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14年又57天》

孫海洋 口述，孫悅 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2021年這個春節，對于孫海洋一家來說，才算是真正的新年。2007年至2021年，14年又57天的尋找，30多個城市的奔波，5172個日夜的守望，孫海洋終于找到了兒子并帶他回家，一家人整整齊齊，圓圓滿滿，這是真正的小團圓。

孫海洋的半輩子都在奔跑：15歲開始，他陸續在武漢、三峽、永順和深圳為了生計東奔西跑；33歲，兒子失蹤後，他背着一個裝滿資料的舊書包繼續奔跑；47歲，他終于在警察的幫助下找到了孩子，但是他依然在奔跑……

在“結局”之外，希望此書讓更多的人關注到仍舊在路上前行的尋找者，關注到國家和社會層面在司法變革之上所不斷做出的努力。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都與我們相關，這個世界也值得我們鼓起勇氣堅持對希望的追尋。

>>内文選讀

寫作對我來說是一件很神聖的事，無論是在以寫作為夢想的學生時代，還是在今天。

寫這本書的初始，我對自己充滿了懷疑。我怕自己沒有能力講好這個故事，怕自己會消減它本身的意義，或者挖掘不出它應有的内在力量。我怕我“浪費”了它，又怕我“利用”了它。因為在寫第一個字之前，我就知道它會有數量可觀的讀者，這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我但願自己的工作能給它帶來足夠的價值，無論是社會價值還是文學意義上的價值。但是對于這個厚重的故事來說，我缺乏社會經驗，缺乏寫作訓練，缺乏法律知識，缺乏成熟的道德思考，缺乏針砭時弊所需的社會洞察力。這讓我很痛苦，也成為了我快速進步的動力。我要額外感謝我的編輯老師程利盼，她向我提出了不少有效的、敏銳的意見，且幾度不吝于肯定和鼓勵我。很快我意識到，我有能力講述這個故事，更重要的是，我有責任講述它。

我不是故事的局外人，我是這個悲喜劇世界内部一粒隐隐作痛的沙。

除了母親，幾乎沒有人比我更熟悉我筆下的主人公孫海洋。我24歲，父親尋找弟弟的旅途傾軋過我大半的生命曆程，是我成長的紋路。這個故事脫胎于他，是他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是他的雙手所造、腳步所及譜寫出了這個故事。他用樸實有力的語言将故事講給我聽，不僅僅在成書之前，也在這漫長的14年又57天當中。我必須承認我并沒有努力将個人感情隔絕在寫作之外，我甚至幾度在寫作過程中忽然停下來大哭不止。這也導緻我沒能将故事講得足夠克制，但我想這種感情并非多餘。既然我無法從中抽身，就盡全力發出真誠的聲音。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找到弟弟孫卓之前，寫下這本書就曾是我的一個小小的夢想。

2020年9月15日，我曾在日記裡寫下過這樣一段話：“打造一個全無希望的心境，相信自己什麼都做不到，這就是我面對一切之前首先去做的事。我和他完全相反。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候我突然很驚訝，意識到他的脊梁骨也是脆弱的鈣質而非某種生猛不可欺的金屬。我無法想象有一天那種力量不再像既枯又榮的野草一樣野蠻生長，脊骨也在27小時的站立中折斷了，我害怕他身邊沒人能接下他的擔子哪怕一天。每一次他跟我講故事，我從頭沉默到尾，但每個細節我都記得。照理說我應該把它們全部寫下來，畢竟那也與我有關。可是在那之前我認為自己是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了，好像也沒有意義。”

那是孫卓被拐的第13個年頭，可見我感到一切何其灰暗，但他從未灰暗，他一直有照亮前路的火把。我萬不能想到，就在次年，一切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我的世界乍然放亮。孫卓能夠回家，除了父親的尋子精神，更離不開警方14年來的不懈努力，也要感謝媒體、社會各界打拐人士及無數熱心人的關心和幫助。

