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會帶來人類傳播信息方式的變化，現在我們處在互聯網時代，以互聯網為載體的各種移動終端，影響着每個人獲取信息的方式。

這種轉變自然影響到了傳統媒體，尤其是紙媒。

以美國紙媒為例。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美國日報的發行總量一直維持在6000萬份左右。但至1993年起，日報的發行量還是緩慢下滑。2008年下跌至4860萬份，

傳統紙媒的讀者年齡層也日趨老齡化，2009年，18歲-34歲的年輕讀者，報紙閱讀率隻有25%；年齡65歲以上的有62%。

發行量和閱讀量的下降，帶來的是廣告收入的減少。2008年美國報業廣告收入跌幅，相較2007年達17.7%。

廣告收入的減少，随之而來的是報業的大裁員。

這一背景下，傳統媒體為了生存，不得不擁抱互聯網，謀求數字化轉型，《紐約時報》就是這一過程中的典型代表。

《紐約時報》1851年創立，至今已有170年曆史。

它創立的時候，美國媒體還在群魔亂舞的階段，為了迎合受教育水平不高的民衆，市面上出現了大量小報，上面刊載的大多是黃色、刺激性、标題黨新聞。

當年的普利策，也是靠黃色小報起家的

但是後來情況發生變化。

19世紀後半期，美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轉型，按照社會學家米爾斯的話來說，就“新中産階層”的興起。這個階層的主要構成是：專業技術人員、經理階層、學校老師、辦公室工作人員、商業從業人員以及推銷員等等。

他們有以下幾個共同特點：新中産階層一般是腦力勞動者，很多事有專業技術性的，而且他們工作的地方是大型科層制機構。這種形态決定了他們需要的新聞的趣味，是要真實準确、富含信息的，這樣才能應對變化的、不确定的外部世界。還有就是政治冷感。

為了迎合這一部分人的口味，《紐約時報》應運而生。

紐約時報的創始人雷蒙德，一開始就想創建一份理想的報紙：少刊登或者不刊登刺激性新聞、多刊登重要而正直的新聞，要保持“莊重嚴肅”的格調，與市面上其他小報區别開來。

從一開始《紐約時報》就定位成嚴肅報紙，講求“客觀報道”，尤其是以國際新聞和闡釋見長。

《紐約時報》剛面世，就赢得讀者的喜愛。

與當時流行的“故事模式 黃色新聞潮 短信息模式”不同，《紐約時報》獨辟蹊徑，尤其喜歡看在長篇大論和報告，這些讓《紐約時報》更是顯眼，“它讓美國人形成了一個堅定的信念：每逢大事，欲求信息之全，非買《紐約時報》不可”。

100多年下來，《紐約時報》被公認為美國最有權威性的報紙，它擁有無比倫比的新聞權威，并且是決策者、精英人士和越來越多普通人的信息來源。

《紐約時報》擁抱數字化是比較早的，根據這本書介紹。1980年代《紐約時報》就成了當時美國最受歡迎的、通過電子信号傳真機傳遞的報紙之一。同時它還有一項名為“紐約脈搏”（The New York Pulse）計劃，會通過撥号上網的方式，把内容發給擁有個人電腦的用戶。

這項“紐約脈搏”計劃并不成功，從1983年-1986年間，這個項目底下有25位編輯和十幾名技術人員，最終隻有200～250名訂閱用戶。因此被關也是遲早的事情。

1990年代，《紐約時報》重啟數字化。1996年《紐約時報》官網正式上線。當時網站隻是照搬紙質版的内容。這個并不讓人滿意，因此戲稱這樣的内容為“鏟品”（shovel ware），意思是“毫無新意地照搬媒體上的内容或産品”。

