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康 張莎玮

内容摘要：垃圾分類的實施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自下而上的配合。本文嘗試運用設計思維來反思垃圾分類的本質和核心問題，橫向延展垃圾分類的全流程，縱向剖析垃圾與人的關系，讨論了懂、減、分、用“垃圾”等核心問題，探讨如何通過設計的創新思維尋求解決垃圾分類的設計策略。

關鍵字：垃圾分類 設計思維 策略創新

随着城市化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們的日常生活垃圾愈加複雜且數量巨增，已經成為社會持續關注的焦點。當下我國諸多城市已經施行了垃圾分類管理制度，以在廣州的觀察而言，經過近期的調查與研究，我們發現落實的效果普遍低于預期。主要問題有：分類垃圾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分類之後收運混淆；分類習慣養成緩慢，過渡時間長；廚餘垃圾分類難度大，可回收利用垃圾大量被歸于其他類别，分類效果不盡如人意；并且分類的約束力不夠強。對比上海、深圳等已經将垃圾分類作為城市管理條例全面推行的其他城市，這一現實仍舊是各地較為普遍的現象，參與性低、系統性差、徹底性不足等問題成為垃圾分類進一步推進的頑疾。

“垃圾分類”和衆多複雜的社會議題一樣，既不能單純依靠行政指令，也不能指望幾張海報和幾款垃圾桶就能解決問題；設計師或者設計參與到“垃圾分類”的行動不應僅僅停留在海報或垃圾桶這些具體的設計工作上，我們更需要新的系統性思維和更具複合性的策略來面對此類問題。設計，既然可以定義為“個體或群體所持有的特定目标；深思熟慮、目标清晰的規劃；一個将目标和手段對應起來的腦力活動或方案”。〔1〕那麼，針對“垃圾分類”這樣的複雜性議題，設計應該提供一條開放性的觀察與思考路徑，充分發揮設計的創新思維：強調以問題為中心，開展多種可能性的探索，提出系統性的解決策略。具體到“垃圾分類”這一現實問題，我們将思考聚焦于用設計思維透視整個垃圾分類系統本身，尋找問題的關鍵所在，思考“垃圾分類”精準度如何進一步提升，以及居民的分類積極性如何進一步獲得激發。

垃圾、垃圾制造者與垃圾處理的關系 繪制/謝倩

垃圾分類的本質和核心問題

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知名的未來學家托夫勒就提出，垃圾分類将成為第四次“革命”。既然查、評、逼、考、罰并不能完全有效解決問題，那麼，阻礙垃圾分類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我們認為，首先需要分解垃圾與垃圾制造者（人）、傳統行為與新行為之間的沖突。從當下垃圾分類的結果看，首先是缺乏從不同維度對“垃圾”本體的思考，更進一步是對“垃圾制造者”本身的思考。垃圾分類，貌似重心在于垃圾，其實根本在于“人”。因為是人在制造垃圾，扔垃圾、回收垃圾的主體還是人。所以，追問垃圾分類的根本其實是追問人和垃圾的關系如何達成，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要妥善調和“垃圾—垃圾制造者（人）—處理垃圾”三者的關系。

我們需要明确的是：垃圾分類的終極目标其實為了減少真正意義上的垃圾，因此，隻有所有制造垃圾的人真正“懂垃圾”，才會主動“減垃圾”，才會知道如何“分垃圾”，也才能更好地主動盡自己的力量幫助實現“用垃圾”（回收）。

1. 懂垃圾

當前垃圾分類工作面臨巨大的難題和挑戰，人們還沒有形成垃圾分類意識和習慣，調研中我們發現大多數人不明白垃圾分類的規則，想要分類也總是出錯。已經有學者研究表明城市居民垃圾分類意願和行為存在較大差異，願意參與垃圾分類的比率（82.5%）明顯高于實際參與垃圾分類行為的比率（13%），較高的分類意願并不必然會産生較高的分類行為。〔2〕影響垃圾分類意願和行為的因素有差别，垃圾分類行為的實現取決于情景因素、便利性、認知和态度，垃圾分類意願則主要受認知和态度、個體特征、推動措施因素影響。

