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雲妍、陳志武、林展

雍正初年的抄家以撫遠大将軍、川陝總督年羹堯被抄影響最大，在雍正帝親口“承認”的幾起抄家中，年羹堯案居于首位。

年羹堯是在康熙六十年（1721）被提拔為川陝總督，而此前任四川巡撫時尚不滿三十歲，可謂年少得志。有清史學家認為，年羹堯坐鎮川陝，冥冥中已為雍正嗣位布就了形勢；因當時對雍正帝位最有威脅的皇十四子胤禵（據說是康熙晚年所中意的皇位繼承人選）在青海任征西統帥，年羹堯總督川陝，正達到鉗制彈壓之效。後來康熙駕崩，雍正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堯，皇位繼承遂得穩固。

關于雍正繼位與年羹堯到底有多大關系，學界至今無統一結論。然而雍正初年大力表彰和眷寵年羹堯之事确實存在。雍正元年（1723）三月，上谕“封太保川陝總督兵部尚書年羹堯為三等公”；繼之十月，“诏拜太保三等公總督川陝兵部尚書年羹堯為撫遠大将軍，進爵二等公，以剿羅蔔藏丹金”；同年十二月，又封其妹年氏為貴妃，位次于皇後而在其他嫔妃之前。雍正帝且親與年羹堯言，“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另一批折中向年羹堯叙一趣事，臨末稱“閑寫來令你一笑”。類此相昵之語頗多，年羹堯之承受殊寵其實已越常情。清代官方史錄中多載年羹堯各種驕橫狂妄、違制僭越，這其實豈是他本人一手造成？雍正的故意縱容、養其驕性不可忽視。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對年羹堯之态度驟變。先是四月，上谕責年羹堯諸多輕慢怠玩事，着調補浙江杭州将軍，後有署山西巡撫刑部左侍郎伊都立劾年羹堯侵蝕茶鹽之利，年羹堯之敗已啟端緒。五月，鑲白旗漢軍都統範時捷劾年羹堯奸欺罔貪婪五款，繼之直隸巡道宋師曾等一批年黨被逮捕，年之失勢已成定局。

七月，勅令各省嚴查年羹堯藏匿資财。随後，陝西巡撫圖理琛奏報查獲年羹堯由西安運往京城及保定府、冀州等地并未及起送、交付西安屬官之皮箱、包袱、匣子等物；兩江總督查弼納奏報，有江安糧道馬世興舉報“雍正二年九月，候知縣員缺之陝西莊浪縣殿試朱尚文随年羹堯所購買四川地方杉松、柏等木大小二筏輸運至江南，以交付木商于國典變賣，除費用外，現有市井稱銀八千二百兩”；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報，保定府有年羹堯房屋一所，查出“鎖子甲二十八身，密針箭頭四千根，各長七寸，盔四個，并銀兩金銀器皿紗緞綢匹玉器瓷器銅器字畫什物等項”，又在定州有房屋一所，稱“今檢其物件除見銀五萬一千四百兩外，其餘紗緞古董等物約值銀十萬餘兩”。

九月，刑部等衙門議複審理年羹堯誣罰茶商、私占鹽窩案；而在浙江杭州，年羹堯也被皇帝所派欽差散佚大臣都統拉錫逮捕并押赴京城。

十月，京城出現一則怪事，一隻野虎入年羹堯在京住宅。“虎由西便門進正陽門西江米巷，入年羹堯舊宅，咬傷數人，九門提督率侍衛槍斃之”；相傳年羹堯生時有白虎之兆，雍正帝借題發揮，降谕：“朕将年羹堯解京，本欲仍加寬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當誅。”

十二月，刑部宣布了年羹堯大逆、欺罔、僭越、狂悖、貪黩、侵蝕、忌刻、殘忍罪八款，共計九十二條。雍正以“念年羮堯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極刑”為詞賜令自盡，所有家資“俱抄沒入官”，族中有現任候補文武官者“俱着革職”，年之嫡親子孫未來長至十五歲者“皆陸續照例發遣，永不許赦回，亦不許為官”，有匿養年子孫者“以黨附叛逆例治罪”。

在刑部十二月宣布年羹堯罪狀的同時，杭州官員奏來年羹堯在杭州任所的家産處理情形。

這份奏折概括出年羹堯杭州任所的資财：（一）金子2748.3兩，金器簪子等物462.3兩，銀47924.2兩，銀器簪子等物2250兩，又銀550兩、銀壺1把、匙子9個（從井中挖出）；（二）房子，變價銀1100 兩；（三）“細毛裘衣、古物、字畫等”貴重物（已運往京城），其餘财物折銀8923.4兩；（四）家人304口，變價3285兩，騾馬39頭、牛6頭，變價683.2兩。

