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和貴族的精神氣質有什麼不同?文/桓大司馬昨天轉了一篇談貴族的文章，是其他平台寫的，文章在一些關鍵地方确實沒說太清楚，導緻一些用戶頗有異議，今天大司馬就專門寫篇文章談談貴族有什麼意見都歡迎讨論，就是不要罵人，留言罵人是不會顯示出來的，還會被拉黑，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土豪和貴族的精神氣質有什麼不同?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土豪和貴族的精神氣質有什麼不同

文/桓大司馬

昨天轉了一篇談貴族的文章，是其他平台寫的，文章在一些關鍵地方确實沒說太清楚，導緻一些用戶頗有異議，今天大司馬就專門寫篇文章談談貴族。有什麼意見都歡迎讨論，就是不要罵人，留言罵人是不會顯示出來的，還會被拉黑。

貴族是怎麼來的

上古時代的絕大部分氏族，其内部成員都是比較平等的。不過曆史并不是線性發展的，也不排除個别氏族非常不平等，比如西伯利亞地區在近萬年前就有過非常豪華的陪葬墓，兩個小孩的貝殼、珍珠類陪葬物需要整個氏族的人工作數年才能備齊，極其奢華，與其他人陪葬品差距極大，但這種隻是個别特例，不具備代表性，所以本文不做詳細讨論。

大部分氏族内部會有分工。史前人類的生活離不開宗教，從某種程度上說其生活的目的就是宗教效果，為了死後永生、上天，活着時遭些罪也無妨。所以我們會看見大量的薩滿巫師為了氏族的死後福祉，以各種自虐、自殘的手段來提升全部族的宗教力量。

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大量嗑藥、吸煙，或者瘋狂舞蹈到精疲力盡來促使自己形成幻覺，得到上天的啟示；用魚骨或尖刺捅穿自己的舌頭或者陰莖，再用繩子穿過去，通過貫通體内世界來促進天地相通，這在秘魯查文文化的石刻裡很流行；碰到宗教難題時，用自己的生命為全氏族獻祭來消災免禍……等等等等。

查文文化的薩滿巫師也是蠻拼的

你可以認為他們愚昧，但不能否認他們高尚。

這些薩滿巫師一般因為天賦異禀，才被部衆推舉出來溝通天地，而一旦就任薩滿以後，遭受的肉體痛苦是難以勝計的，所以自然被部族崇敬。這是貴族的第一個來源。

關于薩滿的詳情可以點擊閱讀“文史宴博物館”第一期：

通天徹地——世界薩滿文化展

另外就是人類是熱衷于自相殘殺的動物，尤其是人口對環境的壓力增大以後，各氏族之間的仇殺更多，于是能夠帶領本部族取勝的人也就是軍事首領，自然也會得到大家尊崇。此時的軍事首領跟日後那種喝兵血的庸将不同，必然要身先士卒，出力最多，受傷也最多，被人尊敬是理所應當的。

世界大部分地區，史前部落都是薩滿巫師兼任軍事首領，但也有兩者分開的，那其實是例外，但就是這種例外開啟了人類的文明，也維持了人類文明的輝煌。

這兩者一個是史前就商貿極其發達的美索不達米亞也就是兩河流域，兩河城邦的巫師對部落管控不力，最後被商人奪權，商人成為國王後想自我封神也被巫師抵制，于是出現了權力兩分的格局。另一個就是馴化了馬的印歐遊牧民，因為遊牧生活比較分散，薩滿巫師集合大家搞宗教活動比較困難，久而久之宗教精神自然就相對淡薄，促進了人類的第一次理性化。

這兩種例外疊加起來，就産生了古希臘文明。所以，例外很重要。大司馬的偶像張光直教授對此論述甚詳，這裡不贅述，推薦他的名著《中國青銅時代》。

史前時代，薩滿巫師和軍事首領這兩類人（大部分情況下是一類人）因為付出多，受人尊敬，普通部落成員因為付出少，沒他們受人尊敬（但也受到基本的尊重），各個人群權責對等，是很理想的情況。

當然，随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薩滿巫師和軍事首領占有的富足資源越來越多，能夠通過轉移支付和贖買的手段來擴大自身的權力，對人民的支配性增加。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比較大的權力也會造成比較大的腐敗，他們也會走向奢侈腐敗。

但是，有兩個因素制止了他們掉入無盡的深淵。一個是宗教傳統的制約，背棄宗教的貴族會被其他貴族群起而攻之；一個是貴族群體的制約，當然這也是前一個制約能夠實現的基礎。雖然貴族群體整體上會對其領民形成剝削和壓制，但是隻要沒有重大的外來因素介入，跟秦制相比一般都有其限度，因為一個貴族對領民不好，領民就會投奔其他貴族，所以貴族對領民的統治不會過于惡劣。

