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四庫全書》絹面用色體現了古代中國的五色觀。五色，即“青、黃、赤、白、黑”，它們更多地承載了象征性，與世俗用色不可完全對應。分色裝潢是出于查閱便利考慮，四庫總目用黃色，寓意中央，經史子集比拟四季，以色區分。其中子部和集部對應的“白、黑”是中國先民賦予秋、冬的特有意象，并不是單純的視覺再現，而是源于古人對四時更替的認識。子部所用月白，其色彩屬性是藍色，在清朝宮廷享有很高的地位。

《四庫全書》為國家圖書館“四大專藏”之一[1]，每逢展出，皆稱盛事。讀者學人紛至沓來，在宏編巨制前慨歎不已，也提出了一些疑問，比如關于書籍封面的顔色。縱覽前人研究，少有專文論述，偶有涉及，也是語焉不詳。讀者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究其原因，實乃古今之色彩觀存在着巨大的差異，這一點不梳理清楚，很難讓現代人理解《四庫全書》的配色設計。有鑒于此，特撰文述之，并結合前此未曾發掘的史料，給出一個清晰、信實的解讀。

一、《四庫全書》概述

《四庫全書》全稱《欽定四庫全書》，是乾隆時期編修的大型叢書。從征集圖書到書成定本，耗時十餘年，是清代最大的一項文化工程。成書共有七套，分别收藏于紫禁城文淵閣、沈陽故宮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避暑山莊文津閣、鎮江金山寺行宮文宗閣、揚州天甯寺行宮文彙閣和杭州聖因寺行宮文瀾閣。近代中國戰亂頻仍，這七套書近半毀于兵火，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文津閣本是保存最為完整的一套，書、函、架俱在，一如當年。

“四庫”的說法源于我國傳統的圖書分類法，古人把所有圖書劃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類，稱為四部。如《新唐書·藝文志》記載：“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2]清朝統治者沿用了前代的分類法，乾隆曾在谕令中指出：“朕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為綱領，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3]點明了《四庫全書》分類之緣由。“全書”則體現了乾隆攬盡天下之書，成就一代盛世的雄心。

文津閣《四庫全書》，清乾隆，國家圖書館藏

二、《四庫全書》絹面與五色觀

每次展出，觀衆一進展廳，首先就被顔色各異的書面吸引，這在古書中是很少見的。書面以各色素絹裝潢，總目為黃色，經、史、子、集分别為綠、紅、藍、灰色。這就引出了第一個問題：一套書為什麼要用五種顔色做封面？對此，乾隆在《文津閣作歌》中給出了說明：“浩如慮其迷五色，挈領提綱分四季。經誠元矣标以青，史則亨哉赤之類，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如乾四德歲四時，各以方色标同異。”[4]大意為：全書卷帙浩繁，為了便于查閱，特比拟四季，以色區分。[5]

經、史、子、集取法四季的思路一經确定，接下來就是“賦色”了，即賦予四季顔色。乾隆給春夏秋冬配的顔色是青、赤、白、黑，這種顔色配比并不是他的首創，而是源于古人的色彩觀。中國古代色彩理論的基石即五色觀，五色：青、赤、黃、白、黑，是上古先民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五種基本顔色，稱之為正色。據《周禮》記載“畫缋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6]這是目前我國最早關于五色觀的記載。随着戰國時期陰陽五行學說的發展以及秦漢儒家、道家的演繹，五色與五行、五方、四時（五候）等整合為一個穩定的體系。[7]這個體系有五組一一對應的關系，構成了先民眼中的世界秩序，如下表所示。

五色	青	赤	黃	白	黑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五方	東	南	中	西	北
四時（五候）	春	夏	季夏	秋	冬

四時多出一個“季夏”，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的鄒衍。他說：“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8]說的是鑽木取火，如今看來，似乎是為了基于數字“五”構建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人為地加入了“季夏”。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得到了後世的繼承和發展，漢代董仲舒說：“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9]如此，“五”的意義不斷疊加，形成了一個循環往複的宇宙，其中人、自然、社會間是互感的關系，中國先民用它來解釋世間萬物。