《官紳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資産結構研究》，雲妍、陳志武、林展著，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11月

關于第一個問題，主要是資料不全的緣故。《清實錄》載雍正皇帝處置年羹堯的谕旨中，曾提到一句“其現銀百十萬兩，着發往西安，交與嶽鐘琪、圖理琛，以補年羹堯川陝各項侵欺案件”，說明曾抄出過年羹堯一筆110萬兩的現銀，隻是這一情節在目前的資料中都未涉及。

另一方面，《清實錄》所載實際上隻反映各種“進項”，而年羹堯“出項”亦多。比如，杭州方面曾報，年羹堯自革去将軍職後，給将軍衙門之筆帖式四名、親軍校六名每人一樓房；對跟随其來杭州之轎夫十餘人，每人給盤費銀百兩，此外又多給五十兩，遣回各自原籍；再如，江蘇也曾報，康熙五十九年有江都縣民人向年羹堯領銀三千兩，後來年羹堯差家人讨人二十口即作銷算。凡此行為，可知年羹堯平日氣派甚大，被革職後又廣散錢财，故被抄時的資産存量，未必如《清實錄》所列數目巨大。

關于第二個問題，仍是由于文獻的佚失。清代官方自始有消除記錄甚至篡改史實的行徑，故今日很多人物、很多事件的直接資料甚少，年羹堯屬其中之一。不過，據後來乾隆九年（1744）的一份奏折顯示，年羹堯當年确有地畝。這份奏折裡提及年羹堯城外有地“四百畝零二分”，由此可補年家産資料中地畝之缺。當然，這未必是年羹堯土地資産的全部，甚至未必是田産（資料中未提及任何田租，也很可能是房屋基地和周邊附地），但總算聊勝于無。如以每畝1.5兩估計，則約值銀600.3兩。

這份奏折還可補年羹堯現有家産資料中房産記錄之不足。年羹堯的房産，之前資料已提及三處，一是直隸保定，一是直隸定州，一是浙江杭州（變價1100兩）。除此之外京城房産如何以及其他地方是否還另有房産等未見記錄。

《永憲錄》載虎入年“舊宅”之事，可知年羹堯在京城至少有宅一處，那麼年羹堯在京城是否還有其他住宅？雍正元年（1723）李煦的抄家檔案中，曾有一句話提及李煦被抄房産中其住宅二百三十六間被“賞給公年羹堯”——這處住宅位于草廠胡同，而虎入之年宅是在“西江米巷”，可知兩宅并非一處。

由此，年羹堯在京城裡應有兩處宅邸。而此份奏折中提到“城外”并大興、宛平縣，顯然又是另外的房産了，這另外的房産在入官接管之時有“瓦土房并灰棚共一千四百三十四間、一十五半間”，唯價值無載。“瓦土房并灰棚”系不同類型房屋之合稱，如果粗以每間10兩估計，則總價值約為14415兩。

關于放貸與典當二項，目前年羹堯家産資料中的确不見任何記錄，《清實錄》羅列年之罪款中也不曾涉及，也許是金額不大、不值一錄，甚或不存在。但年羹堯在商業經營方面有多筆記錄。前文已提到一筆販運四川木植之銀（8200兩），這些其實僅是年羹堯全部商業财産之冰山一角。據雍正四年（1726）的一份奏折，年羹堯在陝西行鹽，有路澤等十七處“現存銀兩并房屋等項，共銀二萬四千七百餘兩，……其存積鹽斤應變銀一十五萬七千餘兩”， 鹹甯等七處“應變鹽價銀四萬六百餘兩”，總計約222300兩。凡此，似乎顯示出年羹堯對行鹽事業非常看重。

對于第三個問題，由于目前尚未發現任何直接的年羹堯家産清單，對其财物的價值隻能粗做推測。已能确知價值的部分有二：一是前文已提到的年羹堯杭州任所留在當地變價處理的财物（折銀8923.4兩）；另一是前文資料中未出現的、根據雍正元年李煦家産檔案推斷的京城部分财物。李煦被抄後，年羹堯除被雍正賞賜其京城住宅，還以折價購買的方式繼承了宅内貴重财物，這批财物因今日保留的“總管内務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産清單”而可知約值1631兩。但很顯然，這兩部分實在隻是年羹堯财物之邊餘。

