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B站上的一條“二舅”視頻，把“精神内耗”這個詞送進公共話語。回想2021年，最流行的網絡詞語是“躺平”。再往前，2020年，相似的詞語是“打工人”。

而最觸目驚心的，還是2019年的“社畜”，将人與動物并立。

這些詞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用來形容或者自嘲一種身不由己的生存狀态，在社會學意義上則稱為異化狀态。

“社畜”，大意就是白領階層過着一種被壓榨、無休止、泯滅個性的畜生一般的社會生活，事實上就是人的極端工具化。“打工人”“躺平”“精神内耗”，要麼是程度差别，要麼是工具化導緻的結果，要麼則是在工具化現實之中發揮唯一的“能動性”——消極抵抗。

加班到天明的“打工人”

對這些現象最有概括力的，還是“社畜”。作為人，卻以“畜”自況，這在過去，尤其是1980S——理想主義年代、1990S——市場英雄主義年代、2000S——全球化狂想時代，是難以理解的。

而今所有的存在都能夠被理解；或者反過來說，過去所有的不可理解，都已轉換為某種存在。

原本難以理解的還有“吊絲”。

這個詞産生于2012年，席卷2010年代。它最常見的寫法，是給“吊”字加上“屍”字頭，那是它的原貌。全球化讓人們領略了分化的殘酷。

一個社會，集體地、坦然地以某種器官以及其上的附着物自況、互稱，回首人類文明史，史無前例。

雖無前例，但有參照系，比如陛下、殿下、閣下、足下，東漢蔡邕說，這是不敢直稱，“因卑達尊”。對方地位太高，我不能直視，因此用不直視的情況下所能看到的事物代替之。

“吊絲”顯然并無此意，因為即便緊緊盯着看也看不見，它的多種寫法都是為了規避“文明”困境而化生。也就是說，想盡辦法沖破重重障礙，目的隻是為了實現“自我貶低的自由”。

《我是餘歡水》，一個中年不得志的吊絲人生

這種自我矮化，是對現實境況的反映。

人們從潛意識裡發現，正如彼得·L·伯格所指出的那樣：“社會是讓我們身陷囹圄的曆史囚籠。”身在囚籠，無法沖出，于是便自嘲和互嘲，以此忘記囚籠是一種苦——這就是獲得快樂的有效方式。

“吊絲”代表社會中下層的一種玩世不恭的态度，所蘊含的也是一種主流社會心理。

觀察今天的社會，必須正視一個認識前提，那就是，主流文化是由社會中下層來代表的。這和史書裡的世界大異其趣，過去的風尚幾乎完全由上層創造和引領。

道理很簡單，過去是階級社會，而今天是市場社會。市場是打群架的，人多，就能自發生成和強化價值取向——雖然因為難以聯合而不能制定規則。

那些創造性的頂級企業領袖是市場上制定規則的人，但托舉他們的是數以億計的中下層；明星在公共場合裝模作樣，也是裝給數量巨大的“吊絲”們看的。

“吊絲”時代，中下層的自我意識還是很強烈的，人們試圖通過語言、行為等方式獲得快樂，正說明人還沒有放棄對人格完整性乃至自我實現的追求。“我”可能先天、後天條件不如他人，但“我”知道我是我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我”接受當前低下或者一般的經濟、社會地位，但人格完整性并沒有被瓦解。

當主流自況從“吊絲”轉換為“社畜”的時候，背後的心理意義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最重要的一點是，人格完整性被瓦解了。

當代年輕人的倦怠感從何而來？

一個人可以承認自己長得不好看，過得不體面，但基本上不會承認自己是“畜”。“畜”是用來和“人”相對應的，不僅是一種靈性差别，還是一種道德差别。隻有當一個人在行為上極其反社會的時候，人們才會把他和動物并提。

比如，“是禽獸也”“禽獸不如”。

“社畜”這個詞背後，沒有一絲快樂，沒有自嘲，沒有玩世不恭——玩笑總是有度的。所以這不是一種修辭，而是一種承認，對人的存在狀态的承認。

這種存在狀态，是缺乏自由意志，被驅使，不能停歇，機械式地生存。“畜”字很觸目驚心，符合中下層大衆的形象思維特性，但它真正所指的，其實是機器。

笛卡爾說，動物是機器；拉·梅特裡說，人是機器。“社畜”的意思就是，人和動物一樣，都是機器。

“鬼畜”“社畜”兩個詞都來自日本。中國人從19世紀末以來，就保持着語言借用的習慣，主要的借用對象就是日本。早期，我們借用的是他們率先翻譯的西方現代理性概念，以及一些原本不知道的風物、地理名詞，現在，我們需要的是他們“重口味”思維中不時閃現的高度概括力。

