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6年，經過司馬懿、司馬師和司馬昭三代人的經營，司馬炎完整而和平地接受了曹魏帝國，改國号為晉，是為晉武帝。公元280年滅孫吳，三分歸一，成就了空前而短暫的大晉朝。

晉朝得天下來的太容易了，既沒有像明朝那樣有和少數民族的慘烈搏鬥，也沒有如唐、宋般從群雄割據的混戰中殺出一條血路。

而且開國後面對的外部環境也是相當安逸，周圍沒有一個重量級的少數民族政權。

但是偏偏那麼穩的局面，卻被八王之亂和之後的五胡亂華給徹底打破了，到底是什麼原因導緻了西晉滅亡，這裡我們嘗試從經濟學的一個微觀角度來聊聊這個話題。

先從一個故事開始講起吧，故事的主人公杜預是晉朝的一員重臣，西晉建立後，曆任河南尹、安西軍司、秦州刺史、度支尚書。

當然他更為人所熟知的身份就是滅吳之戰的統帥，三家歸晉最後一戰中，他可是立了大功。

不過除了具備卓越的軍事才能外，杜預更善于農事。畢竟，在古代農業才是最根本的一件大事，民以食為天，老百姓吃不飽肚子，國家也不會穩定。

鹹甯四年（278年）秋，兖豫諸州郡連降暴雨，就是現在河南大部、山東西部、河北南部這些地區，發生了大面積澇災，作為還算理性的皇帝，晉武帝馬上派出了得力重臣杜預去現場解決問題。

杜預到了地方上一看，很意外，他本以為是當地沒有修築堤壩才會造成洪水泛濫的。

實際情況是，河南地區農村一帶到處都是各種堤壩和蓄水池，他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河南遍布堤壩，還是會有澇災呢？

仔細調查後，杜預發現問題了，原來堤壩是修了，但是問題就是築的堤壩太多了，有些河道上密密麻麻遍布了好幾道堤壩，這些數目繁多的私堤嚴重阻礙了正常的排水，所以一旦下雨就很容易出現某處決口，從而導緻洪災。

于是杜預下令，除了符合朝廷要求的堤壩外，其餘違法建築一概拆除！

正當杜預命令軍隊動手的時候，當地的世家大族出現了，原來這些堤壩都是他們修繕的，他們希望杜預冷靜處理，不要太沖動！

滅吳的大統帥杜預做起事來一向是雷厲風行，但是這次他居然沉默了，這夥人的來頭太大，以至于他也不得不避其鋒芒。

這些人到底是什麼背景？

先看下杜預去的主要地方：豫州，其中有一個郡非常出名就是颍川郡。這個地方在漢晉兩期，占據着極其重要的位置，因為當地有一幫能量很大的豪族：颍川士族集團。

作為當時公認的士族三巨頭（颍川、南陽、汝南）之一，幾乎貢獻了一大半的頂級治國人才。

颍川地區人傑物靈，士族衆多，最大的世家大族有三家，分别是荀家，鐘家，陳家。

這三家都出來了什麼牛人呢？

說一下最著名的幾位，荀彧（yù），荀攸，陳群，鐘繇。

這裡重點說下故事的另一主角荀氏家族，當時荀家在朝廷有兩位實力人物，荀顗（[yǐ]）和荀勖（[xù]）

荀顗是荀彧的六子，他走上官場，除了父親荀彧的功勳和自身的名望之外，主要是靠着司馬懿的提攜。荀顗協助司馬懿發動高平陵政變之後，就牢牢的綁在了司馬氏的戰車上，在司馬氏的篡權道路上，荀顗一直是司馬氏的追随者，後來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

而另一個颍川荀氏的成員，荀爽的曾孫荀勖擔任過司馬昭的重要謀士，後拜中書監兼侍中，掌管機要多年。在他的提攜下，荀勖的弟弟荀組也官至司空，司徒，太尉；荀勖的兒子荀藩也做過司空，可謂一門三公。

在西晉荀氏家族到達了它的鼎盛時期，而荀家最大的田産就在河南地區，這次出面阻擾的頭面人物就是荀家。

杜預知道這背後的水太深，荀家這個硬茬他惹不起，隻好返回朝廷，上呈條陳，把這個情況反映給晉武帝，希望晉武帝出面下诏，解決河南的水患。

這些奏章後來都收在《晉書·食貨志》中，杜預指出這次洪災的真正原因

“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辄複橫流，延及陸田。”

同時他也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就是壞陂宣瀉。

“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于今者水澇甕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甯瀉之不蓄。”