貴族政治的核心是“多頭”政治而非“一頭”政治。

國君與貴族互相制約是好事

在世界諸文明中，發展出民主制的希臘文明和發展出秦制的華夏文明是兩端的異類，大部分史前部落進入文明時代都是自然而然的進入貴族制且長久維持下去。

在貴族制的社會，國君不過是貴族的首領，國君與貴族的關系相當于史前大巫師與普通巫師的關系，就像孟子說的“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國君與貴族是同一種物質，并不天然高于貴族。

這種國君與貴族互相制約的社會，是除去希臘羅馬的制度之外，尚可保底的社會。

因為貴族都很有權勢，會制衡國君胡來，貴族之間也互相制約，會維持一個不太低的底線，而國君也會通過跟平民聯手打擊貴族，來從貴族身上奪取權利，周期性地倒逼貴族讓利于民。國君、貴族、平民的不斷博弈，會形成一種有底線的動态平衡，其政體的核心是“多頭”機制，沒有一個絕對的支配一切的權威。

不過，如果有重大外部因素介入，平衡就會打破。

重大外部因素有兩種主要的體現形式，一種是被外族征服，外族對原有的貴族-領民共同體進行大肆破壞，導緻社會原子化，外族的統治機構對原來貴族的領民毫無溫情，窮兇極惡，外族君主權力大幅加強，被征服地區的社會原子化，人民毫無自我組織的能力，隻能被壓榨、虐待；另一種是征服外族，國君和貴族在征服過程中獲得海量外族奴隸之類的資源，不必再依賴原來的領民，造成領民待遇下降，國君尤其有可能通過外部資源來打倒貴族，進行強勢集權，比如伊斯蘭君主愛用的奴隸部隊“馬穆魯克”。

伊斯蘭君主用馬穆魯克來集權經常把自己玩殘

他們是多麼想要商鞅、韓非這樣的爐鼎啊

無論哪種形式，都會促進外族的或者本族的君主集權，向秦制的方向發展。偉大的伊斯蘭天才史學家伊本·赫勒敦早已洞悉“外來因素促進集權”的奧秘，像中東和東歐這種被多次征服的地區，每一次征服都加劇了其秦化，但是再怎麼秦化，比秦皇漢武的一步到位還是有明顯距離。

也有一種比較少見的形式，就是雖未被外族征服，但是政治漏洞被外部因素利用，導緻體制崩壞。比如波蘭王國的貴族權力很大，國王是擺設，完全沒有統攝作用，國家功能喪失，最後連帶文明衰敗。但這種情況非常少見，所以這裡不會重點讨論，大部分時候是國君依賴職務優勢，将多頭政治向一頭政治的方向拉。

不過，我剛才說的“外部因素”的這幾種作用僅限于貴族制國家，在希臘羅馬制度和秦制下效果很不相同，比如秦制實在沒辦法比它更壞，所以有時外族入侵（不是所有的）還會促進政治優化，而希臘羅馬制度及近代歐洲因為民權強大，政出一門反而是利好，但這需要另外詳論，還請注意。

多頭化削弱之後，國君就會想辦法割裂貴族與其領民的關系，比如路易十四就建凡爾賽宮把貴族集中起來養廢，不讓其履行在家鄉的統治職能和軍事職能，導緻貴族腐化、人民費拉，國君作惡方便，國君、貴族、平民博弈的動态平衡無法維持。而英國都铎王朝雖然也強勢集權，但沒有割裂貴族和領民、社區的關系，而是用議院來讓貴族代表其領民和社區發言，所以比法國健康得多。

貴族跟貴族不一樣

說到這裡，大家應該可以察覺，貴族也不是隻有一種。大司馬會把貴族分出三個檔次，三個檔次的貴族很不一樣，第一檔的貴族以積極因素為主，第三檔的貴族以消極因素為主。當然，三個檔次貴族的共同點是通過血緣向後輩傳遞其地位（雖然在血緣範圍内也會有選拔因素），這是與通過各種選拔方式上位的官僚最大的不同。

第一檔的貴族，是有獨立領地的貴族，而且獨立領地不會被随意剝奪，其代表是歐洲中世紀的貴族、中國春秋時代的貴族、波斯帝國和阿拉伯帝國治下的封臣。這種貴族的領地最先雖然受封于國君，但要不就是跟國君有親緣或部屬的密切關系，要不就是自身發展到比較壯大，國君無法輕易剝奪其領地。

這種貴族，與領民之間有超越許多代的牢固關系，對領地進行長遠經營，為自己和領民對抗異族和國君的侵害，即所謂“執幹戈以衛社稷”，雖然領民要給他納貢，但是他們也會對領民的生老病死進行全包，上陣也要依靠領民輔助，如果過于虐待領民是不敢帶他們上陣的。

