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護大型建築如何界定?文物建築保護是一門專業，它有自己獨立完整的學科體系在西方各國，隻有獲得專門資質執照的人才能從事文物建築保護工作，其他的人，包括執業建築師，都不被允許去維修文物建築正因為如此，一些大學成立了文物建築保護專業，大一些的國家，如意大利、英國、美國、德國等等不用說了，就是一些小國家，如荷蘭、比利時，也各自有好幾個大學設立了文物建築保護專業，在國際上還很有名氣建築學的專業功課有不少是和文物建築保護專業的功課相同或相近的，所以，建築師隻要再進修若幹門文保專業的課程，相當于碩士的學曆，便可以通過考試取得文物建築保護師的資格西方人把這個“補課”叫做給建築師“洗腦筋”，因為它的作用主要是改變建築師的專業性習慣觀念和思維方式，它要樹立的基本觀念是：文物建築的本質特性首先是文物，其次才是建築，因此，一個專業建築師并不當然就懂得文物建築保護，他必須從頭學習關于文物保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文物保護大型建築如何界定?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文物保護大型建築如何界定

文物建築保護是一門專業，它有自己獨立完整的學科體系。在西方各國，隻有獲得專門資質執照的人才能從事文物建築保護工作，其他的人，包括執業建築師，都不被允許去維修文物建築。正因為如此，一些大學成立了文物建築保護專業，大一些的國家，如意大利、英國、美國、德國等等不用說了，就是一些小國家，如荷蘭、比利時，也各自有好幾個大學設立了文物建築保護專業，在國際上還很有名氣。建築學的專業功課有不少是和文物建築保護專業的功課相同或相近的，所以，建築師隻要再進修若幹門文保專業的課程，相當于碩士的學曆，便可以通過考試取得文物建築保護師的資格。西方人把這個“補課”叫做給建築師“洗腦筋”，因為它的作用主要是改變建築師的專業性習慣觀念和思維方式，它要樹立的基本觀念是：文物建築的本質特性首先是文物，其次才是建築，因此，一個專業建築師并不當然就懂得文物建築保護，他必須從頭學習關于文物保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

文物建築保護專業的課程包括很多方面的系統的知識，當然，必有一系列關于文物建築保護基本理論的課程，這是整個專業的根本和出發點。

我們中國人這些年來很樂于引進西方東西，從麥當勞快餐到解構主義哲學，偏偏對這個文物建築保護專業沒有正常的興趣，而我們卻又常常以幾千年文明史來炫耀。這說明，我們對文物建築保護這件事多麼地缺乏基本的認識，不少人到現在還不認識它是一門獨立的科學。不重視基本學術的建設，不重視專業人才的培養，甚至沒有建立系統化的專業文物建築保護的政府機構。這是中國文化根本性的痼疾之一。

西方人最後建成這門科學倒也不很早，直到20世紀中葉才終成體系。但一旦這門科學成熟之後，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改變了文物建築保護的整個面貌，而我們不少人卻還在念叨“修舊如舊”這樣模模糊糊的簡單化口号。連北京的大房地産商也看到了中國文物建築保護理論的薄弱，于是用膚淺的“人道主義”來抓文物建築保護工作在理論上的軟肋，甚至主張除故宮之外，整個北京城都可以拆光，好給他們的“開發”讓出地盤。

西方文物建築保護學科成熟的标志，是先後克服了英國浪漫主義文人的觀念和法國建築師的觀念，這兩種人曾是19世紀歐洲文物建築保護的主要力量。浪漫主義詩人其實并不真正重視古建築的保護，他們隻是欣賞和歌頌老樹之下、藤蔓叢中古代廢墟的凄美。他們認為生死是天道之常，而殘毀的廢墟最能引起人們對這個天道之常的深情感慨。他們甚至僞造一些廢墟，在“斷壁殘垣”中徘徊、憑吊，吟頌哀傷的詩歌。克服英國的這種浪漫主義的文物建築保護觀念是比較容易的，而克服法國建築師們的文物建築保護觀念就足足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

