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時期，有一個叫“不準”的盜墓賊，發掘了一座戰國魏侯的大墓，結果金銀财寶沒發現多少，倒是幫後人找到了一部，自上古至魏國時期的曆史專著——《竹書紀年》。

自《竹書紀年》問世以來，關于其史料的真實性，以及後世流傳版本真僞問題，一直是沒有定論。其中，關于堯禅位于舜的故事，在《竹書紀年》中，完全颠覆了《史記》的記載：

“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由于《竹書紀年》在流傳中也出現過缺損、佚失、删改、僞作等情況，各種版本說法不完全一緻，但是其表達的核心思想很統一：舜得位不是堯心甘情願禅讓，而是舜以政變的方式強行奪取！

這個記載，完全撕碎了司馬遷标榜的上古政治楷模——禅讓制。

實事求是地講，在沒有新的考古發掘證據出現之前，所有的争論都限于理論研讨，不可能形成定論。不過，回歸到人類曆史發展的曆程，來探析這個問題，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話題。

我先把自己的結論分享給大家。

堯舜禹時期的曆史，就是一段中國從部落聯盟到邦聯制結構過渡階段，權力結構的私有化進程，必然促使領導權，由原始的選舉向壟斷轉化。由此，從“民主”到暴力是曆史的必然選擇，禅讓隻能存在于更遠古的時期，不可能在政權結構中存在，它隻是司馬遷的美好願望。

同時，從曆史演化的理性分析來看，從黃帝氏族到夏朝之間，一定會存在若幹個王朝，或類王朝，夏絕不是第一個。黃帝、颛顼、帝喾、堯、舜（五帝）可能是一個廣義的概念，不是指一個人，而是某個部落邦聯制結構政權的代稱。

我們先從無解的“舜囚堯”奪位談起。

按《史記》記載，堯在位一百年。堯七十年，四嶽向堯聯合舉薦了舜；堯七十三年，舜文廟受命，代堯行天子之權；堯一百年駕崩于陶唐；三年喪期後，舜正式即位：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

這個記載跟《竹書紀年》基本相同，所以，從史料看，除了出處存疑的“舜囚堯”外，其實在古本《竹書紀年》裡，找不到關于舜篡位的直接證據。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是我們還是能從史料裡“聞到”一些火藥味：

1. 堯帝權力崩塌的三個階段

我們對照《史記》和《竹書紀年》，以雙方不沖突的資料互補，很容易看出，堯帝在執政過程中，多次遭受大臣們的挑戰。

①讙（huān）兜與共工結盟對抗堯帝

堯十九年，天下遭遇洪災，讙兜向堯推薦共工治水。堯開始不同意，後來勉強接受，但共工治水不成功。後來在一次商議接班人的會議上，讙兜再次推薦共工，被堯嚴詞批評。最後，讙兜和共工，與鲧、三苗部落一起被流放，稱“四兇”。

②丹朱被流放暴露堯家族的内部鬥争

丹朱是堯的兒子，大臣放齊曾經建議确立丹朱為接班人。不過這個提議沒有得到響應，堯以丹朱的德行不夠為由，終止了話題。堯五十八年，堯又讓後稷流放了丹朱。堯去世三年服喪期滿後，舜讓位于丹朱，丹朱避于房陵，舜即位。

後稷是堯的弟弟，除了後稷（周的始祖），堯還有一個弟弟契（商的始祖），和侄子臯陶，這三個人在堯帝時期幾乎沒有作為，而舜即位後，三個人都是重臣，應該也是把舜推為接班人的重要勢力。

史學界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堯其實一心想把丹朱捧上位，但是遭到了激烈的反對。結合這個觀點，以及後稷等人的履曆，是不是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由于堯遲遲霸占帝位不選舉，并試圖将帝位傳給丹朱，影響了後稷、契的接班，導緻他們聯合其他反對派，共同以舜為領袖，推翻堯帝！

也就是說，流放丹朱其實是舜在鬥争中，對後稷等人的一次妥協。

③四嶽推薦鲧和舜有逼宮的嫌疑

四嶽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的總稱，也稱四羲和，是堯帝最重要的助手。四嶽與堯的前期合作非常順暢，堯帝把天下諸侯管理和四季節令都交給了這四人，但是分歧從堯六十一年開始出現。