這些詞彙驚悚，但形象。

在線性的現代生活邏輯下，日本一直走在中國前面，所以這種借鑒無可厚非。作為近鄰，日本人總是比中國人早一拍感受到現代化的高價值，同時也早一拍地體驗到“囚籠”的滋味。

“囚籠”，今天主要表現為機器。實體的機器，以及機器化的社會運行方式。

多數人的機器式生存，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尤其當人的競争對象是機器，而且人由機器來指揮的時候。

人類創造了機器，卻由機器指揮

工人，外賣員、快遞員，白領、櫃員、程序員，寫作者，醫生、律師，藝人、直播者、網紅……這些主流職業，都在與機器競争，并且被機器所指揮。有點累贅，但為了便于理解，還是說明一下他們分别對應的“機器”。

工人至少從200年前就開始和機器競争，作息也由機器決定。

外賣員和快遞員的對手和指揮者都是作為機器的平台。

白領的機器是電腦、手機以及背後的工業制度。

櫃員的對手是程序員研發的機器程序，而程序員的對手是他們自己研發的日益聰明的機器程序。

寫作者的指揮員是機器統計出來的閱讀偏好數據。

醫生早已機器化，律師也一樣在機械化流程下完成工作，好醫生和好律師都是因為還保留着動情的能力。

藝人、直播者、網紅看上去是自由的，但他們的“上司”，也是機器使用大數據技術完成的流量統計。

GMV（交易總額）是衡量主播價值的标準

可以說，在當代城市社會，生産過程不依賴機器、控制手段不機器化、效率評價不以機器為榜樣的職業已經非常稀有。就算是乞讨，也需要一個二維碼，否則破碗裡将空空如也。

人總會尋求身邊主流群體的認同，而不管它是什麼群體，獲得認同，是自我安放的必要條件。現在，幾乎所有的群體都具有被機器操縱的特征——工業機器和機器化的企業運行。想要得到機器化群體的認同，隻有一個辦法——成為機器化的人。

機器隻要有動力，就是永動的。隻要機器在動，人就不能停。

“社畜”的哲學意義，就是“永動的人”。

人是如何成為機器的？

前面其實已經指出了大緻的邏輯：社會是人的囚籠，人是身不由己的；接着，技術發展和理性的評價制度讓社會機器化了，所以人也必然、必須機器化。

宏觀判斷非常無情，在微觀情形下，任何變化都涉及我們的情感體驗、生活經驗，而這正是變化會給許多人帶來痛苦的原因。

社會自有其運作機制，個體的痛苦微不足道。隻有人文主義者會在乎後者，但人文主義的聲音在今天已經非常微弱。

社會像一個棋盤，置身其中的人們宛若棋子

人與機器的區别，在于有沒有愛。

這和人與動物的區别類似，但是更徹底。因為動物可能沒有社會性的愛，但還是有生物性的愛——沒有審美，但有沖動，而機器沒有任何形式的愛。

動物會撫養後代，母鳥會反複來回，為自己的孩子抓蟲喂食。

有的成對的動物之間還有本能的一體感，比如元好問以親身所見寫下的《雁丘詞》，一隻大雁被獵人網殺，另一隻悲鳴不去，觸地而死。癡絕的愛，“千秋萬古，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

大雁象征着忠貞不渝的愛情

動物之愛，出于本能，而人類之愛，由社會決定。

人類聯合為社會的目的，在洛克、盧梭看來，是為了變得更好；在霍布斯看來，是避免更壞；而比他們早得多的中國先賢荀子認為，聯合是為了共同對抗其它動物強于人類的先天優勢（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是被迫相愛。

總之，動物未必要相愛，但人必須相愛。這裡的“相愛”是意義寬泛的，指的是自發的利他性，社會必須依賴合作來運行，而合作要求每一個人都要有所讓渡。冰冷的算計、極端的自利是反社會的，倘若人人如此，必然導緻社會瓦解。

《愛在黎明破曉前》劇照

但是，所有建構我們的基本道德律和代代傳承的基礎認知的公理（包括“人必須相愛”），都有一種和計劃經濟一樣的根本缺陷——無法考慮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以及新的市場、商業模式的出現。

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在今天表現為機器籠罩一切，機器是沒有任何道德情感的。

把生産的指揮和評價全部交給機器，在社會生活中貫徹機器文化，可以創造出一種特别公允、客觀的形式印象，把所有問題都轉化為經濟效率問題。

不過，效率的代價是擠壓愛存活的空間。

中年男子喝醉後哭着喊“媽媽”；連續加班一個月的女子在地鐵站痛哭流涕；收費站女員工因為幫忙推車遲緩了另一輛車的通行而被責罵，默默拭淚；知名企業直接在工位上宣布裁員；大企業員工在患病以後被迅速辭退；還有，不時發生的加班導緻猝死事件……

這些，都是對“社畜”的現象印證。

現象背後，邏輯一緻：今天的社會運行是機器式的。人作為部件，如果不能正常運轉，就會被馬上更換。

這意味着，人必須成為永動機。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劇照

現代世界，以及每一個引領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大人物，是功勳卓著的。因為人類社會的曆史，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對抗饑餓的曆史，而現代化的實現，讓人們隻要有能力并且願意勞動，就不會挨餓。