在寫作過程中，有兩種關系是我想要深入探索和傳達的。一是真實與虛構的關系，二是人與社會關系。對于第一點，我深知自己必然有立場之局限，但求在寫作過程中盡我所能還原既有的事實。我希望能夠像書寫曆史一樣客觀地記錄真實、剖析真實、刺破真實。但這個故事也必須具有文學性，具有細節、想象和象征，這些東西才能帶來可讀性。我認為可讀性并不會減損嚴肅的意義，反而有能力呈現深藏于真實内部的力量。對于父親，我也不願刻意塑造他，我更願意“還原”他。多年來，許多熱心人稱他為“打拐英雄”，其實“英雄”這個名号對普通人來說是值得警惕的。我在寫作的過程中想到，他所發出的聲音不應該是英雄的哀鳴，而是“人”的哀鳴。人走過大地，留下深深淺淺的渺小腳印，這比英雄的呼号更動人。也隻有看到具體的人，我們才能直面具體的困境。

至于第二點，我想我努力的痕迹是很明顯的。我想講述的并不是關乎一個孩子、一個家庭、一個案件的故事，而是關乎千千萬萬尋親者，關乎社會甚至時代的故事。通過一粒灰塵漫長漂流和得以落地的曆史，我們能夠窺見“60萬粒灰塵”的曆史。個體的命運是時代的形象，每一筆無論如何微不足道、無人知曉，都應該擲地有聲。所以我試圖以父親為中心，像樹木的根須尋找水源一樣努力去觸碰更多故事，也試圖将故事的鏡頭拉遠，讓父親偶爾成為畫面上一個小點，把餘下的景觀留給更宏觀的哀痛。

上世紀90年代，農民進城務工成為熱潮，人口流動性劇增，全國各地爆發大量拐賣婦女兒童案。從内部看，重男輕女、養兒防老、傳宗接代、多子多福等落後思想觀念是釀成悲劇的内因，而從外部看，法律存在漏洞，基層執法不嚴，戶籍管理混亂，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幸運的是，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在進步之中，比如2009年之後立案制度的明确變革。到今天，公衆對拐賣兒童問題的廣泛關注和深度共情也讓我們有理由相信，落後的觀念正在漸漸淡出我們的視線。試想，如果有一天，比起村裡某戶人家沒有兒子，人們更樂于議論和痛斥“買孩子”的行為，這對抑制拐賣兒童犯罪會有何等奇效？

然而，将社會進步的希望寄托于道德自律無疑是一種倒退。在中國建設法治社會的進程中，相關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才更值得我們翹首以盼。

回過頭來，猶記得在寫作的初始，我打下的第一行字不是故事的開頭，也不是大綱，而是對自己的一句總的提示：絕望之下，希望尚存。故事本身我了然于心，但我希望它被講述的基調如此。時間不停流動，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萬事萬物永遠在動态變化之中，因而人類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刻能夠擁有徹底的、完全的絕望，永遠存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機會。有人說活着本身是一種對絕望的抵抗、對命運的抵抗，我看死亡本身也同樣是抵抗。自古也不乏以死抵抗者，尤其在中國人的文化裡，我們早有哪吒剔骨還父、割肉還母的抵抗，有項羽自刎、屈原投河的抵抗。楊素慧逝世後，連她的墓碑都在無聲抵抗。當我們走出命運的囚室，會發現一個黑暗的夜背後始終有黎明在等待。它會從一線天光中掙紮出來，越來越明亮、越來越明亮，讓我們雙目刺痛，滿含淚水。寫到這裡，我内心激蕩。我相信命運絕不是在壓垮人的時候才成為命運，而往往是在人奮起抵抗的時候，它才成為命運。（孫悅，摘自本書“後記”）