法國建築師保護文物建築的基本觀念，主要是從感性的審美出發。為什麼要保護文物建築，他們的回答是：因為它們好看。體形好、輪廓好、比例好、層次好、品相好、細節也好，好就是好看，美。這個觀念影響到他們“保護”文物建築的方法：在修繕文物建築的時候，可以采取措施使它更完美，或者把它固有的美展示出來，使它的美更便于欣賞。在城市改建的時候，把文物建築當作“對景”、“藝術焦點”、“節點”，給它們布置“視線通廊”，把妨礙它們“亮出來”的“沒有價值”的普通房子統統拆掉。這種做法的例子是巴黎聖母院的環境處理。為了把城市搞得比曆史上的真實狀态“更美”，他們會在裡面增加或者減掉些什麼。建築師的這種對文物建築價值最膚淺的認識，對文物建築保護最片面的理解，卻非常難以克服，隻要人類還愛美，這種錯誤傾向便會存在，一再呈現出來。20世紀上半葉，英國建築理論家勒沙比（W.R.Lethaby）憤慨地說：“建築師腦袋裡有一種荒唐的認識，以為藝術隻不過是‘形’而沒有‘質’。”我們的古建築都被看作“風格”的外觀而已。建築師從教科書上學了些風格樣式，便自以為有本事做出13世紀或14世紀的建築外觀來了，他們甚至會改造那些真正古代建築的面貌來适應他們的風格。因此，到了20世紀中葉，西方人才真正痛切地認識到，一百年來，建築師們給文物建築造成了多大的傷害。

19世紀晚期，西方開始醞釀一種全新的文物建築保護理論，向建築師保護文物建築的觀念挑戰，動搖了一些建築師自以為當然懂得文物建築保護這樣的錯誤認識。

稍早一些，歐洲考古學勃興，成果轟動一時。埃及、小亞細亞、西亞和克裡特島這些外國地區的建築廢墟證實了歐洲早期的曆史。“建築是曆史信息可靠的攜帶者”、“建築是曆史的物證”，這種信念深入了人心。法國的浪漫主義作家雨果也說出了“建築是石頭的史書”這樣的話。

稍晚一些，歐洲又興起了社會學，學術界的興趣向平常的社會現象轉移，不再集中在古今帝王将相們的身上。在曆史學界，20世紀初年，産生了年鑒學派，把社會學引進了史學，于是，向曆史深處探索的面也拓寬了。就建築遺産來說，就不再局限于教堂、宮殿、府邸等等藝術質量最高的紀念性建築，對建築遺産的評價也超越了藝術這個過去幾乎唯一的指标，而漸漸趨向更多地注重“普通”古老建築的社會曆史意義。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把各個層次、各個方面的建築遺産主要看成了認識整個社會曆史的實物見證。評價文物建築的第一位指标是它的曆史的真實性，它所攜帶的曆史信息的數量和質量。所以，保護文物建築和城市，第一重要的是保護它們真實的原生态，不許為了“美化”它們而使它們失真。

認識上有了這樣的飛躍，文物建築保護就逐步走向獨立的學科。但建築學的傳統在這個領域内根深蒂固，因此，新生的文物建築保護學一直到20世紀後半葉才在歐洲徹底戰勝在這個領域裡錯位包辦了一百多年的建築學，從淺層次的感性唯美的認識提高到深層次的理性的認識。這時候，它已經充分完備了自己的理論體系、知識體系和方法論體系，也就是一個完整的學科體系。這之前，以感性審美為基礎的文物建築保護并沒有形成過完整的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它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它缺乏科學性。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一般建築師不再是“當然的”文物建築保護師，他必須“洗腦筋”并且學習一套新的專業知識才能勝任文物建築保護的工作。同樣有意義的是，新的文物建築保護理念大大擴大了文物建築的内涵，從高藝術、高身價的“貴族”建築擴大到了平常的建築，文物保護界最重要的國際組織ICOMOS于1964年通過的《威尼斯憲章》基本建立了文物建築保護的科學理念和方法論原則，1999年它通過了關于保護鄉土建築的《墨西哥宣言》，2003年，又正式倡議保護工業遺産。這樣向着文物建築保護的全面化和系統化的發展對人類文化遺産的保護有很重要的曆史意義。

