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問怎樣做一個君子。孔子說：“君子不憂愁，不恐懼。”又問：“不憂愁，不恐懼，這樣就可以叫做君子了嗎？”孔子說：“内心反省不感到有錯而悔恨，那還有什麼可愁可怕的呢？”

關于如何做一個君子，夫子沒有給出一個空洞的說教，而是具體有針對性地開出一個方案。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司馬牛憂愁地說：“别人都有兄弟，唯獨我沒有。”子夏說：“我聽說過：‘死生有命運主宰，富貴全在天意。’君子謹慎行事，不出差錯，對人恭敬而合乎禮儀，那麼四海之内的人就都是自己的兄弟了。君子為什麼要擔憂沒有兄弟呢？”

“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可不是指死了哥哥，這個“亡”是通假字，通有無的“無”。

接下來你可能會問，司馬牛是個獨生子女，沒有哥哥嗎？問題沒那麼簡單。按照學者們通常的解釋，這個司馬牛是宋國大夫桓魋的弟弟。如果是這樣的話，按照《左傳》的記載，司馬牛不光有哥哥，他們家是兄弟五個，都是當時宋國的風雲人物。

要是你跟我通讀過《論語》上部，對桓魋這個人大概還有點印象。《述而篇》裡我講過，孔子從衛國去陳國的時候經過宋國，桓魋聽說了，帶兵要去加害孔子。

當時孔子和弟子正在大樹下演習周禮，桓魋把樹都砍倒了。這種危急時刻，孔子說：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給自己和學生們鼓勁兒。

這可就奇怪了，明明有兄弟，司馬牛為什麼說“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呢？

桓魋這個人在曆史上名聲可不好，他在宋國“犯上作亂”，失敗後在宋國待不下去，結果全家被迫出逃。他弟弟司馬牛跑到魯國，拜孔子為師。

既然師從孔子學習仁和禮，司馬牛就不再承認桓魋是他哥哥，跟他作了切割。再加上一家人作鳥獸散，他發出“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的感慨，也就可以理解了。子夏的勸慰非常漂亮：人的生死、富貴自有上天和命運來主宰，但一個人隻要言行符合于禮，就會赢得人們的尊重，也就不必發愁自己沒有兄弟。

話是開心的鑰匙，這一句勸慰的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不光開解了司馬牛，更隐隐透露出真正的儒門弟子博大的胸襟，千載流傳，成為名言。

這句話，還有一點值得你注意。一方面，傳統的天命觀，宿命論的觀念，仍在流行；但另一方面，子夏的意思是突出事在人為，已經有了人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想法。

這說明傳統的宿命論、天命觀，已經開始發生動搖。這就撬開一個裂縫，開啟了一種新的思想。到了後儒（比如荀子）那裡，這個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光大。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谮（zèn），膚受之愬（sù），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谮，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問怎樣做才算是明察。孔子說：“像水潤物那樣潛移默化的讒言，像切膚之痛那樣直接的控告，在你那裡都行不通，那就稱得上是明察了。像水潤物那樣潛移默化的讒言，像切膚之痛那樣直接的控告，在你那裡都行不通，那就可以算是有遠見的了。”

切膚之痛感受直接，能明察、有遠見還比較容易。浸潤無形的讒言、壞話，确實是容易失察的。耳邊風吹多了，不自覺地信了，就容易跟着走了。《戰國策》裡有兩個故事“三人成虎”“曾參殺人”特别能說明問題。

《戰國策·魏策》裡記載了龐蔥陪同太子去趙國邯鄲作人質，臨行前對魏王說：“如果有一人說街市有隻虎，您信嗎？”魏王說：“不信。”“兩個人說市裡有虎，您信嗎？”魏王說：“寡人疑之矣。”“三個人說市裡有虎，您信嗎？”魏王說：“寡人信之矣。”

龐蔥說：“其實街上市上沒有虎是很簡單的事情，然而有三人反複說就真成有虎了。”他提醒魏王，“我将遠在千裡之外，诽謗我的人不止三個人，您可得拿定主意。”結果，雖然提醒在前，魏王最終還是信了讒言。

《戰國策·秦策》裡說：曾參在費城時，有個與曾參同名的族人殺了人。有人給曾子的母親報告說：“曾參殺人了！”曾母說：“我的兒子，是絕對不會殺人的。”不久，又有一個人跑到曾子的母親面前說：“曾參在外面殺人了。”老母親仍然不予理會，還是坐在那裡不慌不忙地穿梭引線織着布。

又過了一會兒，第三個報信的人跑來對曾母說：“曾參的确殺了人。”曾母心裡驟然緊張起來，扔掉手中的梭子，端起梯子越牆逃走了。雖然曾參賢德，母親對他很信任，但有三個人懷疑他，所以慈愛的老母親也不敢相信他了。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貢問為政之道。孔子說，“備足糧食，充實軍備，取信于民。”子貢說：“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項，那麼三項中先去掉哪一項呢？”孔子說：“去掉軍備。”

子貢說：“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項，那麼這兩項中去掉哪一項呢？”孔子說：“去掉糧食。自古以來人總是要死的（無糧頂多餓死），如果沒有民衆對政府的信任，那國家就不可能存在了。”

本章“子貢問政”，實際上是師生間的一個假設話題。這連續提出的三個問題，後兩問都是假設，都别把它落得太實，理解得太死。

孔子強調治理國家，應當具備三個條件：食、兵、信。但這三者當中，“信”據有邏輯上的優先地位，是最重要的。這體現了儒學的人學思想。富國強兵仍未達到治道，如果百姓對統治者不信任，那國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

子貢是窮根究底，一路問到家；孔子是正面回答，強調了重點。

“必不得已而去”這個問題問得真絕：您給出了三個基本條件，那麼其中哪個更重要呢？相比之下可以排除哪個呢？遇見這樣的學生，要是我，腦袋都大了。但孔子沒有遲疑，直接挑明了“信”字，這個最重要。

信對于治理國家有多重要？我給你講個故事。《左傳·莊公八年》：齊侯派遣連稱、管至父兩個人戍守邊關。他們雖然不想去，但又不能不去，就問齊侯：“啥時候能回來？”齊侯正在吃瓜，随口說：“明年瓜熟的時候吧！”瓜一年一熟，也就是一年後可以回來。

可一年之後，齊侯卻忘了約定，連稱、管至父隻好送回一瓜，說：“瓜已成熟，您是否該派人接替我們了？”齊侯回信說：“再守一年吧！”兩人大怒，後來就趁機帶兵回來殺了齊侯！無信之人，無以為君。“瓜代之期”的成語，就出自這裡。

無信，無以立國。民衆的信任是政治最重要的基礎。

摘自靳大成《論語通讀》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