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吉林與上海等多地先後爆發新冠疫情，本次新冠病毒的主角是奧密克戎。随着疫情的爆發，一場輿情也随之爆發，這輿情就是“清零”與“共存”之争。

本來，“動态清零”是中國社會在抗疫鬥争中的共識：中國政府和人民基于“武漢成功的實踐”和“西方大量死人的教訓”在抗疫問題上達成了高度一緻——隻要堅持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的執政理念，堅持科學防疫和精準施策，是完全可以實現“動态清零”的，根本不存在争論。那為什麼會出現“清零”與“共存”之争呢？

答案是明顯的：有人制造了這場争論。因此，這場争論絕不能簡單地視為是人民内部不同意見的争論，而是境内外敵對勢力蓄意挑動的旨在引發中國社會分裂達到從内部搞亂中國的争論，它是美國遏制打壓中國的系統性動作的一部分，即它是美國國家戰略的一部分。

我如此斬釘截鐵，絕非主觀臆斷，而是證據确鑿。人們可能還記得，早在北京冬奧會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以破壞冬奧會為目的大造輿論，西方媒體的一個抓手就是大肆攻擊中國“動态清零”的抗疫政策，污蔑中國防疫政策阻礙了世界經濟複蘇。美國政府利用當時北京出現的零星疫情，故意要求其外交人員撤離想以此在國際上造成中國“不安全”和“不适合舉辦冬奧會”的印象。

這次，美國又在上海故伎重演，要求美領館人員撤離。記得武漢嗎？疫情剛一爆發，美國就撤走美領館人員，并提醒在武漢的美國公民撤離武漢。美國政府是關心美領館人員和在華美國公民的安全嗎？非也！如果真關心，就不會有100萬人的死亡了。趙立堅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是把“人員撤離”工具化、武器化，這與2月份美國政府多次大張旗鼓地要求美國使館人員及美國公民撤離烏克蘭以挑起俄烏沖突的拱火之舉如出一轍。

故，面對這場所謂的争論，中國人隻需想清楚以下十二個問題就明白了自己究竟應該采取何種态度了。

中國武漢抗擊新冠病毒的實踐證明，新冠病毒是可以被徹底清零的——武漢結束封城後的有一段時間中國是沒有本土病例的！

而病毒傳播初期如果抓得及時，是不需要封城的，最多隻需封個别的小區。隻有當病毒傳播範圍及規模大到一定程度時，才會采取封城這種比較極端的措施的。不管是封小區還是封城，都是有時限的，武漢封城用了76天。

封小區或封城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控制人員流動。控制人員流動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使得人與人之間保持安全距離。保持安全距離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使得病毒傳播不了——病毒在宿主體外存活時間有限（當時認為不超過兩周），如果兩周内病毒找不到宿主就會自行死亡。這就是科學道理，是簡單到極點的道理。

而挑起争論的一方故意無視病毒是可以被清零的事實，而把邏輯前提偷換成“新冠病毒本來就不可能被清零”。這樣一來，“動态清零”在西方媒體嘴裡被描述成“不科學”甚至是“侵犯人權”的抗疫舉措，導緻大量死亡的“與病毒共存”倒變成“科學防疫”了。在西方輿論如此這般地指鹿為馬下，“躺平有功”“投降有理”成了西方輿論主流，于是西方世界一片白旗飄飄。

美國之所以如此賣力地攻擊“動态清零”，販賣“與病毒共存”就是想中國也和美國一樣因病毒感染成百萬地死亡。若如此，美國輿論必然大肆攻擊中國政府不顧人民死活，極力教唆各路“第五縱隊”挑起“顔色革命”，徹底搞亂中國。

中國的抗疫為什麼不叫“徹底清零”而叫“動态清零”呢？這是因為有輸入病例，輸入是“動态”的、随機的和源源不斷的。為什麼輸入是動态的、随機的和源源不斷的呢？因為中國以外的西方國家基本上都采取了“與病毒共存”的政策，導緻病毒在西方世界不僅肆無忌憚地傳播，還花樣翻新地變異。