這種貴族權責對等，有擔當，貴族即便不兼職宗教職務，無法代言宗教傳統，但也會在貴族内部形成自身的傳統，比如歐洲的騎士文化，日本武家的禅宗文化等，其文化一般會具有超越現實世界的理念，這種理念會導出與職責類似的擔當，會嚴謹的遵守禮儀，會有很強的規則意識。

第二檔的貴族，有的有獨立領地但不那麼牢固，很容易被國君剝奪，比如沙皇俄國的服務貴族、奧斯曼土耳其的西帕希；有的雖然沒有名正言順的領地，但在本鄉本土有人力物力，而且還有共同的文化傳統，比如中國六朝的士族。

這種貴族因為實力不夠，很容易被國君馴化和扭曲，與官僚不再有本質上的區别，但是其文化傳統反映出古早時代貴族的擔當，而大部分國君也不能公然反對本國的文化傳統，所以對國君的肆虐仍有一定的抵禦作用，也能庇護一些逃離國家暴政的平民，其國家的政治體制即使是官僚制，也能體現出一些貴族風尚，不至于過于惡劣，就像中國的唐宋時代那樣。

第三檔的貴族，既沒有獨立領地，沒有對屬民的義務，也沒有共同的文化傳統，純粹就是垃圾生垃圾，廢物造廢物，相當于十幾代暴發戶毫無提升，其代表是明朝的藩王。

朱元璋原本還給他們安排了統治當地、拱衛帝室的職責，雖然第一代藩王因為朱元璋的言傳身教普遍壞出了境界，但傳承幾代之後興許能具有一定貴族風範，不過朱棣篡位成功後剝奪衆藩王的治權，實現國營養豬，令朱家藩王成為隻有權力沒有義務的爛人，除了禍國殃民一無是處。

明朝藩王雖然世襲，但并沒有什麼貴族精神

我們說的“貴族精神”，主要是指第一檔的貴族的精神，第二檔的貴族也沾邊，跟第三檔的貴族沒有關系。所以，要反對“貴族精神”之前，請先了解這個詞的具體含義。

貴族的對立面是流氓而非平民

貴族精神的對立面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平民是受這兩者交替影響的。在文明發展，氏族變城邦，城邦變帝國的過程中，會有一些氏族首領或者小邦君主身死國滅，其氏族成員也沒有被新的領主吸收，成為了沒有組織的、原子化的遊民，如果還有點知識，則是遊士。

這種人，沒有共同體的收納，在險惡的社會裡單打獨鬥，一切全靠自己，也不必顧忌自己之外的任何人的利益，所以他們參與競争時極其兇惡，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一切傳統、道德都可以打倒，實質就是流氓。

國君一般都喜歡用這樣的遊士來打擊貴族，如果遊士夠有水平，可以在不拉攏平民的情況下幹倒貴族，那就連貴族和平民一起幹，商鞅、韓非、李斯之流就是這類人的翹楚，可以稱之為邪惡天才。

與共同體社會在規則之内的競争相比，他們的競争是無規則競争，或者通俗點說叫做“拼下限、鬥猥瑣”。流氓的社會是真正的叢林社會，也就是霍布斯說的“自然狀态”，他們防備自己之外的所有人，人與人的交往會付出比共同體社會多得多的成本，其他人隻有把自己降低到跟流氓一個道德水準，才能不在競争中吃虧。

貴族精神和流氓精神，并不是貴族階層和無産者的專利，生活優裕的貴族中間也有少數很流氓的，比如朱家的藩王；貧窮的勞動人民也有少量充滿貴族精神的，比如乞讨辦學的義丐武訓。但是無恒産者無恒心，兩種精神還是會跟身家有一定相關，就現代社會的經驗來說，貴族精神向下可以大面積的覆蓋到中産，社會富裕的話中産以下也能夠部分覆蓋。

這兩種精神也廣泛存在于社會各方面。貴族既有纨绔子弟也有名門英才，流氓既有小混混也有邪惡天才，不是說有能力就不是流氓；貴族也有長得醜的，流氓也有長得帥的，也不是說長得帥就不是流氓；貴族也有缺乏吸引力的，流氓也有有魅力的，也不是說有魅力的就不是流氓，有能力、長得帥、有魅力的流氓明顯更可怕。

朱元璋就屬于能力極強、不世出的老流氓

在貴族精神和流氓精神的消長方面，一個社會也有兩種表現模式。一種是“流氓貴族化”，貴族傳統悠長的地區，貴族精神下移到平民和流氓身上，讓全民都擁有貴族精神，彬彬有禮，遵守規則，能夠自我管理；另一種是“貴族流氓化”，國君利用流氓打倒了貴族的地區，傳統受損，共同體不再，連貴族都變成高級遊士，大家一起變流氓，無規則競争，社會各階層内部和各階層之間廣泛互害，孰優孰劣毋庸多言。

說了這麼多，你還敵視“貴族精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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