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府志》記錄“吳承恩《西遊記》”，并沒有注明體裁及卷回篇幅。根據文史傳統，小說未必能夠入方志，入方志的必定不是小說。所以，有人懷疑它有可能是一部記錄吳承恩某次西行方向的遊記

《西遊記》的作者問題，是400年來曠日持久的一樁公案，謎底可以說至今未解。今人常說作者是吳承恩，其實并非定論。事實上，《西遊記》問世之際，即告作者佚名。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當時小說屬于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作者不願署名；二是《西遊記》内容廣袤，其中不乏諷刺“今上”和時政等敏感話題，書商不敢署名。當然，《西遊記》顯然不是“飛來峰”，也不是花果山上無父無母的石卵。它應有一個或若幹個作者存在。

明清以來：作者署名跨越哪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明代，佚名。今見最早的《西遊記》版本是明代萬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闆大字西遊記》，未署作者姓名。《刊西遊記序》中明确說：“《西遊》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有趣的是，該版本雖然不署作者姓名，卻在扉頁顯著位置有“華陽洞天主人校”字樣，似乎是想故意“造局”，用一個校者來搪塞，而且還用了一個假名來混淆視聽。大凡明代梓行的《西遊記》百回本小說，皆沿用此本慣例，告作者佚名。

第二個階段：清代，丘處機。清康熙年間，有汪澹漪者将《西遊記》箋評為《西遊證道書》，首倡作者為元初道士邱處機（邱本作丘，因諱孔子改）。其卷首置有假托元代大文豪虞集《西遊記原序》雲：“此國初長春真君所纂《西遊記》也。”汪澹漪還在原序後面添置了邱長春真君傳和玄奘取經事迹兩則附錄，分别介紹邱處機生平和玄奘大師的取經史實。這樣的三者互證，緻使一些人深信不疑。由此，“邱作”說開始風行于世。現在所能看到的七種清代《西遊記》版本，無一例外都以邱處機為作者，有的還徑直标明“邱長春真君著”。

第三個階段：現代，吳承恩。五四運動之際，魯迅、董作賓等人根據清人提供的線索，多方搜尋史料，經過綜合考證、反複論辯，先是批駁“邱作”說這一“不根之談”，剝去長期以來被邱處機“冒名頂替”的著作權，之後根據《淮安府志》“吳承恩《西遊記》”的記載予以最終論定。上世紀30年代，鄭振铎、孫楷第、趙景深、劉修業等學者又不斷進行引證、申述。從此，“吳著”說幾成學界共識。以後刊行的《西遊記》作者，亦均署名吳承恩；1986年版電視劇《西遊記》也寫上了“吳承恩原著”。

“邱作”說：以訛傳訛的“郢書燕說”？

進入新時期，有關《西遊記》的作者問題紛争驟起。先是海外學者在不同場合不斷提出反對“吳著”說的意見，還對“邱作”說以及其他候選對象予以深入研究，終于在1983年以章培恒先生《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載《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4期）一文為标志，對“吳著”說提出全面質疑。時至今日，許白雲、蔡金、唐新庵、李春芳、陳元之、朱觀錠、闫希言等人或遭淘汰，或基本退出“競選”，隻剩吳承恩、邱處機雙峰對峙。

邱處機，始為“全真七子”之一、全真教教主，後自創全真道磻溪派、龍門派，有《大丹直指》《磻溪集》和《鳴道集》等著作傳世。因其道教身份與玄奘取經的佛教題材具有先天性矛盾，“邱作”說很容易遭受多方質疑。

其一是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他在《西遊記》中發現了“多明制”的現象，于是懷疑“邱作”說時間不合。邱處機是宋元之際人，如果是他創作的，《西遊記》中怎麼會有錦衣衛、司禮監、會同館、東城兵馬司等諸多明代的官制與官職？借用現代刑偵學術語，邱處機“沒有作案時間”。

二是乾嘉樸學大師錢大昕。他于清乾隆六十年在蘇州玄妙觀正統《道藏》中，發現并抄出邱處機二卷本《長春真人西遊記》。于是，所謂邱處機《西遊記》的另一個真相得以揭露。該書是全真教道士李志常代師操刀的一本遊記，主要記述邱處機率領十八弟子曆時四年遠赴雪山參見成吉思汗的途中見聞，還包括邱處機與成吉思汗的幾場對話，薄薄兩卷不足5萬字，與《西遊記》百回本小說實為同名異書。因而，以邱處機為《西遊記》作者，純屬以訛傳訛的“郢書燕說”。