也就是說，中國不能“徹底清零”不是因為病毒本身不能被徹底清零，而是中國外部不斷有病毒“動态”輸入到中國内部，中國不得已隻好“動态清零”，即沒有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與病毒共存”就沒有對其它國家的“動态輸入”也就沒有中國不得不為之的“動态清零”。加上外部的病毒不僅通過人員輸入，還會通過物資（如冷鍊傳播）輸入，可謂防不勝防。這就給“動态清零”增加了更大的難度，短期看起來好像是不可能做到的，這又給“躺平”“投降”“共存”論者留下了恣意發揮的社會心理空間。

動态清零，即發現一批清零一批。南京、内蒙、西安等多地的實踐證明做得到！前提是中國人自己要意志堅決，即要毫不動搖地執行中央的抗疫決策。西安、吉林和上海之所以沒有控制得很好，導緻了必須采取封城或準封城的措施，追根究底就是思想松懈了，沒有堅決執行中央決策。以上海為例，疫情一開始“共存”論就蜂起，有人打着“探索新方式”的名義鼓動人們搞變相“共存”。結果，喪失了控制病毒擴散的大好時機。反觀深圳，由于随時對病毒保持警惕，經常進行防控演練，所以以最快速度遏制住了病毒擴散，注意深圳還有一個最近距離的“病毒源”啊！

動态清零，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完全可以以最小的代價做到。那就是要做到一個早字：及時發現，還要做到一個快字：迅速撲滅。這如救火，防患于未然。隻要做到這兩個字，我們付出的代價就會很小，否則就會很大，像如今的上海。武漢早期沒有重視起來，可以諒解，病毒突然襲擊，認識它需要時間。上海不存在和武漢初期相同的情況，故需要總結教訓。

上海的教訓是：防空意識松懈了，防空意志消沉了，被“共存論”的毒素毒暈乎了。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時，“共存論者”又抓住抗疫中存在的工作偏差或失誤更瘋狂地攻擊“動态清零”，似乎所有問題都是“動态清零”造成的。亦可見，“共存論”是比新冠病毒毒性更大的政治病毒和思想病毒，可以叫做“共存病毒”。“共存病毒”已經成為新冠病毒最有效的幫兇，它阻礙人們抗擊疫情的任何作為，緻使病毒有機會不斷變異，這樣下去似乎永無甯日。

本次疫情數據就一個很大的特點，無症狀感染者的人數大大超過确診病例數。有人因此忽悠說，病毒毒性減弱了，其死亡率與流感相當。包括一些專家，拿着某些數據也如此說道。

事實上人們忽略了一個事實，中國人全程疫苗接種率超過80%。疫苗對人體是有保護作用的，疫苗可以做到最快啟動人體内的适應性免疫機制在病毒進入身體時殺滅病毒，達到某種平衡使得病毒來不及損害身體器官發生症狀反應。但病毒不斷複制使适應性免疫機制又不能一下子清除病毒，故無症狀感染者自己無感，對他人卻具有傳染性，而且對病毒具有某種隐蔽性，不全員核酸檢測是不能發現的，部分無症狀感染者還可能轉變為确診者。所以，國家把無症狀感染者也納入管控範圍，就是這個道理。

無症狀感染者人數大大超過确診者不能說明病毒毒性減弱，同樣重症率和死亡率低也不能說明病毒毒性減弱，隻能說明疫苗有一定的抗病毒作用。這一點一定要認識清楚，尤其是一些專家學者和衛生部門的負責人要認識清楚，千萬不要信口開河誤導民衆。

由于出現了全程接種疫苗後仍然感染病毒的情況，導緻人們懷疑疫苗的作用。确實疫苗對新冠病毒的防禦作用有限，不像當初專家們期望的那樣，疫苗成功即病毒消失。這需要認識兩個事實：