陰陽五行學說在統治階層的治國方略中有各種形式的應用。史書記載：“武後臨朝，置匦四區，共為一室，列于朝堂。東方春色青……南方夏色赤……西方秋色白……北方水色玄。”[10]講的是武則天為了廣開言路設立匦檢制度。匦即銅匣，四面有開口，供投書之用，類似于現在的意見箱，銅匣的四個方向對應四季，匹配不同的顔色。另有明清社稷壇（北京中山公園）的五色土，五種顔色的土壤，由全國各地納貢，象征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這裡，“五”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概念，它代表的是全部。諸如此類的例子在文獻中還有不少，可以說，五色觀為統治者思想的視覺傳達提供了依據，《四庫全書》也不例外。

董诰山水景緻并書禦制文津閣作歌扇，清乾隆，故宮博物院藏

三、“秋色白”“玄冬”釋義

《四庫全書》絹面用色體現了清朝統治者對五色觀的繼承。總目是統領全書之目錄，用黃色，寓意中央。經史子集與四時對應，即：青春、赤夏、白秋、黑冬，這套色彩配比與現代人的認識頗有出入。春夏很好理解，如春天草木萌發，标以青色；夏天赤日炎炎，标以紅色。但是秋冬差别就比較大了，今天的人們更習慣用金色代表秋天，雪白代表冬天，這是古今認知上的一大區别。

在古代中國，五色觀不僅僅是一種視覺認知。比如秋季，《爾雅》有雲：“秋為白藏”，晉郭璞注“氣白而收藏”，北宋邢昺疏“秋之氣和，則色白而收藏也。”[11]如果用“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來解釋秋之“氣白”，尚未盡得其意。具體而言，“氣”作氣息講，側重整體性的感受。“色白”也不是單純的色彩呈現，它在古漢語裡的意思與現代漢語有較大區别。首先，“色”作顔色講時更多地是指代氣色、容貌，如杜甫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顔色好。”[12]說的是氣色；元稹詩“西施顔色今何在”[13]，是形容女子容顔。“白”在此亦不作顔料的色相解釋，在古人的觀念裡，白還引申出“無”的意思，由此派生出許多我們至今還在用的說法，比如“空白”指什麼都沒有,“白搭”指沒有用處，不起作用。歸納起來，“氣白”、“色白”是形容秋天收獲之後，大地空無，一片素淨。乾隆詩中“子肖秋收白也宜”正是此意。

再比如冬季，《爾雅》稱：“冬為玄英”，晉郭璞注“氣黑而清英”[14]。依然是“氣黑”，如前文所釋，“氣”并不簡單地等同于“色”。“玄英”一說出自《楚辭》：“服清白以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王逸注：“玄英，純黑也，以喻貪濁。” [15]用純黑來指代冬天，古人有自己的理解。班固《漢書》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于内，徂落于外。”[16]顔師古注：“北方色黑，故曰玄冬，隆烈者陰氣盛。”這個解釋用到了陰陽五行學說對方位和季節的配對，其推理過程是：冬季對應北方，而北方對應的是黑色，黑即玄，所以冬季就稱為“玄冬”。這種先入為主的邏輯似乎并不能說服今人，但他接下來的注釋卻為我們提供了些許思路：“權輿，始也，徂落，死也，言草木萌芽始生于内而枝葉凋毀死傷于外也。”意即冬季萬物凋零，帶着死亡的氣息。《黃帝内經》也說：“冬三月，此謂閉藏。”王冰注：“草木凋，蟄蟲去，地戶閉塞，陽氣伏藏。”[17]簡言之，“玄冬”形容的是冬季生命止息，陰氣隆盛，天地晦暝。

上述例子說明，古人已經對色彩賦予了主觀意念，他們更在乎色彩的象征性，而非色彩本身。我們看到的秋天是稻谷金黃、層林盡染，古人眼裡的秋天是萬物收斂、一片空無，恰如宋代詩人曾豐所寫：“四時之氣秋得白，推為揪斂萬物成。”我們印象中的冬天是白雪皚皚，銀裝素裹，而古人的冬季是一歲終結，萬物凋敝。無論“秋色白”還是“玄冬”， 都不是單純的視覺認知，而是源于古人對四時更替的認識，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因此，對于各個季節的賦色命名不能孤立地看，隻有放到四季輪回的秩序中去理解才有意義。

