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說：

蘇轼是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智能優異，心靈卻像天真的小孩。

錢穆說：

蘇東坡詩之偉大，因他一輩子沒有在政治上得意過。他一生奔走潦倒，波瀾曲折都在詩裡見。

餘光中說：

旅行，我不想跟李白，因為他不負責任，沒有現實感；我也不想跟杜甫，因為他太苦哈哈，恐怕太嚴肅；而蘇東坡就很好，他很有趣，我們可以做很好的朋友。

蘇東坡一生颠沛流離，不是被貶，就是在被貶的路上，但他卻超越了個人悲哀，與命運達成和解。他豁達樂觀的處世哲學隔着千年時光，仍能給人們帶來慰藉。

今天是蘇轼逝世919周年紀念日，我們一起回顧他曲折坎坷的一生，紀念這個充滿人間煙火氣的有趣靈魂。

《蘇轼詞意圖》作者：範曾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文化流氓的危害在古代同樣存在，傑出的北宋文學家、書畫家蘇轼就險被文化流氓害死。

蘇轼雖然在文學藝術上取得了極其卓越的成就，受到世人的敬仰，但在仕途上卻是坎坷一生，多災多難。

嘉祐二年（1057），蘇轼與弟弟蘇轍同登進士。後母親去世，在家服喪。五年（1060）， 調福昌主簿，以制策考試優異，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治平二年（1065），入判登聞鼓院，直史館。繼而其父蘇洵去世，他又服喪回到家鄉。

熙甯二年（1069）服滿還朝，仍授本職。此時正值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見蘇轼政見與自己不合，命其暫時代理開封府推官。後來蘇轼上書宋神宗，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考進士出題得罪了王安石，王安石令禦史謝景溫上奏他的過錯。謝景溫窮治一番，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蘇轼見在京為官困難重重，請求外放，遂調任杭州通判。以後又調任密州、徐州任知州。他在地方頗有政績，深得民心。同時也看到新法給普通百姓造成的危害，心中不滿而又不敢直言，便寫了一些詩文加以譏諷，以便有益于國家。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轼調任湖州，上表謝恩，其中有這麼幾句話：“陛下知其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他說自己“難以追陪新進”， “老不生事”，充其量不過是發發牢騷而已。但緊跟王安石的“新進”人物卻認為蘇轼諷刺他們“生事”，惱羞成怒，進行報複。監察禦史裡行何正臣上奏，誣蔑蘇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曾因隐瞞母喪遭到彈劾而被王安石庇護且提拔為禦史中丞的李定，以為蘇轼“侮慢”，揭發他“自熙甯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裡”。監察禦史台裡行舒亶又跟着雞蛋裡挑骨頭，找出蘇轼的幾句詩，彈劾說：

“至于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讪渎謾罵，而無複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轼也。蓋陛下發錢（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緻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堿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宋神宗見他們指控，派人前往湖州拘捕蘇轼，押解至京，不久送進禦史台的監獄，史稱“烏台詩案”（烏台即禦史台，漢代禦史台外柏樹上有很多烏鴉，故人稱禦史台為烏台）。宋神宗命李定、何正臣、舒亶與知谏院張璪審理。李定等文痞斷章取義，任意曲解，無限上綱，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他們輪番進行了多日的審訊和折磨，雖然什麼具體的罪狀也未得到，蘇轼因實在受不了心理上的屈辱和肉體上的痛苦，便承認了自己有罪。

烏台詩案在朝野引起強烈的反響。

湖州、杭州的百姓聽到消息，焚香念佛，為蘇轼祈禱平安。太皇太後曹氏在病中聞知，對宋神宗說：“嘗憶仁宗以制科（臨時設置的考試科目）得蘇轼、蘇轍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蘇轼以作詩系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摘取詩中的一點小過，殺之可乎？宜熟察之。”宋神宗答道：“謹受教。”

正直人士也仗義相救。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曹操）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轼何也？”

曾任參知政事、已經隐退的張方平“抗章為請”，勸宋神宗愛惜“天下奇才”。王安石之弟王安禮從容對宋神宗說：“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蘇轼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緻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

宋神宗本就憐惜蘇轼之才，不願對詩案進行深究。聽到各方營救之聲，便對王安禮說：“朕固不深譴也，将為卿赦免他，隻是卿去後，不要漏言。蘇轼方招怨于衆，恐言者因以害卿也。”

宰相王珪繼續加害，又舉出蘇轼的詠桧詩：“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淩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無中生有地說蘇轼藐視宋神宗，将其比喻為蟄龍。宋神宗冷冷地回答：“彼自詠桧，關朕何事？”