第一，疫苗是有用的

前文所論，疫苗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以及出現大量無症狀感染者，就是疫苗對人體的保護作用的體現。尤其是老年人，積極接種疫苗對自己是有保護作用的。上海出現九個重症患者據說都是未接種疫苗的，就很說明問題。

第二，疫苗的作用是有限的

疫苗并不能保證疫苗接種者不再感染新冠病毒，原因是新冠病毒在不斷變異。我們不能肯定病毒是朝着毒性弱化的方向變異的。比如德爾塔的傳染率和毒性雙雙增強，奧密克戎的傳染率顯著增強，其毒性受到疫苗因素影響幹擾了我們對它的毒性的判斷。奧密克戎還在繼續變異，已經出現多個亞種，其中還包括奧密克戎與德爾塔的結合。變異後的毒株對疫苗啟動的免疫機制有逃逸作用，這和感染痊愈後再次感染的道理是一樣的。科學家根據病毒變異還在不停地改進疫苗，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疫苗的抗病毒作用，但改進速度未必跟得上病毒的變異速度。

通過以上兩點我們清楚了，是什麼導緻疫苗效力有限的呢？是病毒不斷變異的。為什麼病毒會不斷變異呢？因為有大量的密集的感染人群。為什麼有大量的密集的病毒感染人群呢？是因為西方社會實行“與病毒共存”或“準共存”的政策。由此不難結論，“與病毒共存”是導緻疫苗效力有限的根本原因。如果西方國家與中國一樣第一時間能夠實現對病毒的清零，病毒就沒有變異機會，疫苗對初期出現的病毒的免疫效力是會減弱的。

封小區或者封城，的确會對被封控人員造成各種生活不便。比如，不能及時得到生活物資補充，有其他病不能及時就醫，不能正常上班上學以及不自由帶來的心理壓力等。但隻要我們理解局部或整體封控是消滅新冠這種烈性傳染病的最有效手段，為了自己和家人以及他人的生命安全，暫時地失去部分“自由”和遇到一些生活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況且每次遇到必須封控時，黨和政府幾乎進行了全社會動員，調動了全社會資源，我們的醫護人員、解放軍戰士、警察、廣大的基層幹部和各類自願者都在為被封控人員服務。

而像武漢、西安、上海這些動辄一千萬、兩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在保障被封控人員的基本生活需求方面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在所難免。一旦在保障被封控人員的生活方面出現嚴重的問題，有關人員是要被問責的。這說明，中國政府在防控疫情的政策制定上是力求杜絕嚴重影響人們生活需求的現象出現的。日前，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又印發通知，部署切實做好貨運物流保通保暢有關工作。這都說明，制度設計是在逐步完善的，出現的問題原因是在執行過程中具體工作人員對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到位，表現為“過度”和“不及”兩種偏差。

那麼，出現了工作偏差或失誤，受到這些偏差和失誤影響的人們到底該把這筆賬算在誰的頭上才合理呢？我們不妨追溯一下：為什麼需要封小區或封城呢？是因為病毒擴散到一定程度不得不封。為什麼病毒會擴散到不得不封的程度呢？是因為有來自中國外部不同渠道的輸入病毒防不勝防。為什麼會有來自不同渠道的病毒輸入呢？因為西方國家實行“與病毒共存”導緻病毒感染人數衆多且病毒不斷變異。

看見沒有？這筆賬應該算在“與病毒共存”頭上，而不應該算在“動态清零”的頭上。這裡再重複一句話以示重要性：沒有“與病毒共存”就沒有“動态輸入”也就沒有“動态清零”。

有人會說，我認賬病毒輸入是因為西方國家采用了“與病毒共存”的政策。但我們也“與病毒共存”不封小區或封城不就不會出現那些工作失誤，不就不會造成那麼多經濟和其它方面的損失了嗎？