由于洪水肆虐，四嶽舉薦鲧治水，被堯否決。在四嶽堅持下，堯勉強同意，結果鲧治水九年不成，在堯六十九年被廢黜，并被流放。

第二年，就發生了四嶽舉薦舜為接班人事件，一場裝神弄鬼的祥瑞降臨表演後，堯宣布确認舜為接班人考核對象，并于第二年将兩個女兒嫁給舜。

聯系上文，四嶽推薦鲧和舜，更像是堯的最核心力量出現背叛問題。

也就是說，上述矛盾，早期是讙兜、共工等少數勢力對堯的掣肘，中期是堯家族内部矛盾的大爆發，後期是堯核心班底的集體反叛！

2. 舜帝掌握權力的四個關鍵節點

自有史書記載以來，沒有哪一位帝王登基，像舜那麼複雜，那麼充滿玄機，光儀式就有三次。我們将舜掌握權力的四個關鍵節點，一一呈現：

①受四嶽舉薦獲接班人地位

這件事發生在堯七十年，堯的表态是“吾其試哉”（我用他試試看），《竹書紀年》描述得更詳細：

“洪水既平，歸功于舜，将以天下禅之，乃潔齋修壇場于河洛，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

這段話其實信息含量很大：

• 其一，去年剛剛以鲧治水不力處罰了他，為何第二年就“洪水既平”？怎麼又成了舜受禅的理由？
• 其二，《史記》說“試哉”，《竹書紀年》卻說“禅之”，兩個内涵差異太大。

能将這兩個信息統一起來，隻有一個解釋：鲧治水是成功的，否則不會讓他瞎折騰九年，他被廢黜不是因為治水不力，《竹書紀年》也沒有鲧治水不成的說法。舜的功勞，在于他舉薦了鲧。

堯面對集體反叛，不得不妥協，接受了舜作為接班人的事實，但是他并沒有完全放棄，企圖以婚姻拉攏舜。舜在不能一舉擊潰堯的情況下，接受了堯的妥協方案，一方面保留堯的帝位，一方面接管堯的實際權力。

②文祖廟“受終”

“受終”就是承受帝位，即正式登基，文祖廟是堯帝的家族始祖廟。堯七十三年，舜在文祖廟登基，《史記》和《竹書紀年》記載一緻。也就是說，這三年，堯帝沒能實現得了翻盤。不過堯雖然失權，但是名義上還是君，也就是說從這個時候起，天下有兩個君。

《史記》中有堯二十年後告老的說法，《竹書紀年》有對應記載：堯九十年遊居陶宮。

這段記載怎麼理解呢？是不是這麼一種情況：舜登基後堯一直還試圖抗衡，為丹朱上位謀劃，因而惹怒了舜，于是在陶地修築遊宮，将堯囚禁于此。也就是說，《史記》的記載所謂堯告老，其實就是被舜囚禁了，并渡過了最後十年的囚徒歲月！

③堯一百年駕崩

堯駕崩後，天下僅有舜一個君了。按照規矩，新王登基必須要等到三年喪期滿，雖然舜還不是正式的君王，但是已經不存在任何障礙了。

④喪期滿後正式登基“改元”

當然，那時候還沒有改元說法，隻是借用來形容舜正式登基的紀年标志。喪期滿後，舜讓位于丹朱，丹朱逃往房陵，于是舜元年開始了。

從以上四個階段看，你根本看不到禅讓的溫情，禅讓需要那麼藕斷絲連的糾纏嗎？你見過正常權力交接，前後領導之間如此複雜的交集嗎？

3. 幾次重大人事調整暗藏玄機

①堯帝流放“四罪”

四罪就是前面說的讙兜、共工、鲧和三苗部落。這件事發生在堯七十三年前，《史記》說這是舜的建議，我覺得這件事存疑。

讙兜和共工是兩個部落首領，跟堯有矛盾，跟舜的關系不詳。鲧與堯也存在矛盾，由此可見，流放四罪是堯的主意，而不是舜。相反，鲧應該是舜要力保的人。

②舜帝流放“四兇”

四兇是指帝鴻氏後裔“混沌”、少皞氏後裔“窮奇”、颛顼氏後裔“梼（tāo）杌”、缙雲氏後裔“饕餮”。這件事發生在堯七十三年之後。請注意，流放的不是四個人，而是四個家族。

③舜帝啟用“八元八恺”

八元是指高辛氏的八個兒子，八恺是指高陽氏的八個兒子。舜啟用八元主管教化，用八恺負責農業生産管理。同樣這十六個人，是指代十六個家族。

④舜帝架構二十二臣權力中樞

這件事持續事件比較長，在堯七十五年，舜就提拔了禹主持治水工作。從那以後，舜連續任命二十二臣，架構了一個從地方到中央，完整的權力機構。其中十人為中央官員，分别是：

禹：司空，相當于宰相；契：司徒，掌教化；臯陶：士，掌刑律；後稷：掌管農業；伯夷：秩宗，主祭祀；夔：掌音律；龍：納言，掌政令；倕：共工，掌營造；益：虞令，掌畜牧業；彭祖，職掌不詳。