目前無法确知價值數目的，主要有以下四部分。

其一是杭州任所送交京城的裘皮、古物、字畫等物。如前述，這部分物品因無明細，價值很難确定。但雍正六年（1728）發覺的一起貪污案提供了一條線索：事緣雍正三年年羹堯杭州任所被抄，雍正帝下旨“年羹堯家中之古董、裘皮、羽緞等物交佟吉圖，派可信妥善之人送來京城”，而奉旨接收這批财物的佟吉圖卻乘此之便私自竊取了年羹堯的一些古玩物件；這個案子提到了當初送交京城财物的數量——“宜送京城之物品及古物五百六十三件，舊衾一床及枕裝入匣内”。在目前沒有更理想的估價參考依據的條件下，如果以李煦的财物價值為标準做參考的話（年羹堯繼承李煦之财物均折每件約10兩），那麼價值推測至少在5630兩。當然，這批送交京城之物多系古董等物，價值應更高；如果以每件20兩估計，則約11260兩。

其二是年羹堯被抄之前由其子年福運送京城的财物。雍正三年九月年羹堯在杭州被捕，官員曾審問其管事家人關于家中資财的情節，據家人張定交代，大部分财物已送京城：

去年我主子四子年福赴京時，将我主子一應家産都帶走了。我主子年羹堯說：我病了，自将軍任上告退赴京。等語。故所有什物俱送京城矣。我主子自西安來時，僅帶金子二千八百兩、銀子五萬餘兩。來此路上盤費，及在此買房租住耗去數千餘兩。

此處所供金銀能和前文之金銀數目對應上（《署理杭州将軍事務鄂彌達等奏報年羹堯家産變價折》），同時可知在雍正二年，年羹堯之子年福曾将一大批财物帶往京城，當時年羹堯尚在西安川陝總督任上。可惜關于這批物品及其價值，目前所見資料中沒有任何線索。

其三是年羹堯在直隸保定和定州房屋内的财物。前文已提出，雖然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報這些“紗緞古董等物約值銀十萬餘兩”，但十萬兩這個數目很難憑信。李維鈞同一奏折中另有一句提及，“保定郡城年羹堯房屋系去夏所置，其資财系今年二月四月内從西安運來者”，據此可知屋内财物是年羹堯由川陝總督調任杭州将軍之際從西安運來，而非年家原有舊物，價值應該不菲。如果結合年羹堯之子帶往京城财物一節及新置保定府房屋，可以推想出，實際上至遲在雍正二年年末，年羹堯已開始預為安頓家産，内容主要是将在西北多年積累的家财從西安運回京城和直隸方向。

其四是所有散落于各地方的已運、未運、寄存、在途物品。雍正三年（1725）陝西巡撫圖理琛的奏折還顯示出，尚有由西安運往其他目的地的資産：

據訪問得，将現查獲年羹堯财物、家口，相繼發送京城以及保定府、冀州、江南揚州、四川成都等地時，從西安雇乘騎、馱載驢、馱轎驢一千八百餘條。又送保定府、京城、湖廣襄陽等地時，從西安雇大車一百餘輛。又未及起送、交付西安府知府趙世朗庋藏皮箱一百餘個、匣子一百餘個、包袱等物六十餘件，交付提塘王衛庋藏氈、毯、包袱、銅錫器皿、皮箱、團賬房、涼棚子、布賬房等物共一百八十餘項。又白蠟兩千餘斤，交付武生員張希凡藏團賬房、涼棚子、布賬房等物共七十項。等情。

以上四部分财物，細節缺乏，頭緒複雜，因此價值難定。

那麼是否可以參考同時期被查抄的其他當時有估價記錄的官員家産案例，來推測出各部分大緻的數目？雍正時期被查抄官員中有财物原估記錄的案例目前共發現3例，最有參考價值的是雍正二年湖南布政使宋緻原籍家産——“其書畫玩器等物除平常各樣動用器皿并各府州縣志書外，原估價銀五千五百五兩二錢八分”。

宋緻的财物與年羹堯存放在直隸保定、定州資财的情形可比，因為在内容上，宋緻同樣有“書畫玩器”，在年代上二者也接近；更重要的是，這是經過确估的數字，可信度高。當然可以講，年羹堯與宋緻在地位權勢和财富聚積能力上不是一個級别，但至少可以認為年羹堯存貯在保定、定州的财物價值不會低于這一數目。假設年羹堯散落、在途财物價值亦與之基本等量，則亦估5505兩。