那好，我們就以美國為例。如果中國一開始就執行和美國一樣的防疫政策，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2倍，那麼中國大緻也應該有100x4.2萬人因新冠病毒而死亡，應該有8000x4.2萬人感染新冠病毒（實際數字遠超此數，美國疾控中心自己通過調查的結論是美國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應該超過1.4億，這個對應的數據應該是1.4x4.2億），我們扪心自問，面對如此龐大的數據，作為中國人你能承受嗎？

我們知道死亡病例必然來自重症病例，重症病例必然有康複的。所以，重症病例數遠大于死亡病例數。我們姑且保守估計重症病例就是100x4.2萬，每人的醫療費用按100萬計，這是一筆多大的費用？加上1.4x4.2億确診病例，其治療費用該是多大的天文數字？我們扪心自問，面對如此龐大的醫療費用，作為中國人你能承受嗎？

封小區或封城是要消耗社會資源，影響經濟發展，但那是短暫的。如果中國社會面對1.4x4.2億這樣龐大的感染數據，社會生産與生活還能正常進行嗎？如果長此以往地折騰下去，導緻的社會經濟損失又有多大？我們扪心自問，面對如此龐大的經濟數據，作為中國人你能承受嗎？

如此巨大的感染和死亡數據，其中你自己和你的親人幸免程度必然比現在降低許多，我們扪心自問，面對你的親人一個個地離開你，你能承受嗎？你如果不幸成為死亡者，你的親人又能承受嗎？

我們隻算因“動态清零”給社會帶來多大的損失，為什麼不算“與病毒共存”帶來的損失要大得更多呢？要不然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在着急些什麼呢？它們為何迫不及待地發動俄烏戰争以轉移國内難以調和的矛盾呢？

況且生命的損失是永恒的，不可挽回。而經濟損失是暫時的，猶可挽回。要知道，要錢不要命，命錢皆失；要命不要錢，命錢皆得。留得青山在，豈怕沒柴燒？這筆賬真的算不過來？

有人會說，隻要不死到自己頭上誰管他人如何？那就隻有讓新冠病毒親自教育你了。新冠病毒很詭異，不按套路出牌，再牛的專家它都嗤之以鼻，再大的政治人物它都針鋒相對。它有一個特點，專治不服。任何人都不要有僥幸心理，嚴格遵守科學防疫規範才是最佳的出路，這科學防疫就體現在精準防疫和動态清零上。

有人抱怨說，難道中國隻有一種病叫做新冠肺炎？這話如果是患有其他基礎疾病的人說出，完全可以理解。這句話的實際意思是，中國的防疫政策應該全面顧及其他病人的需求，尤其不能發生因核算檢測問題拒收其他病人的事件，然而卻發生了。不僅西安發生過，聽說上海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這有的是地方責任部門不分清紅皂白地機械執行追責問責制度所緻，有的是醫療機構相關人員缺乏對醫療機構職責的認識所緻，這不僅給當事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也給中國的抗疫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但如果這句話是别有用心的人說出，那就有否定中國的抗疫政策的企圖。我前文的邏輯推理已經說明，即便出現了因防疫影響其它疾病患者治療的事件，這筆賬也應該算在“與病毒共存”頭上。

中國當然不止存在着一種疾病，如果抗疫壓倒其他疾病，使得其他疾病的患者無法就醫，那就叫“過度”了。中央有關部委出台了政策，在及時糾正這種錯誤的抗疫行為。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理解傳染病和非傳染病的不同。比如癌症死亡率很高，但它不傳染，隻需對每個患者進行個體治療，不涉及其他無關人員，當然不用像防控新冠那樣大規模地防控癌症。傳染病的特征是無差别地傳給别人，與感染者毫不相幹的人員都可能被意外傳染。而且此新冠病毒毒性強，重症率和死亡率都比較高。如果不管控将發生頻繁發生群體死亡事件，後果就如今日美國一樣成百萬地死亡。所以，中國政府才如此慎重處置，如此大力度防控。