針對上述問題，在垃圾分類的各個環節，不論宣傳指引還是空間、産品的介入，都需要以“懂垃圾”為重心，充分考慮人們如何才能有效獲取相應的信息，從共情性出發，而非目的出發，以同理心促成大衆對垃圾本身的理解。譬如我們生活中産生的大量碎片垃圾，包括各種小包裝、零碎的紙張等，無法在分類上定義，需要專門的指引；有害性的垃圾在危害程度上無法理解認知，也缺乏有害隔離處理的關聯性信息，使得人們容易對該類垃圾回收的意義和目标産生質疑并放棄主動性。因此，從設計介入的角度，如何促成“懂垃圾”仍有許多發揮空間，需要盡量增加情景因素、實現便利性，使人們正确地“懂”垃圾，改善大衆垃圾分類的主動性和自覺性。

廣州垃圾分類現狀

2. 減垃圾

懂垃圾成為共識，減垃圾的過程才能真正建立，最終實現源頭減量控制垃圾總量的根本目标。激發内生動力，讓公衆認識到個體是重要的參與者，這正是設計在社會創新方面發揮作用的關鍵所在。在我們的觀察中，現實生活中的垃圾相當部分來自于快遞和快餐，如何有針對性地減少這部分垃圾可以在兩個方面通過設計展開行動，其一是通過設計最大限度地減少此類垃圾的産生；其二是預設包裝、餐盒的回收設計，在其使用後避免混同其他垃圾，跳過一般性“扔垃圾”的行為，讓這些“非典型垃圾”直接、快速地進入回收環節。

此外，從“減垃圾”的角度，宣傳、傳播的設計也可以将“勸誡式”的标語設計成描述價值的語彙，讓大衆能夠清晰地了解回收一噸廢塑料瓶大約可以回煉600千克無鉛汽油或柴油，促成二次油田等等，從而激發每個人的責任感促成群體共識，使垃圾分類可持續推進，避免成為短效行為。

廣州垃圾分類現狀

3. 分垃圾

分垃圾是“垃圾分類”事實層面的微觀操作，然而，在現實觀察中我們發現，即使是在同一城市，垃圾分類究竟如何“分”才方便、有效，其實很難有通用的法則。垃圾分類的“分”與“扔”包含了相當成分的差異性，這種差異體現在社會、文化、經濟、生活、消費、空間形态等衆多方面。因此，垃圾分類的設計需要有針對性，避免同質化的分類措施。正因如此，我國垃圾分類才出現了所謂“三分法”“六分法”“五點減量法”等多元化的選擇；也出現了垃圾分類的“望城模式”“深圳模式”等地方樣本，各有其借鑒意義。

此外，“分垃圾”的過程還要考慮到學生、青年、老人對垃圾認識和操作能力上的差異，予以針對性的設計應對。如學生和上班族生産的快遞和外賣垃圾最多，垃圾分類設計對應在空間設計上應更加充足；老人則需要設計上門分類業務、獎勵業務，突出對老年人和生活不能自理人群的設計關懷。

哥本哈根CopenHill垃圾焚燒發電廠被譽為“世界上最清潔的廢物能源發電廠” 圖片來源/BIG建築事務所官網

4. 用垃圾

用垃圾是垃圾分類後物質回收、循環再生的重要環節，也是資源化利用效果轉換最有效的環節。有效的垃圾分類能更好地促成回收再利用、提升産業鍊附加值。生态修複設計本身就是通過設計創新将垃圾變廢為寶、綜合利用，如金屬回收利用、塑料再生、無機物環保制轉等；在尺度更大的層面，針對垃圾處理廠、垃圾填埋場進行的生态修複，以設計創新實現垃圾資源化、集約化、無害化處理，實現土地資源再生。如哥本哈根于2019年建成的垃圾焚燒發電廠CopenHill，是丹麥最大的環保計劃項目。該項目将垃圾焚燒發電廠、人造攀岩牆、體育公園等不同的功能重組在一起，可見這一設計策略已經超越了垃圾再利用的傳統思維，通過設計策略重組實現了環境功能、公共空間、生态關系的共建，達成環境、經濟、社會的共赢局面。

哥本哈根CopenHill垃圾焚燒發電廠被譽為“世界上最清潔的廢物能源發電廠” 圖片來源/BIG建築事務所官網

以創新設計推進垃圾分類

1. 價值設計

垃圾分類在根本上是通過“分垃圾”實現再利用和精準處理，進一步實現價值的重組，因此也有必要通過價值引導、價值設計來策略性地達成目标。雖然通過垃圾分類獲取經濟收益的安排不太現實，但可以通過有償服務将“垃圾分類”社會分工化，高标準的分類要求和付費外包相結合反而有可能實現垃圾分類的效果。此外，在減垃圾的環節中，也可以考慮增加懲罰設計策略，譬如日本1970年推行的諸如《固體廢棄物管理和公共清潔法》等法規，對于如沙發、衣櫃等大件生活垃圾需繳納相應的處理費用等，這些利用經濟手段來平衡垃圾分類意願與行為的策略，都是十分有效的價值整合路徑。