另任命十二位地方長官，分管天下十二州。

《史記》中明确說，八元八恺雖然很有才能和德行，但不被堯帝啟用。這樣的描述，對把堯塑造成上古君主道德楷模的司馬遷來說，有點不可思議。二十二臣中，除了契、後稷、臯陶是堯時期不受重用的大臣，其餘不見記載。

由此可見，這四次人事調整，其實就是堯和舜兩派政治勢力的鬥争結果。第一次，舜剛剛走向前台，與堯之間勢力相當，所以堯流放了鲧，舜無能為力。

第二次是舜掌握了實權後，立刻就流放了堯的鐵杆勢力，即四兇，同時大力提拔堯的反對派八元八恺。

第三次是在勢力得到鞏固後，将堯的最主要反對派禹、契、後稷等人，全部擢拔到核心崗位，從而不光堯回天無力，丹朱未來也毫無翻盤的可能性。

從堯失權、舜得權和人事調整過程的分析，很顯然那個所謂的禅讓根本不存在。

如果史料的分析，大多限于證據缺損，難免流于理論分析，不能讓人完全信服，那麼我們換一個角度，從以上事實能不能得出以下結論：堯帝時期，充滿了私權的鬥争。

我想這個結論是可以下的。

那麼請問，什麼叫“禅讓”？禅，就是薦之于天；讓，就是授之以位。可見，禅讓就是将社會公權，以民主的模式神化的方式，實現權力傳承。它有一個前提條件——公權，那麼，堯帝時代還是公權社會嗎？

我國上古曆史的發展，經曆了氏族社會階段、部落聯盟階段、邦聯制結構階段。

氏族社會階段也稱原始部落階段，人類按血緣關系群居，每個群體就叫一個氏族，氏族内部數量大約20—80人，是一個原始的大公社會，族群最年長，經驗最豐富，最德高望重的家長，出任這個氏族的首領。

部落聯盟是若幹個原始部落群體，以聯合的模式，組成相對複雜的社會種群。這是由人類社會的發展，所帶來的人口大量繁衍，農業文化的繁榮，和生産關系的複雜性，進化的必然結果。在部落聯盟階段，聯盟的首領就必須以選舉的方式，或輪流坐莊的模式産生。

邦聯制結構則更複雜，它是由層層嵌套的部落聯盟之間，達成的權力架構，以協調部落聯盟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并以政權模式，強制執行。

夏朝和商朝，就是典型的邦聯制政權結構。堯帝時期屬于哪個階段呢？我認為屬于非典型邦聯制結構階段，或者說是邦聯制結構的初級階段，五帝時期都是這種結構。

他們都有一個最顯著的共同點：公權私有化！還有一個顯著的差異點：私有化程度不同！

①先說共同點：公權私有化。

在氏族部落階段，人類不存在私有權，連人都不是私有的，有老人一起贍養，有孩子一起撫養。部落首領甚至都不需要推選，自發公認才是主要表現形式。首領也沒有任期，大家覺得你行，你自己也願意就可以繼續幹。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最推崇的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理想社會。

到部落聯盟階段，因為有了不同氏族群體的合作，分配機制必然誕生，就開始出現了私有化的概念。部落聯盟首領自然就演化為利益代表人，所以，必須要有選舉制度保證私有化的公平性。由此，部落首領的公權走向私有化進程。

需要指出的是，公權私有化的演變有個漫長的過程，它随着部落聯盟的不斷龐大，私有化程度越來越高。

部落聯盟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是邦聯制結構的誕生，也就是公權完全私有化的階段。這個時候，領導權的産生，不再是，也不可能是由下而上的選舉，而是少數強大的部落之間的“寡頭民主”。

堯帝之前是皇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摯，堯帝之後是舜帝、禹帝。我們翻開史料就會大吃一驚：原來這幾位帝王都是一家人，颛顼是黃帝的孫子，帝喾是黃帝的曾孫，堯是帝喾的兒子，舜是颛顼的六世孫，禹是颛顼的孫子。

請問這種禅讓是公權的民主表達嗎？所以，它跟後來的夏商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公權私有化的曆史階段。

因而，禅讓這個詞，就不适用于邦聯制結構曆史條件之下。即便是堯将帝位讓給了舜，那也不是真正的禅讓，頂多算是家族内部的“内禅”。

②差異點：私有化程度不同

雖然都是公權私有化，但是五帝時期與夏商周三代，在私有化程度上存在明顯的差别。

五帝時期的領導權還帶有部分“公”的色彩，即大家族内部之間的公推公選，而到了夏商周，則完全演變為小家族内部的法定繼承，完全沒有了一點“公”的地方。

分析清楚了公權私有化的進程，我們就可以判斷：五帝時期跟三代一樣，都是邦聯制政權結構時期，都是以強制手段，将公權壟斷私有化的曆史階段。隻不過，五帝時期是邦聯制結構的初級階段，還帶有部落（家族）内部寡頭民主的特性，三代則以極端的強權，把公權完全私有化。