可惜，我們中國，許多人至今還沒有全面理解20世紀下半葉國際上文物建築保護理念和方法的重大變化。政府裡沒有從上到下完整的專業化的文物建築保護的行政管理體系，學校裡沒有這方面的專業和課程，保護工作人員未經文物建築保護專業學習，文物建築管理職能到了縣一級大都歸毫不相幹反而可能有錯誤認識的旅遊、體育甚至衛生等部門來執行。有些地方的“一把手”弄不清也不想弄清文物建築的價值在哪裡，出于“政績”的需要，聲言凡不能供旅遊開發的一切都沒有保護的價值，而對旅遊的認識又很低，局限于“拉動内需”，提供經濟利益，不懂得“行萬裡路”和“讀萬卷書”一樣，也是提高國民文化素質的重要教育事業。然而這些人卻決定着文物建築的命運。

可以說，我們的大部分文物建築保護工作者的觀念和方法都還停留在歐洲19世紀的水平上。因為我們被認為“當然”是文物建築保護專家的中國建築師中的一些人所受的教育重視的往往是建築物的形式，既很片面又缺乏人文的深度，而且他們的職業主要的是做設計，因此他們中不少人不能理解文物建築首先是曆史文化的實物見證，原真性才是文物建築價值的命根子，使用和審美價值雖然也很重要，但不是根本性的。我們的建築師在文物保護工作中提出了“風貌保護”、“肌理保護”、“仿古保護”、“奪回故都風貌”這樣的僅僅着眼于感性審美的理論主張，甚至把西方在萬不得已情況下采用的隻保文物建築的外立面，而改掉内部的做法當作一種正規的“保護”方法。我們有些建築師的認識比典型的19世紀歐洲建築學大師對文物建築和文物建築保護的理解還更落後。也是因為對文物建築價值的片面理解，在讨論曆史文化古城保護的時候，一些建築師提出了“微循環發展”、“有機更新”這類單純着眼于發展和更新的主張來代替保護。有些“專家”非常輕率地判定某些有重要而豐富的曆史文化信息而貌似普通平常的建築“沒有價值”、“可以拆除”，甚至連北京的皇城裡都隻有不足百分之七的古建築值得保護。請設想一下，如果皇城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建築都“有機更新”或“微循環改造”了，隻剩下百分之六多一點的老房子，東一座，西一幢，找都難找到，那将是個什麼局面呢？

這種錯誤的文物建築價值觀，還導緻把所謂“布局完整”、“風格統一”的充斥了假古董的村子作為曆史文化名村保護起來，混淆了是非，産生了很壞的導向效果。同樣又是這種錯誤，導緻了把北京琉璃廠和南池子的面目俱非的改造當作古都保護的樣闆，和當權者一起誇獎它們為古都改造的“新思路”。甚至北京的平安大道，用一些粗制濫造的仿清式建築的零件碎片裝飾一下，也叫做“保護古都風貌”。建築師觀念的另一種表現則是片面的功利思想，尤其當涉及民間居住建築和公用建築的時候，隻關心使用價值，缺乏曆史感，會把保護文物建築和發展新城市人為地對立起來，而不是去化解它，連起碼的保護意識都沒有了。這時候他們便會成為急功近利的長官甚至唯利是圖的開發商的幫手。有些建築師由于職業習慣的限制，不能理解和接受關于文物建築保護的基本原則，如可識别性、可逆性、最低程度幹預等，他們喜歡“再現曆史盛況”和“打造典型古代村落”等等，甚至宣揚“仿古建築也是文物”的謬論，這時候，他們又會成為一些隻圖賺錢的旅遊業者和GDP挂帥的長官的同盟軍。