對疫情防控和對其他疾病的治療，邏輯上沒有矛盾，實踐上存在時間和醫療資源的沖突，隻要進一步改進工作是可以兩不誤的。

事實上，在動态清零的過程中，暴露出的社會綜合治理和工作人員的個人素養問題不止表現在耽誤其他疾病治療的問題上。比如， 我們第一線醫務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有因勞累而英勇犧牲的現象，這也應該引起我們極大的重視。首先他們應該得到我們的理解、尊重和維護。尤其是接受其服務的被封控人員更要要理解他們的辛苦，他們也有家人，他們的身心疲憊也應得到照顧和撫慰。其次政府在要求他們全心投入工作的時候也必須給第一線的防控工作人員足夠的健康保障，不要出現一線工作人員的犧牲數目遠超因新冠而死亡的人數的現象，最好這兩個數據都為零。如果确因抗疫勞累過度而犧牲，一定要開好追悼會，寄托我們的哀思，弘揚他們的正氣。

有人會說，“動态清零”那麼好，為啥隻有中國堅持？其他國家怎麼都陸續“與病毒共存”了呢？

首先我們要克服一個從衆心理，以為多數人所為就一定是對的。對與不對要用道理服人，要用事實說話。對“動态清零”而言，即便獨中國一家，中國的做法也是對的。

其次，對于世界上其他國家，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認真抗疫，它們要麼希望病毒自己神秘的消失（特朗普語），要麼宣揚于疫苗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其中的英國一開始就叫嚷群體免疫，那就是讓人都感染一遍，遵從叢林法則，優勝劣汰，該死就死，這不就是原始版的“與病毒共存”嗎？美國雖然沒有明說群體免疫，特朗普和拜登的騷操作大家也看到的，如今美國的喪鐘應該敲100萬下了。美國不但自己放任病毒傳染，還強行要求其盟國接受美國的病毒輸入，使歐洲諸國即便想認真抗疫也沒法操作。

其他國家就更加抵抗不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源源不斷的病毒輸入，也不得不跟随躺平。最典型的莫過于新加坡，在2020年到2021年上半年新加坡也采用的是積極抗疫政策，一度很有成效。但作為一個城市國家嚴重依賴外部經濟，架不住病毒輸入導緻的長期對外封閉，否則國庫耗盡，民衆直面病死或餓死的殘酷選擇，不得已趁英國宣布躺平也逐步跟着躺下去。

這就是中國以外的國家為什麼都選擇“與病毒共存”的原因。可見，并不是“共存”有多麼的科學，隻是抵擋不了美國病毒的無休止輸入，不得已而為之跟着“躺平”。中國是唯一一個在病毒面前還站立着的國家。

中國的“動态清零”雖然随時處于防範病毒輸入的風險中，不時地有地區的發生輸入病毒擴散的疫情。但總體可控，對全國正常的生産生活影響有限。有限幾個城市出現嚴重疫情，也可以做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全國形成合力阻斷疫情進一步擴散。

也就是說，中國有超強的組織動員能力，有廣大的戰略縱深，有世界規模最大的制造業和物流企業，最重要的是有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和廣大人民群衆的支持。中國具備了一面與病毒鬥争一面發展生産的能力，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這個就是中國獨家堅持動态清零的原因。

當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堅持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一旦“與病毒共存”，即便因有疫苗保護死亡率不是很高，但感染基數大到一定程度時，死亡的絕對數字也會大到一個可怕的程度，這是始終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中國共産黨不可能容忍的。

通過西方面對新冠病毒的表現，你體會到“資本主義制度意味着什麼”嗎？我過去也沒有想到這一點，通過美國及其盟國的抗疫表現我終于悟出來了，它們的社會和制度之所以叫做“資本主義”就是因為它們的社會崇尚的是“資本至上”，它們的制度保障的是“資本高于一切”，資本高于人的生命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便“理所當然”了。老百姓長期活在這種“理所當然”的氛圍裡，所以即使死100萬，也沒有人去找美國政府的麻煩。反之，中國的制度叫社會主義制度，什麼意思呢？那就是“人的生命至上”。我們分開解讀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以為，中國的社會制度叫社會主義還不夠準确，必須加上“中國特色”，這個“中國特色”不是别的，就是“人民至上”。故，我以為中國社會制度應該直接叫做“人民主義制度”。