厘清了“秋色白”和“玄冬”的問題，再回到實物。開篇已經提到過，經、史、子、集的書面呈現在我們眼前是綠、紅、藍、灰的顔色，與欽定的“青、赤、白、黑”相比，出入最大的便是子部。其他三部的顔色：綠之于青、紅之于赤、灰之于黑，都可以用色彩的調性和古今顔色詞表達的差異來解釋，唯獨子部的藍色，與預期的白色相去甚遠。白而為藍，是何緣故？想解答這個疑問，需要去清宮檔案裡尋找答案。

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收藏的内務府來文中，有一份乾隆四十四年承辦《四庫全書荟要》事務處發文，[18]全文如下：“查本處承辦《四庫全書荟要》裝潢等事，所需各項物料紙張，節經本處行文各該處支領應用在案。今做書作裝潢第二分《荃要》正本計二千四十八套一萬一千二百六十六本，需用長三丈寬一尺四寸綠色素紬七十八疋，紅色紬一百二十六疋，月白色素紬七十四疋，灰色素紬一百二十四疋，相應行文總管内務府轉交織造處照式織辦送用。”[19]這段史料彌足珍貴，因為它明确地将四部書的絹面顔色表述為：綠色、紅色、月白色和灰色，符合今人的用語習慣。其中的“月白色”從字面上來看，契合了子部的白色設定。

《欽定四庫全書荟要》，清乾隆，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四、“月白”的色彩屬性及宮廷地位

“月白”本名“月下白”，并非形容月亮本身的白，而是指白色物體在月下所呈現出的泛青的顔色，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淡藍色。從色彩成因的角度講，月夜下的白色物體，會反射來自天幕的藍色光，呈現出一種淡淡的藍色，現代人稱之為環境色。這種微妙的效果早就被古人觀察到了，如陸遊詩：“酒渴起夜汲，月白天正青。”[20]是對月白色呈色背景的絕好表述，詩人注意到月夜的天幕并不是漆黑的。而"月下白,一名玉兔華,花青白色,如月下觀之。"[21]則形象地描述了月白色的顯色效果，意思是有一種叫月下白的菊花，是青白色的，好像是在月亮下看到的一樣。

“月白”是借物呈色，從造詞的角度來看是落腳在“白”上，但在色彩屬性上依然是藍色。對此，古今并無異議。明代《天工開物》記載：“月白、草白二色，俱靛水微染，今法用苋藍煎水，半生半熟染。”[22]苋藍是制取靛藍的植物，其“微染”所得即較淺的藍色。清代《木棉譜》進一步明确了其色彩屬性：“染工有藍坊，染天青、淡青、月下白。”[23]月下白即月白，屬于藍坊，所以，月白實為藍色無疑。此外，清代吳振棫也說過:“四庫書……書面皆用絹，經用黃，經解用綠，史用赤，子用藍，集用灰色。”[24]直接稱子部為藍色，可知時人所見即我們所見。

雖是藍色，呼之為白，這種命名更有利于古人區别深淺不一的藍色。比如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兩件規格一緻的乾隆朝袍，皆附有黃條，分别書以“藍缂絲描金邊單朝袍”和“月白缂絲描金邊單朝袍”。其中的藍朝袍是偏深的藍色，相當于繪畫所用的群青；月白朝袍則是淡藍色的，接近《四庫全書》子部的絹面顔色。當然，嚴格來說，色彩是視覺對象，作用于人的眼睛，文字描述再怎麼精确，也難以盡如人意。就比如月白色，我們為了便于表述，稱其為淡藍色，但不同的人認知的淡藍色可能是純度不一的。如果用現代的色卡去比對故宮所藏月白色服飾，會發現并不是絕對一樣的顔色，總有深深淺淺的區别。這是色彩的容差問題，此處不必細究。文津閣和其他幾閣所藏《四庫全書》顔色也有細微的差别，但大體不離取法四季的宗旨。

月白因其顔色雅淡，曆來為文人所喜愛。明代高濂說到蠟砑五色箋：“亦以白色、松花色、月下白色羅紋箋為佳，餘色不入清賞。”[25]但《四庫全書》選擇月白做封面，并不僅僅出于文人雅趣。檢視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宮廷服飾，有相當多是月白色的，不僅有常服，還有禮服。能夠成為禮儀慶典用色，可見月白在清宮地位非比尋常，因為對于各種場合所穿服色，皇室是有嚴格規定的，如《大清會典則例》記載：“雍正元年定祭服用天青明黃大紅月白四色織為圓金龍九當。”[26]各色禮服的用途也有講究，如“皇帝夏朝服，色用明黃，惟常雩用藍，夕月用月白。”[27]意即春夏時節，朝服用明黃色、祭天祈雨時用藍色、祭月時用月白色。所以，月白色能夠成為《四庫全書》絹面用色，并非偶然，實則與其在清朝地位的上升有密切關系。