1999年《紐約時報》嘗試将紙質版和網絡版的新聞編輯室（中國叫編輯部）合二為一，創建不間斷新聞部。

盡管名義上合并，但是當時網絡新聞編輯室和報紙新聞編輯室仍然分開辦公。而且很多記者都抗拒為網絡版新聞寫稿的想法，因為都認為最好的新聞得放到紙質版。

合并隻是開始，《紐約時報》繼續嘗試各種新花樣。比如用博客直播，最具代表性的博客是City Room。擁抱社交網站。

進入2010年2010年，《紐約時報》網站被列為全球最受歡迎的新聞網站之一，僅次于雅虎、MSN、CNN、BBC之後，因為有一批才華橫溢的設計師，以及決定投身新聞業的軟件工程師，《紐約時報》成為當時全球最靈活、快速、穩定且互動性強的新聞網站之一。

同時《紐約時報》的付費訂閱服務也成為業内标杆，是許多傳統媒體試圖轉型的參考以及楷模。

表面上看起來《紐約時報》的數字化挺紅火，但是在當時《紐約時報》面臨的，其實是互聯網時代，對傳統新聞制作過程以及新聞倫理的深層沖擊。

紙質版媒體是第二條新聞，網絡時代要求新聞一出來，立刻、馬上發布；

紙質版媒體是單向度的，是簡單的圖文即可，互聯網時代，新聞是不僅僅是圖文、還有多媒體以及交互式圖形等等，這些都是為了吸引讀者多多點擊，以及停留，背後是為了多多賣廣告。

紙質版媒體的工作流是幾十年乃至上百年形成的，傳統記者已經适應，互聯網時代，記者争論轉型會不會增加工作量，比如一個記者以前隻需要報道寫稿就好，現在紐約時報為了吸引讀者，還要增加視頻環節，這需要記者提前準備文稿，對于《紐約時報》還好，對于傳統記者來說，他會想：“哦，上帝啊，我的工作量又增加了！”

這本書就選取了2010年1月至6年的《紐約時報》工作人員的活動和訪談，以此為基礎上，來探讨究竟能不能由此總結出一種新的網絡新聞價值觀，來平衡網絡版和紙質版内容生産所帶來的挑戰。

作者的此項研究以實地研究為主，結合訪談法、文獻分析法等，對研究對象的工作情況進行研究。實地研究是一種具有定性特征的研究方法，需要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對象的環境。

作者的同門曾經在《紐約時報》工作過，而且作者恰好認識《紐約時報》商業版副主編，一切機緣巧合之下，就與《紐約時報》的中上層建立聯系，從媒體内部取得了相關信息和資料，進而獲得了第一首資料。

作者作為一個旁觀者，進入《紐約時報》團隊，了解編輯團隊運行。

在這一過程中，作者通過與編輯共同活動，了解組織内部的運作。比如作者提到，她被允許進入編輯團隊，跟随他們一起開選題會，跟随不同的編輯和記者，了解他們的工作節奏。

作者在進行參與式觀察的同時，還訪談了不少紐約時報的工作人員，包括不同闆塊的，比如商業版和科技版，甚至還有《紐約時報》旗下科技版的博主。

作者在書中的訪談對象有81人，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類：記者和編輯（包括商業版和科技版的、負責重大新聞的）、《紐約時報》旗下的個人IP，（比如網絡科技博主、推特紅人）、高管（比如數字運營部高級副總裁、執行總編總編、視頻團隊負責人、多媒體負責人）等。

作者本人

在研究一個公司或團隊運作時，必然會涉及它從成立之初，發展至今的曆程。作者在開始調查前，訪問了一些《紐約時報》前員工，以及網上的資料、媒體報道、高管過往演講等等。

過往有過新聞民族志研究，但是大多局限在傳統紙媒，沒有聚焦在數字化媒體以及傳統媒體如何轉型的問題的，為了得出研究成果，作者采用了社會科學中一種比較經典的研究方法：紮根理論。

紮根理論是社會學家Glaser和Strauss在1967年提出的，旨在運用理論思維解釋經驗生活。這個理論強調要立足于生活，通過觀察社會現象，提出問題，從中思考終結，最終建立理論模型。