不過，任何事情都有成本，擁護現代化也不意味着要無視這些成本。在這一問題上，最顯著的成本就是“永動”：人被機器化，進而“無情”，更少地收獲愛，也更少地去愛人，因此也更容易心理崩潰。

愛，其實是一種人格要求。

神，不需要被愛，隻需要被信仰；聖人不輕易動情，正如魏晉王戎說的，“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動物可能有本能之愛，但沒有意識到的愛。隻有人，需要去愛，也需要被愛，這是維系人格完整的基礎。即便是集中營裡的納粹軍官，在家庭裡也可能是一個好父親和好丈夫，如果沒有這一角色來對沖“工作”中的極端工具化，他也不能存活。

愛，是自覺地認為對他人負有責任。即便對一個陌生人，同情，就意味着一份責任在心頭滋生。

愛是工作結束後，兩個人一邊吃飯，一邊互相分享今天遇到的事

有一種東西會瓦解愛——物化。

在古代，最早源自道家哲學的“齊物”思想，“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刍狗”；接着被佛家哲學推演到極緻，“物化則一片清虛，四大皆空虛，真淡之至也”。但這不是不愛，而是不特定地愛。

在現代，物化就表現為不愛了。科層制、泰勒制、功能化、流水線化、螺絲釘化、勞動貨币化，都把人理解為一個局部，而局部是沒有情感的。你的手臂，你的腿，是不會愛一個人的。把局部當作整體就再也沒有整體，正如泛神論就意味着無神論。

非常冷酷，但我還是想說，今天，當一個企業去大學或者勞動市場招人的時候，多數情況下，招聘者看到的是這雙手、這雙腳、這張臉、這個專業甚至這個酒量能做什麼，而不是這個人能做什麼。怎樣把一個人拆下來，最有效率地組裝在機器以及機器化的機制身上，這就是今天對“勞動”的理解。

這不是推理，已經是一種社會現實了。現實會塑造人的意識，社會會規訓人的行為。“社畜”就是這樣産生的：刨除人格，抑制愛的需求，去做一個合格的機器零件。

《我的解放日志》劇照

在“社畜”之前，日本流行着一個半學術半民間的新詞——“無緣社會”，無社緣、無血緣、無地緣。“緣”是紐帶，而紐帶的必要成分是愛，因此“無緣社會”其實就是“無愛社會”，它的下一步，必然就是“社畜”。

“社畜”已經是一種合理存在。人們，尤其是生于現代制度下的年輕人，會覺得在現代世界裡，“愛”這樣的非效率問題不被考慮實在正常。他們具有現代意識，因此超越前輩，但他們也正是最大的受害者，未來更甚。

當我說當下的社會日漸“無愛”的時候，可能會招緻反對。反對的人們會列舉各種事實：你看，網友們不是每天都在集體的聲讨與譴責甚至辱罵當中表達着正義感嗎？正義感不就是愛嗎？

然而，動用鍵盤對遙遠的人與事表示自己的道德義憤是零成本的，而一切不需要成本的行為，其真誠性都令人起疑。在這些過程中，人的道德情感的确還在，但它是虛拟性的存在。

《愛在黎明破曉前》劇照

真正向周圍的人與事付出愛，是需要現實成本的，時間、金錢、他人觀感、領導看法以及與此相關的個人遭際、事業前途，都可能成為愛的成本。因為愛，意味着個性，意味着人格完整，而機器化了的一切，排斥個性，排斥人格完整，個性和人格完整幾乎将毫無意外地遭受懲治。區别在于，有的迅速，有的緩慢。

大多數人，一邊在遙遠的事件上義憤填膺，一邊卻在身邊的不合理事實面前默不作聲。無論是事關價值，事關愛自己的人，甚至事關自己，都是有愛不言，有恨不語。這種狀況時常令人感到窒息。

當我們适應了這一套機器化規則的時候，意味着每一個人都被成功學馴化了，但“成功”的人畢竟寥寥無幾。正因如此，成功學就是邏輯自悖的，它的接受面越廣，就越暴露出其“不成功學”的真實面目。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社會作為一個客觀環境，個人不得不去适應，但社會本身，是集體選擇的結果。也就是說，它既然如此，卻不是必然如此。當你認為别無選擇時，就是被現有的社會設置所欺騙，同時也在自欺欺人。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劇照

它是可以改變的，隻是需要理想，甚至幻想，而理想與幻想依賴獨立人格。那個怕被改變的機器化的現實，正在預防性地消滅獨立人格。

消滅的辦法就是，讓人們忘了愛。

内耗者，躺平者，千萬打工人，勿忘了王戎在“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之後說的另一句話：“情之所鐘，正在我輩。”

作者 | 南風窗新媒體主編 李少威

編輯 | 莫奈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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