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6日，昆明，觀衆在雲南典籍博物館“藏典雲滇——雲南珍貴古籍展”參觀。（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神家園，體現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價值取向、道德規範、思想風貌及行為特征。指出：“沒有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

中國的傳世經典中，累積着的獨特文化營養、文明基因，體現了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在生産生活中繼承發揚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審美觀，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根”與“魂”已外顯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修齊治平、建功立業的個性“臉譜”。我認為，這就是李瑾撰寫《論語釋義》（作家出版社出版）、《孟子釋義》（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山海經釋考》（遼甯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套經典“三釋”的起因和初心。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之所以相關诠釋作品汗牛充棟還有解讀的空間和潛在價值，就在于這些故老相傳的文本“化石”是我們涵養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同時也是正在進行的奮鬥和偉業的“營養液”。在這個意義上，優秀傳統文化隻有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需要解決的時代問題相适應了，才能夠助力我們堅定文化自信，助力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

一

對傳世經典的重釋要立足于把這項工作作為一種深沉的精神追求，沉下去，鑽出來，努力挖掘能和時代同頻共振的新意，即要将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有機統一、緊密結合。唯其如此，才能推陳出新，挖潛“增效”，不斷為鑄就文化新輝煌添磚加瓦。

儒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身上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标準很多是自儒學基礎上引申和闡發的。《論語》《孟子》作為原始儒學或者儒學萌發期最重要的典籍，在中華民族性格塑造過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山海經》作為中國記載神話最多的一部奇書和最早的一部地理知識方面的百科全書，對于研究早期中國的民俗傳說、山川地理、祭祀巫醫、自然物種具有知識啟蒙的作用。需要說明的是，《論語》《孟子》和《山海經》在内容、風格上差别雖不可以道裡計，但它們同屬于中國“文化——心理”結構建構過程中的起點或裡程碑，都曾在不同階段促進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更重要的是，三部經典雖都經過後人不同程度的編撰，但整體上還保留着早期民衆和知識分子對生活實踐經驗樸素卻又活潑生動的精神認知和總結。而且，《山海經》和《論語》《孟子》分别系統性地代表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神話——現實”“想象——理論”“社會——自然”等諸多價值集束的映襯對比，并集中統一在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和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上。

二

重新诠釋經典，不僅涉及對經典價值的重估和原初問題的重審，更牽扯到将傳統文化與新時代認識改造客觀世界的具體實踐有機融合的重大問題。

如果要追索共同之處，首先要拎出的是《論語》《孟子》和《山海經》都構建了一套完整的“天下觀”，其中還隐含一個理想國藍圖。

《論語》講述的核心問題是學為君子，然後“之于天下也”。孔子屢屢強調“修己”“求諸己”“子帥以正”“内自省”“内自訟”，目的是通過修身做到“以敬”“安人”“安百姓”，最終實現“中”“和”的東周。孔子心目中，最好的國家是“行夏之時，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的集合體，且“以禮讓為國”。

《孟子》同樣講述施仁政、行王道、“一天下”問題。由于“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孟子提出，隻要讓百姓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且“勿奪其時”，保護農耕；“謹庠序之教”，注重教育，進而“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就能無敵于天下。

如果說《論語》《孟子》的“天下觀”是道德的、價值的，《山海經》的“天下觀”則是方位的、自然的。這部著作勾畫了“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的涵蓋整個天下的地理志，并明确提出“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的“九州觀”，直接啟迪了另一部儒學經典《尚書》中《禹貢》的價值理念，進而演化為“華夏——九州”的理想圖式。另外，“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見則天下安甯”雖系後人附會贅增，但已是《山海經》成文的一部分，也顯示了人們對“天下”理想形态和治理模式的憧憬。

三

在中國文化脈絡譜系上，孔子第一個将“學”和人統一起來，學即人，人即學。孔子提倡學為君子，修身是第一位的，卻不是目的，目的是入世“立人”“達人”。他極度推崇高尚的人格标準，主張“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則提倡培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這種浩然之氣是通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培養出來的，而非來自于“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的外部力量。大丈夫有兩個命運共同體，一個是大的、心系蒼生的，“得志與民由之”；一個是小的、反求諸己的，“不得志獨行其道”。大丈夫以道自任，絕不“枉尺而直尋”。顯然，孔孟學說雖然當時不能通行，但他們提出的理想的人格要求，樹立起千百代士子的标準形象，改變了一個個後來者的命運。《山海經》中，人、神、獸雜糅是一種普遍狀态，但在古人看來，人是主角，神、獸包括植物都是人的輔助體。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無論戰敗的蚩尤還是被處死的鲧身上都蘊含着視死如歸、慷慨豪邁的人性光輝。以女性神話形象精衛和男性神話形象刑天為例，他們一個是溺亡者，一個是失敗者，但魂魄都不熄不滅，依舊以“生”的形式向毀滅自己的敵人亮劍。毫無疑問，二神背後折射的是古人借助神話去完成對個人不屈服于命運的精神的塑造。

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中華民族的生息、發展和壯大提供了豐厚的精神滋養。在具體的重釋實踐中，隻有順應時代要求，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社會理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理念、“仁者愛人”的道德規範、“道法自然”“自強不息”的生命意識和“舍我其誰”的擔當精神等進一步挖掘出來且闡釋出新意，這樣的文化軟實力才更具長久的影響力、感染力和穿透力。（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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