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是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影響而建立的“道學”。 是一種既貫通宇宙自然（道教）和人生命運（佛教），又繼承孔孟正宗（根本），并能治理國家（目的）的新儒學，是宋明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漢儒治經重名物訓诂，宋儒則重闡釋義理、兼談性命，因有此稱。

理學是中國古代精緻、完備的理論體系，其影響至深至巨。理學的天理是道德神學，同時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 理學以儒家學說為中心，兼容佛道兩家的哲學理論，論證了綱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至元朝成為官方哲學。

重要理學家有北宋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灏，南宋楊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林希逸，元吳澄、許衡、劉因、 郝經、姚樞，廉希憲，張文謙，劉秉忠、趙汸、汪克寬、華幼武、吳海、戴良、李祁、張憲、梁寅、蘇天爵等，明湛若水、王陽明、朱得之等，廣義上包含三蘇、王安石、司馬光等。其哲學中心觀念是“理”，“理”是産生世界萬物的精神的東西。理學出現對後世産生深遠影響。

宋明理學，即為兩宋至明代的儒學，雖然是儒學，但同時借鑒了道家、玄學甚至是道教和佛學的思想。宋明時期儒學的發展是儒、釋、道三教長期争論和融合的果實，也是春秋戰國和漢代這一曆史時期所形成的儒學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思想體系的完善過程。它以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形态呈現出來，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倫理道德都産生了深遠影響。

北宋嘉祐治平年間（1056年—1067年），儒學發展形成了王安石荊公學派、司馬光溫公學派、蘇轼的蜀學等派。後來談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的濂學、張載的關學、二程（程颢、程頤）兄弟的洛學。後來洛學由朱熹發揚光大，在福建創出閩學，成為居正統之位的程朱理學。濂、洛、關、閩四學派，人稱理學四派。理學實際創始人為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兄弟（程颢，程頤），至南宋張栻、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将上的地位。其為學主張“即物而窮理”。與朱熹對立的為陸九淵的主觀唯心主義，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題。

明代，王守仁進一步發展陸九淵的學說，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斷言心之“靈明”為宇宙萬物的根源。為學主“明體心”、“緻良知”。此外，北宋張載提出的氣一元論，與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明末的王夫之、顔元等，對程朱、陸王皆持反對态度。至戴震著《孟子字義疏征》，得出“理存于欲”，指出“後儒以理殺人”，則更給予了理學以有力的批判。

宋明理學，理學一名始稱于南宋，朱子曾說“理學最難”，陸九淵也說“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明代，理學成為專指宋以來形成的學術體系的概念。亦稱“道學”。

理學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理學就是指宋明以來形成的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包括：（1）在宋代占統治地位的以洛學為主幹的道學，至南宋朱熹達頂峰的以“理”為最高範疇的思想體系，後來習慣用“理學”指稱其思想體系。（2）在宋代産生而在明代中後期占主導地位的以“心”為最高範疇的思想體系，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狹義理學則專指程朱理學。

宋明理學作為一種新的思想體系，無疑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從總體上看，它至少有以下兩個主要的特點。　　（一）思辨化的儒學　　與先秦、漢唐儒學不同，宋明理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的思辨性。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因其所具有的三世因果的彼岸性深深吸引了儒學的知識分子，也刺激了佛教與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發展。但相對而言，儒家的應變總體上是滞後的。在唐一代，儒家學者中的有識之士如韓愈、李翺等，就已經意識到儒學面臨着佛道二教尤其是外來佛教在文化上的嚴重挑戰。但他們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 比較簡單化，韓愈主張“人其人，火其書”，用政府行政幹預的方法來禁止佛教的傳播和發展，李翺思考得相對深入一些，主張援道入儒、以儒包佛，來解決佛教文化的沖擊。　　宋代的理學家們認識到，儒學之所以會受到來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戰，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學本身在形而上的層面上存在着嚴重的不足。原始儒家大部分典籍失傳，直到近代才出土大量竹簡，所以如何從哲學本體論上論證儒家思想的正當性與必然性成為儒學的一個重要課題。