或有疑《四庫全書》定本與原初規制産生了偏差，也是多慮。上文提到的承辦《四庫全書荟要》事務處發文是在乾隆四十四年，五年之後，第四部《四庫全書》謄錄完畢，運抵文津閣。乾隆帝高興之餘，揮毫寫下《文津閣作歌》，點明經、史、子、集依春夏秋冬而裝潢的根據。也就是說，乾隆看到的《四庫全書》就是前此事務處稱之為“綠色、紅色、月白色、灰色”的絹面，但是乾隆在詩中依然将其表述為“青、赤、白、黑”。這種文字表達的差異說明，色彩詞在當時有兩套并行不悖的系統，一個是本體指代用詞，如綠、紅、月白、藍、灰，适合通俗表達；另一個是引申義用詞，如青、赤、黃、白、黑，尤其是這幾種顔色以整體形式出現的時候，強調其象征性。

藍缂絲描金邊單朝袍，清乾隆，故宮博物院藏

月白缂絲描金邊單朝袍，清乾隆，故宮博物院藏

五、結語

從乾隆詩中的“白”，到四庫館臣行文中的“月白”，再到今人眼中的“藍”，它們描述的是同一個對象，變的是詞彙，不變的是色彩。從上古到清代，五色觀深植于中土，成為古人宇宙觀的一部分。“青、赤、黃、白、黑”與其說是客觀陳述，不如說是理想表達。乾隆秉持“以武開基,右文緻治”的理念，舉全國之力編修《四庫全書》，希望能搜盡天下之書，所以對裝幀顔色的選取也寄托了囊括四海之意。五色作為陰陽五行學說的一部分，自身已經具備了包舉宇内的象征性基因，被選做《四庫全書》封面顔色也就不難理解了。

注釋：

[1]“敦煌遺書”、“趙城金藏”、《永樂大典》、文津閣《四庫全書》被譽為國家圖書館“四大專藏”。

[2] 歐陽修，《新唐書》卷五十七藝文志第四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3] 慶桂，《國朝宮史續編》卷八十三，清嘉慶十一年内府鈔本。

[4] 高宗，《禦制詩五集》卷十七，清乾隆六十年 （1795） 刻本。

[5] 本文關注的是四季的配色問題，乾四德（元亨利貞）與四季的匹配屬于另一個問題，此處不再展開。

[6] 鄭玄（注），《周禮》卷十一，四部叢刊明翻宋嶽氏本。

[7] 王文娟《五行與五色》，載《美術觀察》，2005年第3期。

[8] 鄭玄（注），《周禮》卷七，四部叢刊明翻宋嶽氏本。

[9]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一，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10] 李昉，《太平禦覽》卷第二百二十三職官部二十一，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

[11] 郭璞（注），《爾雅疏》卷第六，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

[12] 杜甫，《九家集注杜詩》卷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3] 曹寅（編），《全唐詩》卷四百十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 郭璞（注），《爾雅疏》卷第六，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

[15] 王逸（章句），《楚辭》卷十三，四部叢刊景明翻宋本。

[16] 班固，《漢書》卷八十七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7] 王冰（注），《黃帝内經素問》卷一，四部叢刊景明翻北宋本

[18] 《四庫全書荟要》是《四庫全書》的精編本，内容上有縮減，裝潢體例并無區别。

[19] 韋慶遠《江南三織造與清代前期政治》，載《史學集刊》，1992年第3期。

[20] 張豫章（輯），《四朝詩·宋詩》卷十九五言古詩十，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1] 汪灏（編），《佩文齋廣群芳譜》卷四十八花譜，清康熙刻本。

[22]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上，明崇祯初刻闆。

[23]褚華，《木棉譜》，清藝海珠塵本。

[24]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十八，清光緒刻本。

[25]高濂，《遵生八箋》雅尚齋卷十五燕閑清賞箋中卷，明萬曆刻本。

[26]官修，《大清會典則例》卷六十五禮部，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8]劉啟端，《大清會典圖》卷五十七冠服一，清光緒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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