具體來說，就是從現實出發，提出問題，搜集資料，再經過開放式編碼、主軸編碼、選擇性編碼這一套編碼過程，從原始資料中歸納、提煉概念與範式，不斷對資料和理論進行比較、歸納，然後上升到理論。

作者周一至周五收集數據，進行田野調查，周末處理筆記，她先找到關鍵代碼，然後更廣泛地看待概念，最後是導出自己要分析的主題，就是《紐約時報》轉型，讓裡面工作人員痛苦的原因之一就是互聯網時代形成的新的新聞價值觀，作者概括為：即時、互動、參與。

在這個研究中，作者就網絡新聞工作的三種核心價值觀——即時、互動、參與，來看看《紐約時報》是如何處理的。

有關新聞時效性的要求很早就有了，并不是說隻有在互聯網誕生的那一天才有，但是互聯網對新聞時效性的要求，從事件發生的那一刻就産生了。

但是很多時候追求時效性，反而讓《紐約時報》引以為傲的深度、準确和權威背道而馳。

對于這一點，紐約時報的許多記者和編輯們意見很大，有記者形容：

“如今《紐約時報》的編輯部像得了多動症似的，在這過程中，因為追求時效性，失誤和疏漏層出不窮。”

而且新聞的即時性，讓自己辛辛苦苦寫的文章，很快就沉默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這種太容易讓人産生挫敗感。

與紙質版相比，網絡版的節奏完全不同，生産它需要一種狂熱，要求網絡新聞越快越好、不斷更新。

當作者問這些記者，為什麼新聞要越快越好？《紐約時報》的記者無法回答，他們隻是相信網頁内容的實時更新有必要。因為他們要服務讀者，讀者要求看新的、與衆不同的内容。

而且網站連續保持更新，也能吸引老讀者不斷回訪。

到此，作者說“即時性”已經被塑造成《紐約時報》網絡新聞工作新的價值觀。但是他們對于這個價值觀的反思非常有限。

記者們對于這樣“沒有意義的、日複一日的更新”感到疲倦。有一位記者說：“人們對當天發生的每件小事都很關心，（更新網頁上的新聞稿）并不可怕，但是這不是我想做的。”

記者想做的是什麼？他們想做的是深度報道，想留下什麼東西。

對于《紐約時報》的記者和編輯們面臨的困境和矛盾，作者如是評價道：

“記者們陷入了一種西西弗氏的困境，與網絡要随時提供其更多、更新、更快的内容這樣一種需求做鬥争;即便剛剛完成報道,也會被要求重新開始并給出更多信息。”

當時《紐約時報》的記者和編輯還重視紙質版，紙質版要求更多的獨家和深入的報道，這讓記者更加煎熬：即時性新聞經常打斷他們撰寫深度稿件的思路，但是他們又不得不同時“伺候”這兩位，長期下去，感覺喘不上氣，促使人焦慮。

為什麼記者有這種矛盾和壓力？作者說《紐約時報》高層沒有想好自己的定位，什麼都想幹，什麼都想幹好？下面的員工壓力就變得非常大。

與“即時”一樣，網絡新聞價值觀之一的互動，之所以産生，也是為了讀者能浏覽、增加甚至訂閱《紐約時報》，這背後的一切就是基于商業主義。

為了增加的互動性，《紐約時報》高管從外部聘請新人，内部要求編輯積極參與創建互動式的新聞報道。

互動同樣給傳統的記者帶來困擾，因為互動打亂了他們業已形成的工作流，不過他們都認同互動對新聞的意義，但是對于如何融入工作流程、業務上如何操作等問題仍有争議。

《紐約時報》的視頻制作團隊，陣容堪稱龐大，負責人說團隊都是按照“紀錄片工作者”的要求來培訓和操作的。

除了視頻團隊，《紐約時報》新招募的人員很多都沒有從事過傳統的新聞工作，而是精通編程和網頁設計的專家。

初衷挺好，但是有些記者和編輯為什麼會痛苦呢？以Time Cast為例。

Time cast 是一檔時長5分鐘的每日新聞播報節目，觀衆可以看到《紐約時報》新聞編輯室的花絮，看編輯們是如何讨論重要新聞的，還有對記者和編輯的采訪。更關鍵是，節目有冠名，是大金主，當時是由聯邦快遞贊助。