先秦孟子從“四 端”說出發，對儒家的性善論作了論證，荀子則從性僞說出發對性惡論作了論證，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講究陰陽災異的世界觀上，對儒學作了谶緯神學式的論證。在宋明儒學家看來，以往的這些論證要麼是“不備”（不夠充分，如孟子），要麼是“不明”（混亂不清或者錯誤，如荀子與揚雄），而董氏的陰陽災異和神學 化的論證則更顯得粗淺，實際上已誤入歧途。　　理學家們為了建立儒家的形上學，他們一方面借鑒道家、玄學甚至是道教和佛學在哲學本體論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傳統儒學尋找能夠用來構築哲學形上學的因素，例如被列于 “六經之首”而最具形上學性質的《周易》的道器觀，孔子的“仁”學，《孟子》與《中庸》對于“性”與“天”的問題的探讨。理學家們吸收利用這些外來的和傳統的文明成果，創造性地提出了許多富有特色的儒學形上學本體論概念，并給予系統的哲學論證，如周敦頤、邵雍的“太極”、張載的“太虛”、二程和朱熹的“天 理”、王安石和二蘇的“道”、陸九淵和王守仁的…‘心”，等等。傳統儒學經由理學家們的改造，道德信條式的理論體系終于變成以哲學形上學作基礎的哲學理論體系。就此而言，它體現着宋明理學家們融合創造的哲學智慧。

（二）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儒學　　從儒學自身發展來看，理學作為一種哲學思潮或者儒學複興運動，它所強調的義理之學，是對于漢唐儒學的一種反動，表現出一種想要擯棄漢唐訓诂之學而直接面向經典、回複聖人之道的氣勢，頗有一點“文藝複興”的味道。理學家們标榜自己的學說為“實學”、“實說”，批評佛老的學說以及漢唐的章句之學和講求詩詞歌賦的詞章之學為“虛學”、“虛說”。虛實之别，就在于是否講求儒家的義理。理學所強調的義理，實質上也就是儒學的倫理道德學說，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綱常人倫以及内含于其中的“所以然”與“所當然”的道理。　　理學家所強調的義理，就其内容而言，與漢代董氏的儒學相比，其重點不在政治哲學上，而在倫理道德上；與先秦的元典儒學相比，其對倫理道德的闡述，更側重于哲學的表達。宋明理學家在儒學的倫理道德學說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邏輯層次的哲學範疇和理論結構。無論是各種各樣的理學本體論、作為道德基礎的人性 論、“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養論、“格物”或“格心”的認識論、成賢成聖的境界論、由修齊而治平的功能論，均是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内容。　　綜觀宋明理學，心學一派對于倫理道德以外的事物并無興趣，理學一派由于“格物窮理”的理論指導，對于萬物之理的認識仿佛也有超出倫理道德狹隘範圍的趨勢，然而其理論目的仍然指歸于對儒家倫理的必然性、普遍性和絕對性的把握。所以，無論是理學的宇宙論、本體論或知識論，都不能簡單地與西方哲學相比附，其思維的對象不是自然與萬物，而是倫理與道德，其理論的旨趣不在于人類理智對于自然對象以及人類理智自身的把握，而是人類對于社會倫理價值與規範的正當性的認識和對于主體道德的個體自覺。

顧炎武曾痛責明末以來的清談理學“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老莊，今之清談孔孟”。 顔元稱：以為“秦火之後，漢儒掇拾遺文，遂誤為訓诂之學。晉人又誣為清談，漢唐又流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仆嘗有言，訓诂、清談、禅宗、鄉願，有一皆足以惑世誣民，而宋人兼之，烏得不晦聖道誤蒼生至此也！仆竊謂其禍甚于楊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為太息流涕，甚則痛哭！”又指責“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态，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也”。其門生王源對理學虛僞性的無情揭露更為露骨，他說“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也”。 餘英時說：“理學家雖然以政治主體的‘共治者’自待，但畢竟仍舊接受了‘君以制命為職’的大原則。”

消極：理學被曲解之後以三綱五常維持專制統治，壓制扼殺人的自然欲望和創造性。适應了統治階級壓制人民的需要。

積極：有利于塑造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征：重視主觀意志，注重氣節道德，自我調節，發憤圖強，強調人的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凸現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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