孫海洋接受電視采訪時的畫面

第二次生離（節選）

12月7日一早，我們乘高鐵去往嶽陽，嶽陽站是距離監利縣最近的高鐵站。

彭高峰也與我們同行。在路上，我看到孫卓認親前接受采訪時表示：親生父母和養父母沒有誰輕誰重，對親生父母有點慚愧，因為将來會回到養父母身邊生活。這番話引起了網友的熱烈讨論，記者追着問，我便回應說：“我們會尊重孩子的決定。”

回鄉途中，彭高峰一直在跟孫卓講我尋找他的故事。孫卓沉默着，頭也越埋越低。我知道高峰是希望孫卓能夠改變主意，但是任誰也沒辦法一下子想清楚。在我們的視角，我們是受害者。

可是對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說，這些變故太沉重了。

就像他說的，他在山東生活了14年，可是他也以為自己隻有16歲。那裡有他的全部記憶，是他所認識的整個世界。

我說：“不要說了，不要說了，已經很好了。快點回去讓爺爺、奶奶看看就好了。”

這太沉重了，我不想看到他彎着背、垂着眼，很為難和愧疚的樣子。孩子什麼都沒有做錯，又何必讓他來承擔這些壓力？這顆苦果，怎麼也輪不到他來咀嚼。

我真的是這樣想的。

在路上，大哥和村書記都打來電話，急着問我：“怎麼迎接你們啊？弄一些什麼橫幅？鞭炮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我說：“不用迎接，低調就好了。我就是想給爺爺、奶奶看一下他。”

結果出了嶽陽火車站，門口已經停了好多輛監利的車，有親朋好友的車、宣傳部的車，還有警車，都是來接我們的。到了監利縣，大福路兩側擺放着足有幾千米長的鞭炮，路上甚至有四條舞龍的隊伍在艱難穿行。一路人山人海，擠滿了鄉鄰和記者，熱鬧極了。我們走在裡面就像逆水行舟，難以動彈。這個小縣城已經好多年沒有出現過這麼大的場面了。

我把孫卓護在身後，好不容易擠進了家門前的小路，隻見兩個老人遠遠地站在門口，正掩面哭泣。母親極清瘦，父親駝着背，不知道已經站在那裡伸長脖子望了多久。

我帶孫卓走到老人面前，說：“這是爺爺奶奶。”

孫卓本就比我高一些，又比他們高出好多。他還沒來得及說什麼，就被母親大哭着抱在懷裡。父親則是默默流淚。

鞭炮聲登時震耳欲聾，混雜着人群的喧嘩、舞龍隊伍的敲鑼打鼓聲和母親不加壓抑的哭聲。這些聲音讓我恍然想起《親愛的》電影宣傳期間，我在深圳大學的演播室裡拿着話筒說：親愛的孫卓，我一定會找到你。當時的掌聲也是這樣震耳欲聾、經久不息。

次日早晨，我們帶孫卓帶到街上吃早餐，吃的是監利當地特色的面條。我拒絕了所有人的同行邀請，不想再有人在孩子耳邊念叨我是怎麼找他的。

我帶他在監利轉了一圈，又帶他去看那幢已經被賣掉了的房子。那是我1999年在湖南永順縣做包子賺了一筆錢後，在街上蓋的四層樓房，窗明幾淨。

我告訴他：“你小時候在這裡住過。你那個時候很喜歡看《葫蘆娃》，看到葫蘆娃的爺爺被蛇精抓走那一集，還傷心得流淚。”

房子周圍的許多鄰居發現了我們，紛紛跑出來，七嘴八舌地跟孫卓說話。

“你和小時候長得一模一樣！”

“你小時候我還抱過你，你那個時候好結實。”

“你還來我家吃飯了的，每次我都給你喝旺仔牛奶，記不記得？”

孫卓并不記得，隻是默默聽着。我隻希望他能看到自己曾經生活的痕迹，感覺到他曾經真實地屬于這個地方。

或許是這裡的氣氛太過熱情，孫卓有些沉不住氣了，問我：

“爸爸，我們什麼時候走？”