為了拍攝，攝影師們扛着攝像機在新聞編輯室走來走去，看看拍攝哪個效果最好。編輯們很緊張，一方面他們被要求不要在視頻裡透露太多獨家内容；一方面他們也不太習慣在攝像機前面講話。

編輯們紛紛抱怨：

“太可怕了”。

“像是在演戲。

“我覺得隻有我們的競争對手才會看這個視頻。”

還有出現口誤造成的後果。比如有一位編輯在視頻中出現了口誤，說英國方面驅除了以色列情報部門負責人。這個錯誤被路透社記者發現，随後炸開了鍋。

還有一個關鍵點是相互矛盾的工作方式，有一個記者抱怨道：

“寫稿環節會進行得非常緩慢，有可能要經過三四次，甚至五次才能獲得所需一切。至于影像拍攝部分，最好能一次成功，可不想為此來回折騰”。

作者的總結：盡管有的記者有負面情緒，但是有些記者對多媒體的效果是相當滿意的，他多媒體叙事可以很好利用網絡的優勢，這是純文字無法企及的。

諷刺的是：互動新聞的制作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人力、物力，但是很多時候也會被信息海洋給淹沒。

對于這一價值觀，作者的評價是：“互動”跟“即時”一樣，日常成為網絡新聞的準則，并且為新聞編輯室帶來實質性好處，可以規範和引導新聞實踐。

社交媒體的興起，對于傳統媒體的影響更是深遠，以前編輯是單一的新聞生産者，現在任何人都可以參與新聞生産。

而且現在很多人都是從社交網絡中了解新聞的，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2018年美國有超過60%的人，貨值新聞最主要渠道是社交網站，盡管在2010年，數據可能沒那多，但是也不少了。

在作者的描述中，“參與”被認為是《紐約時報》的工作人員與讀者溝通，并且讓讀者參與進新聞的生産過程。

《紐約時報》的高層提倡參與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他們看來。《紐約時報》的賬号在社交媒體活躍，記者也在Facebook、Twitter上活躍，可以進一步推廣《紐約時報》這個品牌，也會增加收入，增加與受衆的聯系。

在這樣的導向之下，高層就會讓底下的記者，開設個人賬号，發一些東西。

有些記者和編輯适應得很好，比如新聞編輯室最年輕的記者之一布萊恩·斯泰爾特，他幾乎就是伴着社交媒體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天然具有優勢。

他說“一旦我想到什麼，我就會發條推特。”因為内容有趣，很快他的推特賬号就有十幾萬人關注。

他不僅經營個人品牌，還會在推特上尋找新聞線索，比如他有一次在浏覽網頁上，看到維基解密公布了一段美國直升機空襲巴格達的視頻,兩名路透社派駐伊拉克的記者在此次空襲中喪生。

在别的媒體記者還沒開始關注這條新聞的時候，他很快就把自己看到的告訴負責軍事新聞的記者。

不可否認參與、擁抱社交媒體有很多好處，但是它也給《紐約時報》的很多人帶來疑惑和顧慮。

有個記者說自己沒時間打理，自己忙着寫一本書、還要忙工作、還要照顧孩子，與其忙着經營社交媒體，不如用來完成工作，或者睡覺。

有的記者說自己想經營好社交賬号，可是不知道怎樣發有趣的内容，好讓自己的人設突出。

最大的顧慮還是事關新聞道德方面。

傳統的新聞道德要求是“保持客觀性，杜絕任何偏見”，但是在社交媒體中，要做到客觀性可不太容易。社交媒體要求做到個性化，做到與衆不同。而且社交媒體容易讓個人和工作部分，一旦以《紐約時報》的工作人員發表言論，被有心人抓住，會損害公信力和自己的工作。

