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國的人口出現新的轉折：出生人口1062萬，死亡人口1014萬；全年淨新增人口48萬，創下60年最低水平。

當自然增長動力逐漸減弱，機械增長成為區域人口的主要補給源，那些依靠人口、集聚人口的城市的未來會怎樣？

我們收集了57座城市2011年至2021年的常住人口數據，試圖呈現過去11年間中國主要城市人口變化圖譜。

數據呈現的趨勢是，即使是中國最優秀的十來座城市，其人口也告别了超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北上廣深先後出現低速增長甚至負增長；當前實現較大規模增長的，是以武漢、成都等為代表的中西部強省會城市；人口的驟變正在推動着中國城市發展的巨變。

人口流動的時空變化

新世紀後的十來年，人口流向中心城市的趨勢愈發明顯；然而，近年出現分化：2015年和2017年，上海和北京相繼出現人口負增長；2021年，全國人口增長迎來急劇放緩，北上廣深均呈現低速增長态勢，2021年增速均不足0.4%；杭州等沿海新一線城市增速明顯放緩，增速比往年下降1%左右；中西部中心城市靠前，接過領跑的接力棒，武漢、成都、南昌、鄭州等城市增加值均在10萬以上。

從城市群的角度來看，珠三角、長三角和成渝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量最多，京津冀地區人口形勢呈現較大下行壓力。

數據顯示，2021年，北京、天津、石家莊三座中心城市的人口均外流，其中北京較2020年減少0.4萬人，石家莊減少3.68萬人，天津減少13.6萬人，在目前已公布數據城市中減量最多；另外，從十年人口增加總量來看，天津僅增長32萬人，不及廣州、深圳、成都、杭州等城一年的人口增量。

從區域角度來看，中西部省會城市表現亮眼，在“強省會”戰略和人口回流雙重加持下，成為人口增量排位賽中的黑馬。

數據顯示，成都超越深圳，成為中國近十年人口增量第一名；而武漢更是在遭遇重大疫情、封城76天的考驗後，實現疫後人口二連增，并且均破百萬；南昌同樣表現出色，在多數城市2021年人口增量曆史最低時，南昌達到近十年人口增長新高。

總而言之，沿海城市和内陸城市的“錯位”迹象明顯。

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認為，兩類城市人口增長的錯位，源于工業化的先後次序。以佛山、東莞、無錫為代表的沿海副中心城市，人口增長巅峰在近十年出現最早，為早期發力選手；武漢、合肥、南昌等内陸城市則厚積薄發，在最近幾年才脫穎而出，為後程加速選手。

我們還發現一些值得注意的數據：

西安2017年常住人口增長了104萬人，濟南2019年常住人口增長了144.83萬，太原、銀川、昆明等城市2020年常住人口同樣實現了數十萬的增長。

研究團隊認為，此類增長有以下三種原因：一是2020年七普統計方式與常規年份人口統計方式不同，經七普數據修正後出現較大的變化；二是後疫情時代城市經濟複蘇，人口回流效應明顯；三是撤市設區導緻一座城市人口劇增，比如濟南。

北上廣深的換擋降速

一線城市人口增長在2021年迎來轉折，增速明顯放緩。這一年，北京常住人口下降0.4萬人，上海增長1.07萬人，廣州增長7.03萬人，深圳增長4.78萬人。

北京和上海人口增速緩慢并不出奇，而廣州和深圳作為兩大人口增長中心，2021年人口增量出現斷崖式下跌，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根據城市總體規劃，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上限分别為2300萬人、2500萬人、2000萬人和1900萬人。目前北上廣深的人口餘額分别僅為111.4萬人、10.57萬人、118.94萬人、131.84萬人。四大一線城市的總體常住人口“餘額”僅為372.75萬人。

在人口總量的控制上，北京和上海早已有所行動。

2020年，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曾研發出一套城市落戶政策評估體系，從（積分）落戶政策、積分落戶評估、人才落戶評估、制度創新四方面，定量評估了34座城市2020年10月前實施的落戶政策。北京、重慶、上海的落戶自由度最低。

落戶自由度低的進一步體現則是，2011年至2021年北京和上海的平均人口增速分别為0.79%和0.56%，分别遠低于廣州和深圳的3.41%和4.66%。

城市人口規模和城市經濟有規模遞減效應，城市達到增長邊際時，人口增加對城市效率的改善微乎其微。對一線城市來說，人口的規模是發展的根基，人口質量是發展的關鍵。

控制人口流入的同時，北京、上海也在放開人才落戶的“口子”。

2020年9月，上海再拓人才落戶範圍，“雙一流”高校的應屆碩士、博士以及上海交大、複旦等高校本科畢業生，符合基本申報條件即可落戶上海；2021年7月，北京提出擴大畢業生引進範圍，鼓勵清華、北大等七大高校本科畢業生在首都安家落戶。

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認為，人口增速放緩是“高階”工業化和“高階”城鎮化帶來的結果。在此前提下，北上廣深調整人口政策吸引中高端人才流入，将進一步優化人口結構，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這也是時下不少分析人士容易忽略的一點：人口對城市的支撐，不僅僅在于規模，還在于結構。

從七普數據來看，十年間北京和上海“大專及以上人口”增量分别為301.31萬人、337.12萬人，分别高于常住人口增量237.1萬人和185.2萬人，人口結構調整成效顯著。廣州和深圳“大專及以上人口”增量同樣居于全國前列。

這也預示着一線城市正在将人口紅利轉為人才紅利，進入平緩增長和結構優化并行的時代。

然而越是優秀的人才，對生活環境的要求就越高。如何留住人才，需要一線城市優化住房、醫療和教育等公共資源的配置，應對新階段的新挑戰。

抓住00後的“後浪”