我們有些活躍在文物建築保護工作中的建築學專家，至今還把19世紀法國巴黎聖母院的維修和埃菲爾鐵塔的建造當作成功的樣闆，拿來支持他們陳舊的把文物建築“亮出來”的做法。他們忘記了這兩件工作都完成在現代文物建築保護科學成熟之前，正是在建築師統治着文物建築保護領域的時期，而思考這類問題，是不可以脫離它們當時的曆史條件的。

以現在成熟了的文物建築保護學的眼光來看，這兩件工作都是失敗的。

巴黎聖母院的維修者是巴黎美術學院建築學教授Violet-le-Duc，他是當時文物建築保護領域的舵把式。他把“美觀”、“完整”放在真實性之上，對聖母院的外表做了過多的“見新”修飾，以緻使它失去了許多歲月滄桑之感。在聖母院拉丁十字形的交點上方，他增建了一座本來沒有的尖塔，認為“應該如此”。這些做法的錯誤在西方文物建築保護學界已經是普通的認識。

更糟糕的是，為了“亮出”巴黎聖母院，“清除”了它周邊古老的市民住宅，認為它們沒有藝術價值，而且妨礙了充分展示巴黎聖母院的美。現在，聖母院矗立在廣場上、塞納河邊，人們可以從四面八方去欣賞它，這是我們某些建築學家最認為“成功”的。然而，從現在的文物建築保護理念來說，這卻是很大的錯誤。在歐洲的中世紀，教堂不但是神聖的，而且是親切的，它屹立在教區住宅群中間，像母雞護衛着雛雞。教區的孩子出生了，到教堂去接受洗禮，獲得名字；長大一點，參加教堂的唱詩班，在教堂主辦的學校裡讀書；結婚了，到教堂去辦喜事，事先還要把結婚申請貼在教堂門前張榜；他們每天随着教堂的鐘聲作息，禮拜天，準時到教堂去望彌撒，順便和教區的老鄰居叙談一會兒，交流感情；有了煩心或者虧心的事，到教堂裡去找神父傾訴，尋求解脫；生病了，到教堂去求醫問藥；臨終前，向神父忏悔，領受塗油禮；死後，埋在教堂旁邊的墓地裡，永遠聽着教堂的鐘聲安息在教堂的影子之下。教堂和教區居民的關系如此親密，教民終其一生，從靈魂到肉體，都受到教堂的庇護。這樣的教堂，怎麼可以把它周圍教民的房舍拆光，剝奪它的生命力，孤零零地，僅僅作為一個建築藝術品給人們欣賞？人們本來還可以從它獲得關于中世紀豐富的社會、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知識。

在教民們普通平常或許有點兒簡陋的住宅簇擁着的巴黎聖母院才能夠感動人心。在環境中，和原生态的環境發生密切不可分離的關系，是文物建築真實的存在，一種全面的社會曆史文化性的存在，不僅僅是一幢傑出的建築物孤獨的存在。在這樣的存在之中，文物建築才有生命，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有它的意義和價值。

是保留巴黎聖母院表面的風霜痕迹還是去掉它們，是讓巴黎聖母院依舊沒有中央尖塔還是給它添上？尤其重要的，是把巴黎聖母院孤立出來，還是保持它和教區建築、教民生活的親密關系，這是19世紀直到20世紀中葉建築師式的對文物建築保護的理解和當今專業化的對文物建築保護的理解的原則區别。2005年ICOMOS在西安開會并且通過了《西安宣言》，重申了文物建築和它原生态的環境不可分割的關系，這關系是保存文物建築真實性的最重要條件之一。可是，我們不久前剛剛落成的布達拉宮廣場，走的還是巴黎聖母院走過的老路。有些地方保護的曆史偉人故居，也是把左鄰右舍甚至整個村子全都拆得精光。其實，偉人幼小的時候，哪個沒有吃過東家的糖，喝過西家的湯，受過鄉鄰們的關愛？那種落後的故居保護做法會在我們的文物建築保護工作中造成永遠不能挽救的損失。

我們應該盡早盡快地發展文物建築保護的專業體系了，從學術到管理機構到人才培養的專業化。晚一天就會有一天的損失，我們已經損失不起了。

2005年

來源：《北窗雜記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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