怎樣評價“參與”這個新興的網絡新聞倫理？作者說這是一種新興的、經常引起争議的價值觀。沒有幾個人明白參與的潛在價值。

但是不管怎樣，“參與”重塑了新聞工作 ,它标志着變化,印證了新出現的價值觀正在調整數字時代的網絡新聞業。

書的最後，作者概括了從2010年至2014年紐約時報數字化轉型的努力。比如推行“數字優先”戰略。

即便是紐約時報那些曾經抵制推特的人也開始用起了推特。

新聞編輯室和多媒體部合作的《雪崩》，超長篇幅并配有三維圖形，被當時美國媒體界認為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創新。

僅僅幾年過去，當作者和新聞編輯室的人員聊天發現，他們已經對首頁的快速更新欣然接受，以至于認為放緩更新速度是一個錯誤。

為了支持數字化轉型，《紐約時報》宣稱把喜歡在《紐約時報》工作，并且恰好處在科技世界前沿的人都召集到了一起。

這樣的改變無疑産生了深遠影響，促使了新的互聯網新聞價值觀的出現：即時（這并不算太新，畢竟新聞頁追求的就是即時）、互動、參與。

但是總會有些價值觀是不變的。就是從獲取消息來源的壓力，到受衆壓力，再到内容需求。新聞工作的基本過程是一緻的。

最終，作者說：無論什麼價值觀，過去的實踐隻能提供一定借鑒，而獨創性、人才、質量、運氣，才是傳統報業生存的必要條件。

1、 在查資料的過程中，看到《紐約時報》的産生，是和當時美國社會結構變化有關：就是新中産階層的崛起。

新中産階層因為大多和數字、金錢打交道，接受過相當程度年限的教育，他們渴望高質量的新聞，當時《紐約時報》創始人正是瞅準這個機會，才決定做面向這個人群的新聞，逐漸确立起《紐約時報》的聲譽。

回到當下中國，媒體上也是整體吼着“新中産”，究竟哪個媒體能代表“中國新中産”的口味呢？這個還有待觀察。

2、《紐約時報》折騰了這麼多，它的數字化轉型成功嗎？

成不成功，還是财報說話，因為我不是專業學經濟的，隻能從其他學者的研究中獲取二手資料，上海财經大學的一位學者恰好從這個角度分析，結論如下：

2008-2017年，《紐約時報》收入呈下降趨勢。

盈利模式主要分為兩大塊：廣告收入和訂閱收入。2012年發行訂閱收入首次超過廣告收入。

《紐約時報 》的訂閱收入幾個問題：第一，訂閱收入增幅下降；第二，訂閱用戶年齡偏大。

為了增加訂閱人數，《紐約時報》采用“薄利多銷”的策略，但是訂閱價格下空間有限，之後如何保持快速增長，而且不斷降價會造成原來用戶流失。這是一個問題。

參考資料:

[1] 米爾斯. 白領: 美國的中産階級 / (美) 米爾斯著 ; 周曉虹譯.[M].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2]王雪瑩，胡菡菡. 商業主義如何促成嚴肅新聞倫理？——對《紐約時報》的個案研究 [J]. 全球傳媒學刊, 2018(06).

[3]曾海芳. 美國報業的數字化發展研究[D].上海大學,2011.

[4[[美]尼基·阿瑟：紐約時報是怎麼做新聞的，徐芳芳譯[M]. 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社, 2019.

[5]汪雅倩.從“線上交往”到“線下模仿”:視頻博主對用戶虛拟交往及購買意願的影響因素研究——以哔哩哔哩為例[J].新聞與傳播評論,2020,73(06):73-85.

[6]祁琪.從财務視角分析《紐約時報》數字化轉型的問題[J].東南傳播,2018(1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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