在中國人口發展轉入“存量”階段，城市如何從“存量池”中打造自己的增量，決定着未來的城市競争格局。

人口增量上，以成都為代表的一批城市已具備與深廣分庭抗禮的實力。人口增量前十中，除深廣外，其餘八席被曾經的二、三線城市收入囊中。它們分别是成都、西安、武漢、杭州、長沙、重慶、濟南和蘇州，未來城市競争已初現端倪。

為什麼是這八座城市呢？

我們發現，這八座城市中，除蘇州外，其他幾座城市與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提出的“後浪城市”完全吻合。研究團隊曾在《理想之城榜2020》詳細解析了“後浪城市”的特征。我們認為，“理想之城”即能更好滿足人們幸福生活需要的城市，與四座一線城市相比，這些城市的工作與生活平衡度更高。

據BOSS直聘研究院早前發布的《00後群體就業選擇偏好調研報告》，00後對二三線工作城市的青睐明顯上漲，與90後和85後對比，偏好比例分别上升8個百分點和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00後對一線城市的偏好比例相較于90後和85後，分别下降6個百分點和8個百分點。

00後不再一味紮堆一線城市，對工作與生活平衡的二三線城市好感度上升。其中在“生活氛圍好、環境宜居”指标上，00後偏好度較其他幾個群體高出至少6個百分點。

從數據來看，2021年中國主要城市人口增量大部分為曆史新低，但從單年人口增量上，研究團隊發現一些有意思的事——

2021年是00後工作元年，也是城市選擇元年。某種程度上2021年的人口增量趨勢體現了00後的未來城市選擇偏好。

我們發現，前十城市名單與11年間人口增量前十的城市名單大緻吻合，也與00後偏好的二三線城市吻合。

這是否意味着，随着00後的湧入，未來十年，以成都、武漢等為代表的二三線城市将在人口存量戰中搶奪先機？

中西部省會城市黑馬頻出

從2011年至2021年的人口數據中，我們進一步發現中西部省會城市人口吸引力逐年提高，人口增量穩步增長。

一線城市曾憑借産業優勢，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如今，我國人口遷移方式正在從跨區域轉移到省域轉移。人們開始“逃離”一線城市，離家鄉更近、人文環境類似的省會城市成為了更優的選擇。

武漢後疫情時代經濟複蘇，連續兩年新增常住人口超過120萬；成都、杭州、西安等人口增長大市同樣保持高速增長；南昌、鄭州、貴陽等中西部省會城市表現同樣亮眼，增加值均在10萬以上。

在“人随産業走”的流動規律下，人口跟着工作機會走，工作機會多的城市往往會聚集更多的人。中西部省會城市人口吸引力的提高，關鍵在于産業的發展。

例如，憑借天然優勢、政策加持和企業行動，貴州成為了“大數據”之都，GDP增速連續十年位居全國前列；而南昌抓住數字浪潮，引進了華為、阿裡、騰訊、微軟、高通等頭部企業，建設“元宇宙之都”。

另一方面，城市人口是否增長，也與城市資源息息相關。省會城市可以調動全省的資源，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往往會在省會聚集，形成強勁的人口吸引力。

不過，中西部省會城市又将面臨與一線城市相同的問題：如何完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應對不斷湧入的人口？

從根本來看，建設宜業、宜居的理想之城，永遠是一座城市的“人口流量密碼”。

普通地級市并不“普通”

普通的地級市還有沒有機會？答案是肯定的。

研究團隊發現，不少地級市也吸引了超100萬人力。珠三角地區的佛山、東莞，長三角地區的金華、甯波四個普通地級市，擊敗北京、上海、天津、南昌等城市，跻身近十年人口增量前20名，另外，佛山和金華兩城同樣進入了人口增幅前20名。

這四座普通地級市是如何做到的？

我們認為，所在城市群是這四城的重要依托。

關于這一點，《理想之城榜2021》也有提到。

我們曾經指出，佛山與廣州的融合已推進了十餘年。不少區域研究學者更是将二者視作一個超級城市。金華亦積極融入長三角城市群，借助世界級的甯波舟山港，更緊密地連接國際市場。在人口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融入城市群、接入廣闊的國内外市場，或許是普通地級市提高城市活力的“人口流量密碼”。

北上廣深等城市由于人口流入趨近飽和，産生“溢出效應”，而有着地緣優勢和産業基礎的佛山、東莞、甯波、金華等普通地級市則能承接來自城市群龍頭城市的人口外溢，産生一波人口紅利。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這類城市的人口紅利已經式微。一方面中西部省會城市的強省會戰略搶奪着大量人口，能在當地擁有工作和生活，不必背井離鄉；另一方面，作為制造業大市代表的舊工廠已經不再是新一批00後向往的應許之地，是時候思考何去何從了：是加強智能制造的轉型，還是增強産業工人這份職業對年輕人的吸引力？

除此之外，以越南制造為代表的海外供應鍊正對我國城市造成沖擊。據越南官方統計，三分之一的外商投資家居企業是從中國遷去的。疫情之下，國内供應鍊産業鍊面臨挑戰，不确定性增加，産業集群衰退風險加速，同樣可能會導緻大量人口流出，這可能是制造業城市更大的危機。

最後一個機會屬于縣城。2021年底，我國城鎮常住人口為9.1億人，其中縣級即縣級市城區人口占全國城鎮常住人口近30%。縣城建設能夠引導農村轉移人口就近城鎮化，同時吸引打工人口回流，這既有助于緩解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口過度集聚的問題，也為縣城的人口增長帶來了機會。經濟學家陸銘曾在公開采訪中表示，經濟基礎較好或者臨近大都市圈的一類縣城，更有可能實現人口迅速增長。

近日印發的《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讓人看到了機會，期待下個十年小縣城的發力。

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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