所有以上能确定價值和推測其價值的部分，加總起來約三萬多兩。目前僅剩年羹堯之子年福帶往京城的一大批财物無法估計了，由于年羹堯家人供詞中講，帶往京城的家産才是其主人财物的主體，那麼年羹堯财物的總體價值應該遠超過這三萬多兩。因此聯想到直隸總督李維鈞稱直隸所藏年之“紗緞古董等物約值銀十萬餘兩”，雖然難以憑信，但這一數目如果作為年羹堯的全部财物價值或許可取。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年羹堯的家産大略為：其家産總值估計約1595000餘兩，其中，金銀數目所占比重最多，價值達122萬餘兩（約占77%）；其次是鹽業等商業資産，有23萬餘兩（14%）；财物次之，粗估10萬兩（6%）；房地又次，約3萬餘兩（1.8%）。

年羹堯的家産至此可能仍未窮盡，但新的發現隻能有待新的史料的出土了。

探讨年羹堯的财富積累過程是另一個有趣的話題，因為年羹堯既非滿洲貴族出身（本人曾言“我不懂清語”），又無證據表明其有商人的身份背景（僅知其在得重用之前系出雍王府邸），但是他如何能在短短幾年之内積累起如此規模龐大的家産？

從現有資料來看，年羹堯的積累之途有五。

一是皇帝賞賜。例如雍正元年（1723）身任撫遠大将軍，遣兵敗羅蔔藏丹金之衆于北川之新城，消息傳來，賜年羹堯“貂一千二百張，内緞百端，庫緞千匹，分獎有績官将”。7再如蘇州織造李煦家産被抄後，将其京城住宅賞賜予年羹堯。

二是戰事中劫掠。年羹堯在西北用兵之時，“陝西喇嘛寺内僧四五千人，不分奸良，誅無孑遺，獲其辎重數十萬金”。

三是接受饋送。如《永憲錄》載鴻胪寺少卿葛繼孔賄賂請托，獻宋元圖書字畫、瓶杯等古董于年羹堯；再如《清實錄》中所載收受趙之垣、宋師曾等金珠銀兩。

四是侵用公項。刑部宣布年羹堯九十二大罪時，其“侵蝕之罪”十五項，包括冒銷軍需、加派銀兩、冒銷運米腳價銀、隐匿關稅入己、侵用各種工程銀。

五是投資商業。在川陝任上時，革退原有行鹽商人，以其子年富、年斌僞編名色，私占多處鹽窩行鹽，“前後得利銀十七萬二千二百兩”；又如四川産木，差遣四川莊浪典史朱尚文将各種木植運至湖廣、江南、浙江發賣，獲利數十萬；還如販茶，“令馬起龍賣茶，得銀九萬九千兩”。

年羹堯财富之積累，無論是來自賞賜、戰事劫掠，還是納賄侵貪，抑或自己運營，究其始源，皆出自其特殊地位，更進一步，是拜皇帝所賜，然而生殺予奪，其實亦皆在皇權。年羹堯在史籍文獻和後世學者眼中的性格形象，乃屬“粗才淺躁”（孟森語）之輩，但以其家産積累情形觀之，看來并不那麼簡單。一位當時深得皇帝寵信、無須為前途擔憂的重臣，在私蓄财産方面卻不遺餘力，其原因亦是耐人尋味。

據《永憲錄》載，年羹堯被抄後，雍正皇帝以年羹堯“在京房屋一所，奴婢二百二十五口并金銀绫绮首飾衣服器皿什物”，賜予吏部尚書蔡珽，蔡珽辭謝，僅受房屋。不知這所房屋是否正是年羹堯從李煦那裡得來的産業，但是僅僅一年之後，蔡珽亦獲罪被抄，家産沒收。雍正皇帝曾自言所抄沒之家資乃“以備公事賞赉之用”，這話用在年羹堯、蔡珽身上倒也不假，但是從李煦到年羹堯，再到蔡珽家産被抄，所謂“賞赉”無非是将抄家所獲在外“流轉”一番，最終仍要收回，甚至加倍返還的。真可謂《紅樓夢》中“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上文經授權節選自《官紳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資産結構研究》，有删節。

撰文丨雲妍、陳志武、林展

摘編丨李永博

編輯 | 徐悅東

導語校對丨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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