魯迅等人正是憑借紀昀、錢大昕以及吳玉搢、丁宴、阮葵生等清人提供的材料，運用現代學術方法對“邱作”說作出深入考證和辨析，最終揭穿了有關的諸種把戲。但現在學界還有人堅持“邱作”說，主要辯護理由有：其一，以《長春真人西遊記》否定“邱作”說未必充分，邱處機有可能是兩部《西遊記》的共同作者；其二，《西遊記》是世代累積之作，邱處機所作或為某一原始的《西遊記》；其三，《西遊記》客觀存在着許多道教全真教内容，邱處機理應是《西遊記》作者的合适人選。

鑒于這些“翻案”辯護具有一定的迷惑力，特作辨析如下：邱處機“大小通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古代文人有“多歧為貴，不取苟同”的為文追求，即使同類文字也必定會在書名上翻新求變，起碼會标出之一、之二。所以，提出邱處機一人獨撰兩部同名著作的邏輯“充分律”，并無實際的可信度。

原始的《西遊記》，大概是指《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以及《西遊記》雜劇、《西遊記》平話。這裡面的問題是：原始的《西遊記》不等同于《西遊記》，其作者也不等同于《西遊記》的作者。所以，所謂“邱處機是《西遊記》的原始作者”本身即是一個僞命題，等于自我否定邱處機曾創作《西遊記》百回本小說。事實上，相關原始“西遊”作品的署名情況是有迹可查的，根本沒有邱處機的影子：“詩話”系唐五代時寺院講經話本，無名氏作；雜劇據說為明代戲曲名家楊景賢所作；明代平話全本已佚去，至今隻發現兩則片斷，分别保留于《永樂大典》和古代朝鮮漢語教科書《樸通事諺解》，作者佚名。

至于“《西遊記》有全真教内容，作者即為道教中人”，此論更不靠譜。《西遊記》是我國文化寶典，三教共處、九流雜存，具有多元化文化底蘊，儒釋道抑或諸子百家，任何一方都無法以此将其“拿下”。按其邏輯推論，《西遊記》的故事中有不少儒家言論，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将其視為《論語》《孟子》，斷定出于孔孟之手？

“吳著”說：遭遇死結還是合理指代？

“吳著”說的流行并非偶然，具有豐富的證據支撐。主要有：吳承恩曾任職于湖北荊憲王府，符合《刊西遊記序》中指出的“《西遊記》出于藩王府”這個條件；《淮安府志》關于吳承恩生平個性，特别是“吳承恩著《西遊記》”有明确記載；吳承恩《射陽先生存稿》（現編為《吳承恩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與《西遊記》存在多方互證；《西遊記》具有諸多淮海地緣特征，如孫悟空原型為淮河神猴無支祁、唐僧籍貫為海州聚賢莊等。

但是，從學理上作仔細考量，“吳著”說似乎也難以成為定案。其遭遇的證據“短闆”在于：《淮安府志》記錄“吳承恩《西遊記》”，并沒有注明小說體裁及卷回篇幅。同時，根據文史傳統，小說未必能夠入方志，入方志的必定不是小說。所以，有人懷疑它極有可能與邱處機《西遊記》一樣，是一部記錄吳承恩某次西行方向的遊記。後來有人發現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吳承恩《西遊記》的著錄”，卻被編入輿地類，顯然進一步證實了它的地理類、遊記類著作特質。如此一來，“吳著”說被套上了一個死結。

面對多方質疑，“吳著”說陣營事實上也有所退卻。在不少著作和論文中，出現了“《西遊記》作者，一說為吳承恩”“以吳承恩為《西遊記》作者，學界尚有異見，這裡聊備一說”等委婉而嚴謹的表述。我以為，在當前的學術大背景下，“吳著”說雖然未成定論，但吳承恩有理由作為《西遊記》作者的一個合理指代，主要理由在于目前吳承恩著《西遊記》具備最大的可能性。

信者存信，疑者存疑。這種“懸置”的方法，其實已有許多成功的範例，并為我們作出了有益的借鑒。解放前葉德均作《西遊記研究的資料》，開篇即指出：天啟《淮安府志》卷十九《藝文志》、康熙《淮安府志》卷十二均著錄吳承恩《西遊記》。此《西遊記》是否即通俗小說，不無可疑，但在尚無确證可以推翻“吳作”說之前，仍不妨認他為《西遊記》的一個修訂者。

此外，考慮到“邱作”說明顯于理不合，在邱處機與吳承恩的“二人對決”中率先出局，那麼我們暫時别無選擇，隻能采納“吳著”說。畢竟，退回到“無名氏”的混沌狀态，可能并不是大家所樂見的。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