我說：“吃完午飯就走。”

他喊我們“爸爸”“媽媽”。這讓我心裡發酸。14年前，有兩個陌生人讓他喊爸爸、媽媽，他喊了。14年後，又有兩個陌生人是他的爸爸、媽媽，他又喊了。

他的人生無疑是被割裂的。他消化了上一次，趁着年紀小，把那些事兒全都忘光了，可他又該怎麼消化這一次？

……

從湖北監利縣到山東陽谷縣約860千米。這是我時隔14年，第一次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學的距離。

平日在家，我是個寡言少語的人，但這一路，我一直在跟他聊天。他暈車，迷迷糊糊地聽着，很少應答。見他一點兒活力也沒有，身體素質似乎也不好，我難受極了。

途中，他接了一個電話，是他的一位小學老師打來的。他乖巧地應着，挂了電話後告訴我們，這位老師一直對他很好。老師建議他回到深圳。

我清楚當時外界已經鬧得沸沸揚揚。我決定親自開車送孫卓回山東，這一反常舉動引起了輿論嘩然。很多人都是看着我一路走來的，都不願意接受這樣的結果。公衆出離憤怒，要麼責罵人販子，要麼責罵買家，甚至還有不少人責怪孩子不懂事。

可對于第二次“生離”，我的心異常平靜。在這場悲劇的送行中，我沒錯，公衆沒有錯，孫卓也沒有錯，錯的隻有釀成這一切的犯罪分子。我不敢觸動其他，隻有抓緊時間和他說話。

“你有一輛玩具摩托車，你3歲的時候開着摩托車在村子裡到處跑，特别拉風！

……

“有一次我們走在路上，你看到街邊擺攤的人在賣玩具恐龍，就要我買。爸爸那個時候沒錢啊，不給你買。你上去拎起一隻恐龍就把它給砸爛了。最後爸爸隻好掏錢把那隻摔壞了的恐龍買下來。好大的脾氣哦。

……

“有一段時間，我們在深圳開水果店，店裡面擺着各種水果，西瓜、葡萄、荔枝……什麼都有。你在店裡偷了幾個山竹，塞在衣服裡跑出去分給小朋友吃。把山竹發給大家之後，其中一個小朋友開玩笑說：‘你媽媽好傻哦，山竹少了都不知道。’你一聽，當場就飛起一腳，把你的小夥伴踹翻在地上，瞪着眼睛罵他：‘你才傻！’

……

“你的姐姐在新加坡讀研究生。她也很想你，等她畢業回國了，肯定也要去看你。到時候我再把她也送來山東找你，好不好？”

……

他眼睛半睜半閉，始終沒有應答，隻靜靜望着窗外。夕陽低垂天際，路在他的瞳仁裡勻速飛馳，一寸一寸，無窮無盡地倒退。落日餘晖越來越暗淡，極不情願地慢慢墜到地平線之下，直到最後一線光亮隐去，遠方的天空呈現出一種透明感。最後，整個天幕都在他的眼睛裡黑透了。

這860千米的距離太短太短，隻說了幾句話的功夫，竟然就走完了。車停在學校門口時，已是淩晨2點。夜深人靜，整個學校都在沉睡之中。

他正準備下車，我終于開口問道：“你現在到底是怎麼想的？深圳和陽谷……”

好一會兒，他默不作聲地思索、猶豫。四英緊張地望着他，兩手攥得暗暗發顫。

直到問出這句話，我才第一次感到一種深切的悲哀。那種打碎了的東西永遠也無法複原的遺憾襲擊了我。我以為隻要不承認自己有什麼願望，它就沒有機會落空。隻要我不說出來，我就不會感到如此狼狽，如此無能為力。

可是我必須揭穿自己，那是我僅剩的力量所能做的唯一的事。那是我心裡仍然在燃燒的最後一簇火焰。

作者：孫悅 孫海洋

編輯：金久超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