意思就是不合理的要拆掉，那些建造比較合理的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可以修繕，來防止洪災。

“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宜大壞兖豫東界諸陂，随其所歸而宣導之。”

壞陂的計劃如果能實現，那麼到明年，河南地區就又是一個五谷豐登的豐收年了。

“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锺。至春大種五谷，五谷必豐，此又明年益也”。

但是晉武帝壓根就沒有采納杜宇的計劃，在兩晉時期，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代，當時的士族地位非常高，到了東晉，甚至出現，“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意思是說東晉時期琅琊王氏家族與當時皇室力量勢均力敵，甚至還有過之。

皇帝不敢得罪士族，自然就否決了杜宇的上書，那麼對于颍川的荀家來說，難道他們那麼聰明的人也不清楚其中利害嗎？非也

對于颍川的豪族來說，他們有很強的動力去修建水壩，雖然修建水壩有很高的成本，對于修建者來說，修築水壩，可以防洪澇，避免洪災來的時候，淹沒自家良田。

這從經濟學上來講，這個行為可以降低損失，産生一個正的利潤，所以他們才會有動力去修建這個水壩，注意，這個行為僅僅是代表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朝廷修堤壩。

但是，對于整個河南地區來說，因為你們隻管自己修水壩，不管整個考慮到排洪的影響，那麼修建這個水壩的社會成本會變得很大，因為各地的小水壩群會阻擾正常的排水，最終引發更大的洪澇災害。

但是這些世家大族可不管，反正有洪災的話，損失由大家共同承受痛苦，但是修建水壩本身所帶來的好處卻是我一家獨享。

所以他們發動在京城裡的高管親戚們，逼迫皇帝不得采取杜宇的計劃，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引出外部性這個經濟學概念了。

“外部性”（Externality），是公共經濟學裡的一個重要概念，外部性指一個人或一群人的行動和決策使另一個人或一群人受損或受益的情況。即決策者造成的影響，一部分被外界所承受，從而導緻均衡狀态下決策者做出偏離社會最優的決定。

外部性可以分為正外部性 (positive externality) 和負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y)。

正外部性是某個經濟行為個體的活動使他人或社會受益，而受益者無須花費代價。

負外部性是某個經濟行為個體的活動使他人或社會受損，而造成負外部性的人卻沒有為此承擔成本。

看上去有點繞，用大白話解釋下

經濟負外部性意思就是作為經濟的主體比如荀家，你修築堤壩這個行為對河南地區的其他民衆造成了很大影響，如果發生洪災，産生了損失，這個成本與後果卻不完全由荀家一人承擔，廣大老百姓跟着一起分擔了。

有同學會問，如果現代社會遇到這種問題改怎麼辦呢？比如我們經常在新聞中看到有些工廠在生産過程中排放的污水、廢氣、廢渣，最後都是讓整個社會付出了代價。

解決辦法就是采用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是指在某些條件下，經濟的外部性或者說非效率可以通過當事人的談判而得到糾正，從而達到社會效益最大化。

怎麼談判呢？政府先要明确産權，比如把工廠周圍的使用權賦予周圍居民，工廠不給居民們賠償費就别想在此設廠開工

工廠主就會衡量，到底是給的賠償費合算呢，還是自己投入設備想辦法減少污染更便宜。

而晉朝的洪災問題也可以這麼處理，朝廷說這塊土地是我的，你要修堤壩必須給我交一大筆使用費，當地豪族就會盤算了，如果不修堤壩，一旦發生水災後，會産生多少損失，如果這個損失值大于朝廷的使用費，那我還要修，如果低呢，我就不修了。

而朝廷有了這一大筆錢，一旦發生洪災，也可以給當地農民更多的赈災補助。

當然啦，前面說了皇帝沒有采納杜預的計劃，背後的原因就是荀家為代表的士族極力反對，這也反映了晉朝後來滅亡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士族力量過于龐大，導緻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變弱，被動分權了。士族隻關心自己的家族利益，完全不顧及朝廷的整體利益。

西晉可能是曆史上權力最弱的朝廷，各地的地方豪強和士家大族把持了地方事務，并且與中央朝廷的官員同氣連枝，盤根錯節，造成了朝廷的旨意根本無法抵達到底層的群衆，這已經不是皇帝能夠扭轉的了，皇權在無法對抗豪族後，司馬氏的皇帝才把親戚們都分封到大國去做王，掌握一國的軍政大權，期望以此來對抗士家大族和地方豪強的勢力。

但是沒想到，這些諸侯王們最終卻成了毀滅西晉的大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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