構的影響

11月5日，中國傳播學會理事會暨第五屆中國智能媒體傳播高峰論壇在上海大學舉行。本次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中國傳播學會與上海大學聯合主辦，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上海大學全球人工智能媒體研究院承辦。

來自中國傳播學會的99位會長、副會長和理事，以及來自上海和國内主要高校、媒體和企業界的200多位特邀嘉賓通過線上線下方式出席會議。

5日下午舉行的高峰論壇上，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吳飛教授，從公共領域的理論模型出發，探讨了這一理論的三大構成要素，即要具備積極的公共意識、開放的空間、以及形成公共輿論。并結合當下的智能化時代背景，分析了數字技術帶來的變化以及可能引發的問題。最後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框架——數字共通體，倡導在如今的充滿不确定性、真實與虛拟交融的流動空間中，多元參與者必須攜手前行，形成“共顯-共在”的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曾慶香老師，從觀看模式與心理補償的角度，分析了受衆的跨屏媒介行為。曾老師将受衆的跨屏媒介主要分為“大屏受衆與儀式性觀看”、“小屏用戶與社交性觀看”、“跨屏産消者與展演式觀看”三大類。在以電視、家庭影院為代表的大屏觀看中，受衆可獲得本體安全感；在以“手機”、“平闆”為代表的小屏觀看中，受衆可獲得自主、能力以及社交需求方面的滿足；在多屏的互動中，則可以獲得諸如理想化、補充型或是補償型象征性自我的實現。

湖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彭祝斌教授，探讨了智能傳播時代的社區精細化治理模式。通過個案研究，并結合程序化紮根理論與分析方法，彭教授指出，在智能傳播時代，雲計算、大數據等技術将我國的社區治理指向專業化、信息化與智能化，“全響應”的精細化社會治理模式應運而生。同時也特别強調，在未來，精細化治理應更加關注“以人為本”的核心，強調技術精準與效率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個體權益的保護。這是一個多元主體共同架構的結果，隻有各方良性互動才能帶來利益關系的協調與社會公正的實現。

複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雲南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廖聖清教授，探讨了網絡新聞回帖中的受衆互動與群體極化現象。廖教授基于沉默的螺旋理論，采用人民日報在微博發布的關于新冠肺炎新聞以及網民評論數據，實證考察作為意見表達的受衆互動對群體極化的影響，揭示了情緒在互動與群體極化關系中的中介作用。這有利于将網絡空間打造成為受衆理性表達、民主協商的交流溝通平台，同時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内在要求。

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姜紅教授，分享了與同學共同研究的成果。姜教授指出，媒介不僅可以被理解為空間的延伸或時間的持存，還可以被理解為關系的延續。這種由數字媒介建構起來的新的關系，重塑了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值得每一個人去重新思考。

陝西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許加彪教授，分享了關于數字孿生人倫理的邊界調适與規範建構。這一話題一直以來被學界、業界高度關注。許教授從數字孿生人、邊界調适、規範建構以及合乎倫理四個方面進行了深刻的闡述。考慮到人偶共生存在着信息安全、人際關系以及人的主體性這三方面的倫理風險，許教授提出在未來，應該從研發、傳播與使用這三個階段進行規範建構，最終形成“兩類型三階段三角色”系統化的數字人規範倫理框架，進而幫助人類更好地憑借數字人這一媒介将生存方式由“界面化生存”轉向“沉浸式生存”。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塗淩波教授，總結了大數據時代的四種轉向。一是大數據作為一種客觀的、中性的技術手段，具有提升社會經濟效率的功能；二是大數據作為一種社會概念或者觀念，是現代知識體系的新型資源；三是從批判的角度反思“數據中心”的社會發展邏輯，重新認知大數據的價值；四是大數據作為被治理的對象，關鍵要做到數據善用，也就是針對數據本身的治理問題。最後，他提出應該從“數據治理”轉到“治理數據”思維，将大數據作為新聞傳播活動的基礎要素，融入到各個環節之中。

重慶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郭小安教授，分析了流量驅動下的輿論，他基于公共輿論可見性的價值與意義展開探讨，指出可見性作為保障當事人及公共利益的非制度化渠道，其意義和價值就在于提供公共讨論平台，通過媒介賦權實現與論監督，追問事實真相，使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盡管輿論的煽情和炒作攪亂了網絡空間的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公共話語的表達和可見性。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副院長胡易容教授，在符号學的框架下分析了智能時代的傳播邏輯。從信号傳播、符号傳播學、算法問題以及符号意義論展開叙述。在如今這個“人不能不傳播”的普遍前提下，智能時代的傳播應該是符号傳播，這也是我們解決算法、人工智能帶來諸多問題的符号學方案。

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李展教授，探讨了智能傳播與全過程人民民主之間的關系，提出了未來媒體追求的目标是表達出不同層面的群體對公共利益的訴求，從社區到城市到國家層面，媒體應該起到告知人民的作用，特别是政策可能對當下某些特定群體利益造成損害的吋候，媒體的報道和解讀仍然是溝通政府和人民的重要途徑，也就是說“智慧治理之慧在于聽到民意”。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相德寶教授，分享了智能媒體時代中國國際話語權提升的一些看法。相教授提出了新聞話語研究是話語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這是基于語言學和新聞傳播學框架理論、議程設置進行研究、嘗試揭示話語與權力的同構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新聞與傳播研究》執行主編朱鴻軍老師在最後進行了發言。朱老師向大家介紹了全媒體傳播體系中縣級融媒體web2.0階段的發展路徑，從颠覆性創新的思維、多元功能身份定位、體制機制創新魄力、關鍵型人才的引留、技術創新水平提升、“造血”的資金支持、平台經濟運營模式、因地制宜特色道路八個方面進行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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