一個叫“資本主義制度”，一個叫“人民主義制度”。一個崇尚“以錢為本”，一個崇尚“以人為本”。這才是美國與中國在社會制度方面的根本區别。這因為如此，面對烈性傳染性疾病新冠肺炎，中美兩國的抗疫策略選擇才如此大相徑庭。

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以資本至上，自然推崇自由競争，即崇尚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它符合生物的自然進化規律。中國的人民主義制度以人民至上，自然推崇團結協作，即崇尚合作共赢的社會法則，它符合人類的社會進步規律。

但應該注意的的是，物極必反！美國正是過度強調資本至上和自由競争，所以社會正朝着無序化發展，最後必然催生出自我摧毀的力量，即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是資本主義社會自己。同樣，中國的人民主義制度還在成長過程中，還沒有充分暴露自己有什麼緻命的不足。但這種不足已經出現端倪，那就是個人過于依賴集體，在抗疫中表現出或多或少的“巨嬰症”，個人缺乏抵抗風險的心理素養和應對技能，遇到困難就怨天憂人，隻看到自己的困難，看不到别人為自己的艱辛付出，稍不如意就罵罵咧咧。

這種個人獨立性和意志力的萎縮如果不加以遏制，也會摧毀我們的“人民主義制度”——都去依賴政府和社會，沒有願意為他人奉獻，這個社會形态也就不複存在了。所以，我們也要汲取資本主義制度中某些合理的成分，比如我們的社會也要引入競争，隻不過是統一規則下的公平競争和有序競争。我們在批評西方社會因新冠死去100萬而政府不擔責的同時也要學會一定程度的責任自擔，不然社會也承受不了，遲早會被我們自己的無節制的索取弄垮的。

仍然希望出現特朗說的“突然消失”的奇迹嗎？可以這樣說，如果西方社會不改變“與病毒共存”的政策，那麼病毒感染人數會始終保持在足以做天然“病毒培養皿”的程度，病毒會不斷變異。如果有一天變異出的結果毒性低到不足以給人的生命造成威脅，那麼疫情就結束了。但病毒變異是人類無法控制的過程，病毒毒性變強還是變弱，甚至向多個方向變異，或與别的病毒結合，或通過動物再返回感染人類等多種可能性都會發生。所以，期盼病毒自然結束幾乎就是一個夢。

當年的黑死病導緻歐洲長期處于戰争狀态，故都說傳染病大流行可能導緻戰争的發生，2022年果然發生了俄烏沖突。表面上看是俄烏沖突，事實上是俄美沖突，俄美沖突又是中美博弈這個大背景下的一個局部。也就是說，美國為了解決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各種因素導緻的美國國内矛盾，為了維護自己的全球霸權不至于衰落，它必須發動一場戰争，于是有了這場俄烏沖突。美國人還不滿足，繼續在我國台海地區制造恐怖氣氛，意在伺機挑起另一場戰争。戰争會使人們忘記病毒，更有利于西方世界實行“與病毒共存”。

西方有些國家不顧世衛組織警告，試圖宣布疫情結束，事實上是“當它不存在”，掩耳盜鈴罷了。 把因新冠病毒感染而接受治療當成常态，隻不過每年統計的“自然死亡率”高幾個百分點罷了，美國政客是不會在乎的。隻要資本利益集團利益不斷增長，病毒毒死幾十萬，戰争耗死幾十萬在美國政客的眼裡又算得了什麼呢？

