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深讀《陌上桑》系列文章的第三篇。在深讀《陌上桑》之一：“五馬立踟蹰”的使君，其實隻是個科級幹部和深讀《陌上桑》之二：貴婦乎？民女乎？羅敷真實身份讓你想不到中，我們分析了“使君”和羅敷的身份。今天，咱們來講講詩中違背常識的一個方位問題。當然這隻是我的一家之言，也歡迎讀者朋友多多批評指正。

《陌上桑》中說：“羅敷善蠶桑，采桑城南隅”，詩中寫是采桑養蠶的季節。桑樹是多年生落葉木本植物，約在 4 月上旬發芽生長，10月下旬落葉進入休眠期。陽春三月 (古代的三月相當于現在陽曆的 4月 ) ，正是采桑養蠶的好時節。

根據現代天文學和地理學知識，太陽的直射點在南北回歸線之間來回移動。按照天文學的知識，我國處于北半球，也就是說，從 3月到 9月 整個過程中，人們看到的日出方向實際都是東北方向，而不是東南方向。那麼“日出東南隅”中的“東南”就不可能指的是“東南方向”，這個“東南”是什麼意思呢？

無獨有偶。另外一首特别著名的樂府詩《孔雀東南飛》也提到了“東南”這個意象。這裡的“東南”，是否是個用來表示孔雀所飛之方位詞？為何不用“西南”、“東北”、“西北”而非要用“東南”不可？

詩歌是一種藝術的範疇，它又同藝術的其它種類如書法、繪畫、音樂、舞蹈有着一定的區别。詩歌最大的特點是以抽象的形式來表現主題，其本身隻向讀者提供一定的話語，而讀者則通過這些話語的語符構建出形形色色的豐富含義，而這些豐富含義則多是通過構建大量意象予以實現的。也就是說，詩歌是通過一定感情化了的物象來表現詩人一定的思想感情的，詩歌中的意象同詩人在詩歌中表現出的思想感情是一緻的。

古代由于生産力發展水平的局限，人類對自然和人類本身的認識與理解并不完全符合邏輯、理性和科學，他們的思維是一種直接的原始思維。在古人看來，人與物之間、不同類型的生命之間、生命和非生命之間沒有截然不同的區别，沒有不可突破的界限。人類社會同自然界之間并非是截然分開、水火不容、互相矛盾、互相沖突的；兩者之間存在着某種必然、密切的聯系。于是形成了一套嚴密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天人相通的思想體系。

在這套體系中，“東”、“南”代表什麼含義呢？按周易的說法，“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離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也”。《周易-說卦》對這兩個卦象的解釋是：“震，謂之長男。離，謂之中女”。因此，周易又将“東”解釋為‘動“，”南“是”離“卦，離者，麗也，“震”、“離”分别合乎男、女兩性之特征。

從這個角度，我們再用《周易》進行分析：“震”為太陽初升，“離”為火焰燃燒。同“東”、“南”相對應的季節分别是“春”、“夏”。漢代男子“二十而有室”，女子“十有五年而笄，而嫁“，同震卦和離卦相對應的“長男”與“中女”的年齡相符，說明“東南”意象同婚姻愛情有關。

按照五行的說法，春季萬物複蘇，正是少男、少女春情萌動、談情說愛的最佳時節，“春”是男女愛情的象征。夏季草木茂盛，生機勃勃，郁郁蔥蔥，是成熟青年男女旺盛的生命力和熾熱的愛情的象征。同“東”、“南”相對應的五行分别是“木”、“火”，在五行相生理論中，“木生火”，表示木遇火則燃燒，男遇女則産生愛情。

正因為這個原因，在《詩經》中，用“東南”意象以抒發男女愛情的詩篇有很多。“爰采葑矣？沬之東矣。雲誰之思？美孟庸矣”以及“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都是通過一定的語符構建出特定的愛情意象，不但一開始便暗示出了愛情主題，暗示男女主人公愛情的熾熱和富有生命力。

一年中太陽升起的方位是處于變化中的，古人也非常清楚。但在他們往往會忽略這種方位的變化，隻把太陽升起的方向作為東方，而不去計較太陽升起方位的細微變化。這個習慣也延續到了今天，咱們都說“太陽從東方升起”，實際上嚴格按天文學的概念來表述的話，這句話是不準确的。同樣的道理，《陌上桑》中“日出東南偶”描寫太陽升起方位，并不見得就是真正的“東南”方位。

由于古人從來不會說太陽從南邊升起，因此“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中的“東南”是一個偏義複詞，更加偏于東邊這個方位。當然，這隻是指詞的性質，實際上做為詩歌這一藝術形式中的偏義複詞,，“東南”有其隐含意義。在這首詩中，“東”和“南”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并沒有偏指哪一個。

“東”、“南”連用，與詩歌自身的發展有關。中國的詩歌是從四言發展到五言的。五言詩的句式是在四言詩的基礎上每句增加一個字，節奏則由四言詩的/ 兩個節拍變成了三個節拍。不同節奏在詩中交錯運用，句式更富于變化，增強了句子的表現力。