舒亶仍不罷休，又誣蔑司馬光等人“公為朋比”，請求誅戮，宋神宗不允。十月，僅貶蘇轼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其弟蘇轍及王诜皆坐谪貶，司馬光等二十餘人俱罰銅（納銅贖罪）。

轟動一時的“烏台詩案”就此告結。

《蘇東坡小像》唐寅

蘇轼躲過了殺頭的一大劫，到黃州後又無實權，有些心灰意冷。他與田野父老往來于溪山之間，築室于東坡之上，自号“東坡居士”。此即其東坡别号的由來。

宋神宗終不忍抛棄蘇轼之才，元豐七年（1084）下诏，令赴汝州。但蘇轼尚未就任，宋神宗就去世了。

宋哲宗即位時年齡幼小，太後聽政，啟用司馬光為宰相。此後蘇轼在仕途上較為得意，但也并非一帆風順。先知登州，後被召還朝，任禮部郎中，旋升起居舍人、中書舍人。不久升翰林學士兼侍讀。

元祐三年（1088）權知禮部貢舉。次年，他因論事與執政者不合，恐不見容，請求外放，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杭州百姓對他非常熱愛，家家都畫他的像，“飲食必祝”。

六年（1091），被召回朝，為翰林承旨。旋因有人進讒，他又請外放，出知颍州。

七年（1092），移知揚州。不到一年，又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繼而任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在此期間，禦史賈易、楊畏、安鼎攻擊他姑息邀譽，眩惑朝廷視聽，“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诏為‘聞好語’；草呂大防制雲‘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甯、元豐之政。弟轍早應科試，文缪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轼皆诽怨先帝，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為喻”。禦史董敦逸和黃慶基亦言：“蘇轼昔為中書舍人，制诰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為表裡，以紊朝政。”

元祐八年（1093），宋哲宗親政，王安石一派的新黨章惇等重新上台，蘇轼再次請求外放，出知定州。

紹聖初年，禦史又論蘇轼過去寫的東西“譏斥先朝”。宋哲宗遂以本官命蘇轼出知英州（廣東英德縣）。未至英州，又貶為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廣東惠陽縣）安置。三年後，又貶為瓊州别駕，居昌化。其中原因，據說是蘇轼在惠州時的詩作中有兩句——“為報詩人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傳到開封，狠毒的章惇一看，感到他活得太舒服，特别不高興，下令再貶。昌化屬現在的海南，那時極為荒涼，連藥物都沒有。租官屋居住，官府不準，他隻好買地建房，當地人都趕來幫他運磚擔土。在此，他與幼子一起生活，以著書為樂，時時與周圍的父老交遊。宋徽宗即位後，将其移到廉州，又改為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後遇大赦，遂提舉玉局觀，複任朝奉郎。

建中靖國元年（1101）在北歸途中，逝世于常州。

《蘇轼與米芾》作者：蕭平

蘇轼對朝政确有不同看法，但在政治上他并非如一些史學家所說的，完全屬于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保守派，他隻是反對其中對人民有害的部分。司馬光上台以後恢複舊法，他也從于國于民有益的角度表示異議。如對司馬光說：“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

他為人正派，性情率直，不會溜須拍馬，見風使舵，不知收斂鋒芒以避禍災，遇到反感不滿之事，不管哪派掌權，都講出自己的見解。他這種性格，就是官場中所說的書呆子，自然得不到狂妄、剛愎自用的王安石重用。那些脅肩谄笑的文化流氓們更忌恨他的奇才，對其詩文采取極其卑劣的手法，深文周納，百般羅織罪名，加以陷害。他生不逢時，注定了在仕途上的不幸命運。北宋的富弼常說：“君子與小人并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南宋淳熙年間，太常少卿羅點對宋孝宗說“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

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他們講的均為社會現實。君子一般鬥不過小人，特别鬥不過文化流氓，各朝各代的正人君子受到迫害，都不奇怪，他們遇到的不是昏庸的君主，就是極端專制、不容有異議的執政者。

*選編自《底色：侯宜傑讀史随筆》，删改較多，更多精彩内容請查閱原著▼

《底色：侯宜傑讀史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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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侯宜傑先生退休後閉門讀史多年的随筆精選集。侯先生的讀史随筆觀點精到、文筆通俗。他的精到不是故意唱反調或故作驚人語，他的通俗也不僅是會講故事，更在于把複雜的曆史脈絡理清楚，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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