因而，堯帝所在時期，大體上算是私有制社會，并非傳統認知上的公有制社會。五帝時期就已經具有國家政權的強制特性，而不是夏朝才誕生。堯帝期間，邦聯制内部，幾個寡頭部落之間的權力鬥争非常激烈，并非溫文爾雅理想社會。

堯帝時期有資格角逐領導權的部落有：陶唐氏（堯）、有虞氏（舜）、夏後氏（禹）、高陽氏（颛顼）、高辛氏（帝喾）、少昊氏（帝摯），此外還有一些主要的政治力量，如帝鴻氏、少皞氏、缙雲氏、軒轅氏、有熊氏等等。

我們在第一部分的分析，堯帝期間的政治鬥争，就是圍繞在幾大寡頭氏族内部的權力之争。堯帝背後也是一大群利益群體，他想禅讓也做不到。

舜絕不是一個靠德行走到曆史前台的“勵志青年”，他本就是黃帝後人，有虞氏部落的首領。舜之所以繼承堯帝，說白了就是有虞氏與夏後氏、高陽氏、高辛氏等部落之間，達成了利益同盟，以強大的聯盟勢力，甚至直接發動政變，逼迫堯帝讓位。

結論：公權私有化的曆程中，不具備禅讓的土壤，不可能誕生禅讓！

在我們的認知中，中國在五帝之前是原始部落生存狀态，五帝之後進入國家意識形态，夏被定義為第一個王朝，禹和啟就是曆史的轉折點。

這個結論肯定站不住腳，按照這個理論，從一個公有制“禅讓”，到私有的“家天下”，父子兩代人就可以完成了？要知道，任何一個曆史進程的轉變，都需要若幹年的演化期，越是重大的轉型，時間越長。就像汽車轉彎，速度越快，轉彎半徑必然越大。

舉個例子，從分封制到帝制，整個春秋戰國都是過渡期，春秋松動了封建制，戰國摧毀了封建制，秦朝創建了帝制，整個過程曆時五百年！

再舉個例子，從門閥士族集團控制國家機器，到皇權獨裁統治，經曆了南北朝及隋朝，曆時二百年。

那麼，人類怎麼可能緊靠父子兩代人，就能完成從“禅讓”到“家天下”？按曆史發展規律，這個過程至少是以千年為單位量級的演化過程！

事實上，已經有考古推論，在夏朝之前還有虞朝，即舜帝建立的有虞氏王朝。不僅如此，可能還存在有堯帝創立的陶唐氏王朝（叫唐朝？）、帝摯創造的帝摯王朝等等，連黃帝創造的王朝，也有軒轅黃帝朝、有熊黃帝朝、缙雲黃帝朝和帝軒黃帝朝四個階段。

原來，所謂黃帝、帝摯、颛顼、帝喾、少昊、堯、舜，不僅是指代某一個帝王，而是指一個個長達數百年的王朝代稱。比如堯帝的陶唐氏王朝，曆經六代229年，堯隻是開朝帝王，末世帝王叫“密”。

難怪《史記》中五帝的壽命都長得吓死人，比如黃帝和堯，都在位一百年。也難怪年長的舜比禹低了四輩，原來他們僅僅是朝代的符号，并非真的是某個人。

雖然，這些資料僅僅處于有限的資料推測中，沒有定論，但是從曆史發展的規律來看，人類從邦聯制結構前的公權社會，到夏朝的私權結構，不可能由五帝這麼短的時間完成曆史急轉彎。

從理論上講，五帝代表的是五個，乃至更多個王朝，完成邦聯制結構的初級階段，将公權逐步演化為半公權。最後随着公權私有化的程度加深，自然催生夏王朝的私有結構，這才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

我們把堯舜時期，放進那個曆史階段，就會得出結論，那個階段怎麼可能會是禅讓制存在的時期呢！它應該發展到接近于夏朝的公權完全私有化階段了，禅讓一定隻能存在于黃帝之前的部落聯盟階段。

人們被《史記》的道德觀所左右，往往喜歡以道德眼光來審視堯舜禅代關系，由此糾纏于細節的道德挖掘、推演和評論。其實意義不大，兩千多年來，已經被嚼爛了。況且我們所處的環境，已經沒有了舊體制下的文化制約，不存在文人士大夫的階級立場。

所以，從不同的角度審視曆史更有意義，也更精彩。謹以此文抛磚引玉，與您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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