當然，中國并不是隻有“動态清零”這一招。我多次在文章中重複過中國可以創造自己的“與病毒共存”的條件，這些條件是：

第一，科學家和醫療專家全面掌握新冠病毒的特性和傳播方式（目前并未全面掌握），研發出能對付病毒變異的疫苗和治療新冠病毒感染的廉價而有效的藥物（目前至少未做到廉價，至于有效也未見足夠的數據支持），形成了一套系統地治療新冠病毒感染的中西醫結合的有效的醫療技術（似乎還有待總結和有目的的醫療培訓）。

第二，民衆對疫苗的有效接種率超過80%，基本實現了接種疫苗意義下的群體免疫（這個似乎已經達到，但不均衡，老年群體接種率不足）。

第三，通過可靠的大數據統計，感染新冠病毒者的死亡率不高于普通流感（目前有此數據，但可靠性不夠）。

第四，包括社區醫院在内的各級醫院的呼吸科門診都有治療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專業醫生。即，使其和普通感冒一樣，得了病找醫生，回家自己吃藥就行，自覺住家隔離即可（這條顯然差得很遠）。

這些條件滿足之前，中國必需把動态清零當持久戰來打。

中國在動态清零的過程中暴露了我們的許多工作的短闆，有的屬于觀念和态度問題，有的屬于覺悟和道德問題，有的屬于組織動員和執行能力的問題，有的屬于現代技術應用不足的問題，這些都是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們把“動态清零”當持久戰，不僅注意到它的持久性，還要注意到它的戰争性。戰争是考驗和鍛煉共産黨執政能力的熔爐，如此一來我們就把壞事變成了好事。經過一次又一次“動态清零”的考驗，我們的黨更加堅強，人民更加成熟智慧，國家更加強大，反而促使中國早日實現複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夢想。

文章寫到最後，歸納總結一下：

A.新冠病毒本身是完全可以被徹底清零的。

B.西方國家“與病毒共存”是一種集體不作為，這種不作為使病毒不斷變異且使非西方國家被輸入導緻非西方國家不能徹底清零病毒。

C.中國被逼選擇動态清零，其他非西方國家被逼選擇跟随躺平。換句話說，沒有西方國家的“與病毒共存”，就沒有非西方國家被“動态輸入”，也就沒有中國的“動态清零”。

D.無論選擇動态清零還是跟随躺平都會付出代價，有的是經濟代價，有的是生命代價，或兩種兼而有之。

E.無論什麼代價，都是西方“與病毒共存”式的不作為所導緻，抗疫過程中發生的侵害民衆利益的所有事件，其責任都應由西方國家的帶頭大哥美國來承擔。

D.如果動态清零抓得早、抓得快，代價會很小，否則代價會比較大，但都大不過“與病毒共存”的代價——阻礙全世界經濟複蘇，奪走600萬人的生命。

E.隻要西方國家不改變“與病毒共存”，新冠疫情自然結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無論是誰都不能輕易做出病毒結束的所謂預測，中國要做好打“動态清零”持久戰的思想準備。

F.中國可以做到基于高疫苗接種率意義下的群體免疫，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與病毒共存”，也許到那時中國才可以宣布疫情結束。

G.通過中國和西方抗疫的比較，我們才能深切地體會到資本主義制度就是資本至上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就是人民至上主義制度。中國實行的是人民至上主義，所以中國的社會制度是人民主義制度。

H.動态清零是中國社會的共識，本無可争議。中國發生“清零”與“共存”之争是國内外敵對勢力蓄意挑起的，意在從内部搞亂中國以達到遏制打壓中國的目的。

I.共存論既是政治病毒又是思想病毒，可以叫做“共存病毒”，它是新冠病毒的幫兇，其惡劣影響遠超新冠病毒。

J.隻有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人民中國才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中國人民應該珍惜、維護這個人民主義社會制度，團結起來共同築成抗擊病毒的銅牆鐵壁，取得抗疫鬥争的最後勝利。勝利一定屬于中國人民！

注：本文作者為“秦安戰略智庫”核心成員牟林，為本平台原創作品，新的一年，祝願大家攜起手來、戰勝疫情、遏制霸權，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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