在四言詩中，用“日出東方”便可以簡明表達太陽從東邊升起的意思。但将這四個字拓展成五個字，就要遵循一定的原則了。這四個字中，日、出、東三個字是句子的核心，那麼增加的一個字要麼出現在“東”的後面，構成二二一的形式；要麼出現在“日”的前面，構成 二一二的形式,。因此“東”和“南”的結合，符合漢語詞雙音化的要求——構成雙音詞的詞素在意義上相同或相反。

古代的人們最初對方位的理解是二維的。他們将東南合為一方，表示日出之地； 西北合為一方，表示日落之地。古人對方位的認識是基于太陽的，“東”是太陽升起的方位，“南”是太陽照射的方位，所以“東南”常常被古人作為一方。因此我們就能看到“日出東南偶”，也能看到“西北有高樓”這樣的句式，經常性地出現在詩歌中。

中國傳統文化中，方位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古代社會中房屋的朝向、坐席的安排、男女的尊卑等等， 都有方位上的種種講究。因此，古代的方位詞并不隻是單純地表示方位空間概念，而是往往與人們的思想觀念、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和審美情趣等息息相關。

由于“ 東”和“南”是給人們送來光明和溫暖的方位，都有光明、溫暖、新生的特點，因而人們對東方、南方懷有敬意和好感；西和北是給人們帶來黑暗和寒冷的方位，都有陰暗、寒冷、死亡的特點，因而人們對西方、北方心存傷感。方位也因此被賦予了中國人細膩的思想感情。

《陌上桑》并非是一首愛情的贊歌。羅敷正值青春年少，“ 有女懷春， 吉士誘之”，而男女相戲是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一個重要内容。這首詩的偉大之處在于它不僅運用詞語本身的各種意義來抒情狀物，還藝術地驅使詞語以構成意象和意境，在讀者頭腦中喚起種種想象和聯想，激起各種感情的波瀾。因此“東南”也被藝術化了，賦予它們以詩的情趣，使其帶上複雜的意味和詩人主觀的色彩。

“東南西北”在古代詩歌中，不僅僅起着指示方位的作用，還經常具有言外之意。辛棄疾 的“西北望長安, 可憐無數山”中的‘西北“，不僅是實指西北而望， 而且暗含眷戀、懷念之意；蘇轼”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中的”西北“更不是實指。因為我們知道，天狼星并不位于西北方向，而在東南方向，因此蘇轼這句”西北望“并不指的是方位，而是表達自己胸中的豪情。

在中國文化中，與“東”、“南”相對應的五行是木與火，對應的顔色是青和紅。“青”在古代是愛情關系中男性角色的隐喻，因此《詩經》便有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

青色不僅标志着生機茂暢、令人歡娛的大好春光，而且可以代指男女愛情中的男性。《陌上桑》前有“青絲為籠繩，桂枝為籠鈎”，後有“青絲系馬尾，黃金絡馬頭”，以“青”字相呼應，巧妙暗示出了詩中女主人公心中有自己的夫婿存在，故而不為太守所動。

在《孔雀東南飛》中，”青“字運用得更多。這并不是劉蘭芝對“青”這種顔色本身情有獨鐘，更為重要的是，它是男主人公焦仲卿的隐喻，是劉蘭芝和焦仲卿間愛情的象征，是劉、焦兩人韌若“蒲葦”般愛情決心的表達和強調。

說完了”五行“，咱們再來說說”五味“。中國文化裡，五味是與五行相對的，也就是說，代表東方的是“酸”，代表南方的是“苦”。

《詩經》中，用“東南”這一意象，抒發愛情婚姻等苦悶哀怨之情的詩篇有很多。如”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迩，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這裡“東”的隐喻，代表的就是“酸”的意象。意中人就在近旁，但可望而不可及，這位小夥子心裡的酸苦，不言而喻。

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表面上在說詩人離開污穢的官場、歸隐田園後于東籬采菊中得到了内心的悠閑。實際上，它通過“東”、“南”兩意象向讀者提供了“酸”、“苦”兩個味覺感受，從而巧妙地表達了詩人因理想與現實矛盾沖突而帶來的巨大精神壓抑和心靈痛苦。

方位詞語有着深層次的文化意蘊，在中國古代詩歌創作中具有普遍性，《陌上桑》便是很好的例子。正因為如此，”日出東南偶“中的”東南“并不是方位的實指，所以讀者也沒有必要去考證為什麼人們會看到太陽從東南升起，而不是西北升起這樣的常識。

以《詩經》、《樂府》為代表的中國古典詩歌，其主流在表現方式上都強調情景交融、因意立象，含蓄意會的作品亦常因之被視為上乘之作。《陌上桑》的藝術感染力之一，就是作者巧妙地運用了這種傳統文化積澱和審美意識，用方位詞“東南”引出愛情的藝術意象，是一種藝術化了的意象，使作品産生了巨大的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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