實現個人意願、勞動付出和垃圾再生資源價值的共赢：參與垃圾分類的人完成垃圾分類的過程，并且這種行為受到社會認可，個人價值得以體現，垃圾資源也得到應有的處置，形成新的社會資源，兩者互為支撐，即有可能形成可持續的态勢。值得注意的是，價值引導位于設計策略中的最前端，完善的價值引導，可以輕易地撬動後面的分類和處理過程。

歐盟委員會對于垃圾處理等級的定義 圖片來源/https://ec.europa.eu

2. 協作設計

協作設計關注的是垃圾分類活動中主要參與者的行為設計與行為組織。垃圾分類全過程的集約和高效，是各個參與者之間相互協作完成的，其中包含了如何設計更緊密的協作參與、自助式參與、主動參與的關系與模式，讓新的存在（垃圾）和行為方式（垃圾分類）通過“協作設計”成為社會創新的新生力量。譬如在現實觀察中，個人扔垃圾這一行為與環衛部門收垃圾這一工作的銜接過程在時間、空間上存在諸多錯位；因為不能精細化安排各類垃圾丢放、清除的時間、地點，使得垃圾轉移的場地常常混亂不堪，分類垃圾不得不再次混在一起，使得前期的分類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在垃圾分類實施過程中，環節與環節之間不能分割來讨論，參與者的行為是連貫緊密的，分割則意味着做減法，如僅從社會層面推廣鼓勵居民自覺進行垃圾分類，即使居民能積極參與，但沒有統一的垃圾分類回收規則和處理環節，最終也無法實現垃圾的有效回收利用。因此，垃圾分類最後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協作者之間是否完成了高度連接。

創新設計推進垃圾分類 繪圖/謝倩

3. 産業（産品）支撐設計

産品設計或許是設計介入垃圾分類最容易理解的環節，比如我們熟知的垃圾桶的設計。但我們需要特别關注的是，新技術或許能帶來解決問題的新方向與新方式。如面臨垃圾對生活産生危害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衍生出垃圾分選設備優化、垃圾儲存類型優化、垃圾運輸無污染優化等一系列新産品。此外，包括信息技術、大數據的發展，智慧環衛雲平台通過整合互聯網、物聯網、GPS、GIS、移動通信網絡等信息技術，一方面可以使“扔垃圾”的個體對垃圾分類、回收、處理過程有更清晰、多樣的途徑去了解和參與，提供垃圾分類的主動性和有效性；還可以通過對環衛車輛、環衛人員、環衛設施等實體的狀态監控，達到合理分配資源、有效提高行業作業質量等方面的績效。

設計助力垃圾分類，不應僅僅停留于産品的設計，而是需要從如何服務垃圾分類、支撐垃圾回收産業出發，為整個垃圾分類及回收産業的相關産品、産業支撐開展設計才是設計參與其中的終極目标。

總之，垃圾分類不盡如人意的局面未必像其表面呈現的那樣簡單，各種複雜的原因造成了現實諸多的斷裂與誤解。隻要回到問題本身，去發現和引導參與者的内在動力，改變就有很多可能。運用設計策略（Design Strategy）實現價值引導，首先應分析垃圾分類外部環境中的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再分析阻礙垃圾分類的本質問題，綜合考慮制定具有全面性、長遠性、在地性的系統策略，這是一種超越具體實施方案的策略性設計，是一種更加立體、綜合、全面的思維模式。在對垃圾真正的懂、減、分、用的過程裡，通過價值引導設計、協作設計、産業支撐設計等一系列設計介入，傳播有效的垃圾分類設計創新模式，将使整個過程形成完善的閉環系統，持續積累經驗，鼓勵地方踐行，以創新設計推進垃圾分類，從而真正實現垃圾分類的可循環和可持續。（本文來源于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以公共藝術驅動粵港澳大灣區公共環境創新提升的設計策略研究”，項目編号：18BG108）

注釋：

〔1〕[意] 埃佐·曼奇尼著，鐘芳、馬謹譯《設計，在人人設計的時代：社會創新設計導論》，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第ii頁。

〔2〕陳紹軍、李如春、馬永斌《意願與行為的悖離：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機制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年第9期。

沈康 廣州美術學院建築藝術設計學院院長、教授

張莎玮 廣州美術學院建築藝術設計學院講師

（本文原載《美術觀察》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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